“我在灵里被天使带到旷野，看见一个妇人，骑着朱红色的兽，这兽布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角。”
“那妇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佩戴着金子、宝石和珍珠的装饰，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的物，和她淫乱的污秽。”
“因为各国都喝她淫乱烈怒的酒醉了；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世上的商人因她奢华挥霍就发了财。”
“我又见那女人喝醉了神的子民的血。那些殉道的人的血”
——《圣经启示录》
第一节 谁也没有意识到的战争——贪战
国际实力的惊人逆转
江泽民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多所推行的完全是共产党意识形态里“反和平演变”那一套思路。然而，到了1991年的圣诞节，前苏联正式宣布解体，牵连自由世界与共产专制集团斗争近百年的两大世界集团与意识形态的缠斗终于决出胜负。代表自由、人权、民主和自由经济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西方自由世界取得的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两大阵营对垒的军事、政治方面的胜利，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道义等等全方位的大胜，自由世界鼎盛时期可以说就在此时，并且大有全球化之势。
与之相对的，由于“六四”屠杀已经失去执政合法性的中共此时又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苏联正式宣布解体之后不出一个月，邓小平即展开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搏──南巡，正是中共及其代表人物企图自救的表现，同时，中共官员普遍表现的末世心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共产专制集团最后溃败的心理冲击。
如前所述，作为中共实际执政者的江泽民，不但没有如邓小平那样试图使中共自救，反而通过腐败性制度来建立个人权力，为其家族与势力集团谋取巨额利益，并残害忠良，彻底断送了中共自救的任何机会，并将整个中国社会带入了万劫不复的道德崩溃的危险深渊。
邓小平，或者是江泽民，或者是中共内部形形色色的人物，或出于其自救，或处于其自私，虽行为各异，但是他们对于1991年底世界巨变的解读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作为执政集团也好，其代表的意识形态也好，在全球是绝对劣势和孤立的。其时，国际观察家们对中共有过种种推测，正如没有人预测到共产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倒塌一样，也绝对没有人预测到二十年后自由世界与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对峙的惊人逆转。
神秘的历史，它在做什么样的安排呢？通过这些人们不能想像的事件，它要昭示人类什么道理？在那样大起大落，翻手云覆手雨的嬗变中，仅仅留下这个不大不小，不死不活的中共，它在考验人类什么？
江泽民对人类根本价值的侵蚀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
接下来的二十年，即江泽民及其帮派影响中国政坛的二十余年，却正是中共的国际影响急剧上升的二十年。这种影响在全球已然引起了全方位的担忧，国际上呼吁中共政权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声音正是这种担忧的概括体现。更令人担忧的是，迄今为止，自由世界里居然仍没有人深入去探讨这样的历史现象──一个没落共产集团残余势力的代表，是如何使即使面对像希特勒、斯大林这样强大的军事集团的威胁都不落下风的自由世界，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从鼎盛时期堕落到要不断向中共妥协让步的境地。这样一段实力对峙的惊人逆转，放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将是触目惊心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不但不被认识，反而是中共的所谓崛起在自由世界竟被人羡慕甚至要模仿。江泽民和中共对自由世界根本价值的侵蚀已经在远远超过了希特勒与斯大林所不敢想像的程度。
其实，江泽民在国际上的作为与他在中国的作为毫无二致，那就是利用人的贪婪。从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江泽民在中国采用的手法是放手腐败，以权益去收买中共官员。在国际上，江泽民采用的手法是以权益去收买国际社会对其绥靖。中共的国际政策简单到了赤裸的程度──你如果批评我的人权或其他政策，我就和别人做生意。
可是，这就造成了一种“恐惧”，怕将赚钱机会失去给别人的自由世界普遍感到的恐惧。中共远没有希特勒、斯大林那样的军事实力，不过，中共利用人的贪婪所造成的这样一种恐惧，却远比希特勒的坦克和斯大林的核武器造成恐惧更难以抵御。为了不错过中共在经济利益上所让之利，自由世界就在政治利益向中共让利，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过去二十年自由世界与中共打交道的最本质的本质，这就是双方对峙惊人逆转的根本原因。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一种国际政治，其出现本身就是道德缺失的表现。西方自由世界至今还以为是经济问题导致了它的下滑，而没有认识到价值的被侵蚀才是根本原因。
贪战在不知不觉中开始
以出让经济利益为实质的中共外交政策实始于6.4后中共失去执政合法性、国际上极端孤立之时。为了换得国际上一点儿可怜的认可，中共可以给以极大利益。那时的情形是，即便中共可以赤裸裸的让利，刚刚取得全球道义胜利的自由世界对此诱惑在头几年还是有道义压力因而鄙而远之的。“六四”后老布什总统派Brent Scowcroft密访中国曾引起轩然大波。面对中共的让利，头几年西方也还踌躇不前。因此，六四后头几年得到中共优惠者主要还是华裔的中小投资者，特别是台商。
然而，中共利益的诱惑最终蚕食、战胜了自由世界对道义的坚守。为了表面的道义，自由世界二十年来先后造出过多种不同的理由来接受中共的让利，诸如：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了，就会有中产阶级，人们就会要求权利，就会导致民主；帮助中国公司和国际接轨，帮助中国建立法制等。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些理由没有一条是真的，只有接受中共的经济让利并对中共给予政治上的让利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以至于当克林顿国务卿三年多前访问中国时，居然公开宣称人权问题不应该妨碍美国与中共在“更重要”问题上的合作。
至此，世界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了。当今世界，哪一个要竞选的政治家敢不将经济问题放在第一位？哪一种普世的价值还能改变这个现状？哪一种人类的精神还能比搞好经济更吸引选民？当那种生怕与中共做不了生意的恐惧深入膏肓时，自由世界还是自由的吗？当经济、赚钱已经成为人类活动压倒一切的中心时，人类的历史是不是已经快走到了终结？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人类将靠什么精神延续或开创新的历史？
第二节 经济输血
中共和外国大财团相互利用
中共的“改革开放”，改革了什么世人从来都弄不清楚，只知道政治上，法制上，经济政策上，人权状态上，总之社会的方方面面，问题太多，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积重难返。而且今天世人都懂得了，希望中共政权通过它自己号称的“改革开放”走向通常意义上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人权标准的社会，无疑于白日做梦。但是中共“开放”倒是很明显的，就是展开血盆大口，千方百计吸引外资进入，用几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的积累资金和技术，高速的催肥中共社会主义的势力。
中共的“改革开放”，一直是以经济上的发展来掩盖并帮助度过政治上的不断危机。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面临国际制裁，但是，过了不久，西方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开始恢复。特别是邓小平的92南巡讲话之后，引发了又一波外商投资潮。在90年代前几年，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及贸易伙伴，国会还必须每年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是否继续批准当年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样至少让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感到一些压力。中共通过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极力游说美国政界，使得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在中国人权最差时期的克林顿政府任内脱钩。江泽民在1999年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国际社会就已基本上发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声音，更采取不了什么行动了，因为与中共的经济利益捆绑关系已经主导了西方的对华政策。
世界上最后一个堡垒不战自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疲软，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向中国的人权提出国际制裁性质的质疑。中国在2001年被批准加入WTO，海外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加。外界的经济输血让中共制造出了一个急功近利不计工本的经济繁荣。这个“繁荣”，既给了中共迫害人权的财力，又给了中共用来搪塞外界、愚弄自己百姓的借口。于是，中共对国家资源的掠夺和浪费、对人权的迫害就变得愈发肆无忌惮了。
下面是中国商务部的外资投资数据，可以看出外资给中共国的经济输血情况。从1979-1989十年间年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不足600亿，到了2010年，累计总额已高达12，500多亿。中国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居世界前列，已连续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的位置。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期。
*2001年起由于统计口径调整，中国不再公布对外借款数据，转而采用国际标准的外债统计口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另行公布。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的“国别数据”
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经济增长的非正常因素
中国早该富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中国曾经是富有的，在没有共产党之前。中国人以自己的勤劳勇敢致富，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发展国家和个人的财富，几千年的历史这样走过来。近六十年被中共隔断了历史的缘脉，游离于世界正常的轨道，中国人变穷了，变苦了，这是中共造成的灾难。
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经济学家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大市场，只要它向谁开放，这个国家就富了。”。
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大资本家集团们有意带给中共政权的大量资本，撑持起了中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先进技术和加工制造的机会提供给中共，首当其冲的为中共政权获得了昙花一现的时机，这是“经济输血”的直接结果。被中共整得穷怕了，条件再苦再累也愿意工作，而且工作长久、稳定的庞大廉价劳动力，光农民工有2个多亿，对特别是需要技术工人稳定的外国投资者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中国没有独立的工会、农会的“低人权优势”，资源、环境能够不受约束的被过度开发与污染。再加上由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维持的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等等，各种因缘际会凑到一起，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变化。
这几个因素又是互相依赖的。中共把执政合法性押宝在经济发展上，需要西方的资金和经济输血，为了吸引外资，中共人为地制造极度的“低人权优势”，使外商避免了“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许多外商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分到一块他们想像中的未来中国市场，不遗余力的游说本国政府不要干预中共的人权迫害，把投资和人权脱钩，推销“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络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可以说，中共和很多外商一起，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牺牲了中国人民的长远福祉，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现状。同时也牺牲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伤了他们的国本，造成了本土经济不景气的低迷状况。
如果当年的跨国资本家集团们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会是完全两样的情形。因此，中共经济奇迹并不是什么奇迹，只是跨国集团挪动世界资源，在此时此地堆砌出来的一个临时爆发户罢了。任何时候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和地点上榨取的利益和资源不能够继续满足跨国集团的硕大胃口了，那就是跨国集团放弃和抛下中共，不顾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损害中国，并损害其他追风的外国小公司利益的时候。
正因为经济输血是这样性质的运作，外国财团不负责任何中国人民的损失；中共政府不需要对财源的使用真正负起责任，所以中国枉有如此大笔的财富这么多年，党富民穷，党进民退，有钱赚了，生活指数仍然排名世界之末，贫富分化，民生不保，对中共不信任的危机在民心，内需当然拉动不起来，正常经济发展的因素被中共执政道德的败坏腐化破坏了。倒是道德越腐败的官员越发财，国际资源变成党国资本，进而变成私人财富，甚至最终转到海外私人户头名下。恶性的资金循环在这样的资金链上异样的周转。
经济输血让中共获得了经济数目上的增长，但中国经济呈现的是畸形的发展，因为政治制度不提倡自由竞争，法律制度不保护公平交易，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并没有让西方普遍分享到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相反，西方公司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依赖低人权优势制造的廉价产品却冲击了全世界，造成其它国家的大量失业，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正面临制造业空心化、产业链断裂的危机。失却了制造能力的国家，正在逐渐丧失创新能力，伤了国本，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后果。
急红了眼的招商引资
中共需要外国的经济输血。中共对海外经济输血的依赖，从“招商引资”的火热程度，特别是一些常遭到媒体批评的雷人标语可窥见一斑。“谁破坏招商引资，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损害企业利益是罪人”，“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谁与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人民过不去”。山西长治市为优化招商环境，出台若干新规定。如，“凡是外地车辆进入长治市发生违章，只纠错，不罚款”，外地客商到长治投资，由于当地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等因素造成亏损，一律由当地政府包赔。【1】【2】
CLUBMED（世界著名渡假村）高层考察广西北海湄州岛，CLUBMED创始人的儿子光着脚穿着大短裤顶着烈日快步走在沙滩上，当地政府官员打着伞跟着后面。官员们很希望这个世界著名的渡假酒店能选中他们的地方。老外们看完整个岛提出了十条意见，其中涉及到岛上的一个村子。官员们不假思索地说：“没问题，我们让这个村子搬家，统统搬走。”老外惊得张大了嘴：“你说什么？你要是搬走村子，我们就不来了！”【2】
2006年底，台湾《工商时报》发表了一篇“赴中国投资，就有超国民待遇”的文章，报导称，沿海地区因为大量吸收外来投资，带动地区发展，让其他一些地区眼红。位于河南西北部，属于焦作市管辖的沁阳市近年连发三个红头文件，规定只要依法注册、投资五千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或年纳税五百万元以上投资者，就可享有“夜总会免查房，开车违规不罚款”，并发给荣誉市民证的“超国民待遇”。
只要被沁阳政府赋予“荣誉市民证”，或持有“特别通行证”的投资者或企业负责人，可专享十二项特殊法律豁免待遇。这十二项优惠待遇包括：持证人在宾馆、酒店和娱乐场所消费，出示“荣誉市民证”后，可不受公安机关检查；除涉及刑事案件外，执法部门不准对持证人进行人身、车辆、住宿检查；持证人车辆挂放“外地客商车辆通行证”，除特大交通事故外，不扣证不罚款；子女入学自由择校、医院看病半价、风景区免收门票、配偶可免费参观地方组织的大型文艺体育活动等。【3】
2008年以前，在企业所得税政策上，中国对外资企业已经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外资所得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是33%。除税率差别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为推动招商引资制造政绩，往往对外资企业有相当多的税、费优惠和抵扣政策，并且有土地、信贷方面的种种倾斜。制定的优惠政策一个比一个“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推出免除土地使用费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上，对于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如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两免三减半”的政策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五免五减半”，即前5年免所得税，接下来的5年减半征收。
跨国公司在哪里都是香饽饽，各地政府的竞争自然很激烈。在地方政府手中最方便、最有利的王牌就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让甚至白送土地。有一个故事，说某跨国公司拟去大陆某城市投资，向当地提出了极其严苛的附加条件，那代价是当地政府要当掉子孙后代几代人的幸福。不过，政府还是答应了，只是国家的土地政策那一关怎么想办法也过不了，因为近年来政府制定了最低土地出让指导价。如何既招来金凤凰，又规避风险，政府们想到的一招是“瞒天过海”，把合同签署日期改为土地出让指导价政策出台的两年前。
印度虽然近年建了不少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但远没达到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程度，从世界零售巨头家乐福的不同遭遇中就可以看出中印在对待外资方面的区别。多年来，家乐福一直谋求进入印度市场，但至今未能成功，因为印度一直未对外资放开零售领域。而在中国，家乐福1995年就进入市场，并迅速开遍大江南北。虽然多次涉嫌违规开店，但仍然非常受许多地方政府欢迎。路透社最近引用一名中国专家的话报导说，家乐福开到哪儿，哪儿的民营流通企业就会倒一大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地方政府的青睐，这其实令本地的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的竞争。
对于政府官员来说，GDP就是政绩，就是升迁的资本，招商引资是最容易出成绩，而且为吸引外资可以交换的隐形资源很多。至于牺牲了多少国家利益，毁坏了多少环境那是多少年之后才算得清楚的帐，现在谁也不用负责。
疯了的“中国热”
中国十三亿人潜在的巨大市场，对戴着“有$$眼镜”西方商人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中国热”日益升温。IBM主席开始憧憬“每100名，或每1,000名，甚至每10,000名中国人拥有一台IBM电脑”，可口可乐算计著中国只要每人买一瓶可乐，一夜之间可口可乐就发大财了。
网络通信巨头思科视中国政府严密的互联网审查计划为自己绝好的商机，思科的高科技正好帮助中共建立在美国都无法实施的全民控制网络系统，使公司可以与这个专制政府多做，做大生意。思科一份泄漏出来的内部文件称，中国“网络长城”是出售路由器的大好商机。这份九十页的文件是思科工程人员与中国相关人员仔细研究出来的内部报告，协助中共政府把地方、省级及国家级的公共安全网络架构升级。该文件在档案中被置放于“思科机遇”栏目之中，文件提供了一些建议，包括如何为中国审查系统提供服务，即所谓“金盾工程”，即为西方所熟知的中共国家版的网络封锁王牌系统（Great Firewall）。【4】思科的先进技术成果把中共的控制系统提高提前了几十年，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压迫工具体制。对无数法轮功学员和全体普通中国民众的高强度全天候监控一步落到实处。
华尔街卖力的在“中国热”中推波助澜。在投资中国最热闹的那些年，任何一家有规模的大公司如果没有进入中国，没有参与瓜分中国巨大市场的一杯羹的话，不光是错过，简直就是罪过。
西方媒体也不敢落后，从美国《时代》（Time）周刊的大篇幅封面报导，到《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中国世纪”；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中国挑战”到《经济学家》连篇累牍的“中国深度报导”；媒体提及“中国”的频率不下于提及“白宫”。德文的《明镜》周刊，老早就按捺不住地把上海吹捧为“未来之城”。
《纽约时报》在2005年曾以中文标题的形式刊出《世界之都，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一文。作者纪思道曾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常驻中国，这篇文章就是作者从开封现场发出的评论。作者指出，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开封，千年来世界中心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现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重回中国。他提醒美国人，中国正在复兴，在未来十几年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切不可认为天下无忧。纪思道为了吸引读者，对标题不加翻译，只是通过文章告诉读者他要说的意思，这也是纽约时报首次让大部分读者不能完整理解一篇文章的标题。纪思道写道，在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黄河边上的开封，“我们如果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光景尤其如此。如果美国人没有听说过开封，那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也许未来美国人都应该学习汉语，就像上述汉语标题所写的那样‘辉煌如过眼烟云’。”【5】
为中共游说的特殊人群
外商在各国政府间展开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游说，他们独出心裁的策略是，与中国接轨，西方的自由民主也会进入中国，改变中国。
摩托罗拉公司1987年进入中国，是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2002年摩托罗拉公布在华战略，号称到2006年，摩托罗拉在华年产值将达到100亿美元；在华累计投入总额达到100亿美元；在未来5年内，累计从中国采购100亿美元的零配件和服务。摩托罗拉曾积极游说美国给以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PNTR），当时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加尔文在2000年5月25日美众议院以237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了这一法案时，说：“今天的投票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美国竞争力的重要步骤。简单地说，向中国出口更多的产品，对美国公司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对美国工人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称，PNTR将排除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障碍，为美国公司创造新的商业机会，美国出口额将得到增长，增加美国人就业机会。【６】
不幸的是，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长，不是美国出口更多产品到中国，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而是恰恰相反，中国制造倾销全球，美国在大量的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人失去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以至于奥巴马上任之后，把制造业回流当作振兴就业的重要措施。《纽约时报》报导，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问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询问，为什么苹果公司前一年销售的七千万部iPhone、三千万部iPad几乎都是在海外（主要是中国）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乔布斯回答，“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回不来的原因除了中国工人工资低廉以外，乔布斯所指的还因为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稳定的技工队伍，而美国在产业空心化之后，短期内很难恢复这样规模的技工人群。【７】
2008年6月30日的《纽约客》（New Yorker）在“商业世界”栏目有一篇长文，“横财广进”（The Brass Ring），写的是有关世界赌王、澳门威尼斯人酒店老板兼大股东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的事，其中提到阿德尔森与中共官员打交道，帮助中共游说，中共则让阿德尔森拿到金沙集团在澳门办赌场执照的经历。政商关系本来是非常隐蔽的，不易为外人知悉。不过，这次全因一位名为孙志达（Richard Suen）的香港商人2004年把阿德尔森告上法庭，才把这一桩内幕揭发出来。孙志达说，金沙得以开办，全靠他带阿德尔森打通北京政府关系，他说，阿德尔森承诺给他的报酬，五百万美元及金沙的2%利润没有到位，所以他在拉斯维加斯状告阿德尔森。结果，孙志达的证词把这段关系曝光了。
2001年7月，北京正争取2008年奥运主办权，孙志达和阿德尔森与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主席比尔•韦德纳（Bill Weidner）到北京，看到满城都是北京争办奥运的旗帜。经孙志达安排，他们会见了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当时美国众议院正准备讨论一项决议，是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汤姆•兰托斯起草的，内容是以北京政府不良的人权记录有违奥运精神为由反对北京申奥。阿德尔森承认，他即时打电话给共和党的党鞭汤姆•迪莱（Tom DeLay），当时迪莱说，他自己也支持该决议，但是，他会跟其他议员再讨论一下立法议程。三小时后，迪莱打电话回来：“你够走运了，……你告诉你们的市长放心好了，该决议不会被讨论了。”韦德纳也即时通知金沙集团在华盛顿的说客，告诉驻美中国领事，阿德尔森和金沙集团参与了阻止该决议。【8】
中共不仅重金雇佣外国政要、机构、公司、财团等为其利益游说各国政府，更有甚者，选择性的给外国政、商界主要人物提供个人的或集团的商业机会，给学术界人物提供讯息，资金和接触中国的条件，把他们卷入利益的循环圈中，成为“中国崛起”的真正受惠者，使他们为中共国担任积极说客、主动推手。这些人中不乏很有分量的名字，如，基辛格、亨利.鲍尔森、卡特、比尔.克林顿……甚至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趋势，由各国政府首领带头，争先恐后潮水般的涌入中共国，占得经济利益的先机，作为当朝者的政治建树，以及下野后的个人商机。
高层“经济掮客”群
2012年4月，法国的法广报导了德国下野政要充当经济掮客的实例。“德国高级政治家在执政时都收入有限，以示清廉。退出政坛后，有的人放手大赚，收入远远高于从政时的工资。政治家如此致富，这在德国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下野后一般做企业咨询顾问，或出国发表演说。前国防部长夏平、前总理施罗德、前最后一任总理德梅齐埃等现在都频频访问中国，为德国企业在中国铺路。他们具体做些什么，每次劳务费有多少，这些他们当然都不愿意透露。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中国做完一桩事，能拿到1万到5万欧元。
“现年64岁的夏平曾是社民党要员……1991年到1994年间，夏平作为莱法州州长，多次以东道主身份接待来访特里尔的中国代表团。2001年，夏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国防部长。2002年，夏平因与情人戏水丑闻被迫下台。下台后，夏平转入经济界，主打中国咨询业务，路子反而越走越宽。他成立了‘夏平策略咨询交流有限公司’，为德国想进军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想进入德国的企业牵线搭桥。中国对德国的环保和绿色能源技术很感兴趣，德国相关企业也很想到中国去赚一笔，夏平于是就在幕后为他们找关系户，以便他们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夏平的咨询公司有20多个工作人员。夏平本人每年都要多次前往中国活动。
“社民党籍前总理施罗德执政时走的是亲善中国的路线，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是‘老朋友’……由于施罗德做过的官比夏平的大，所以他也更受中国人的欢迎。67岁的施罗德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业务，每年都会前往中国三、四次，或去发表演讲，或悄悄地给人牵线搭桥，帮人攻关走快道。
“在中德政经两界斡旋的还有不少人。比如前德国总统魏茨格、前西门子总裁皮埃尔、前经济部长格罗斯等。格罗斯坦率地表示，这类咨询活动对经济界确有帮助。由于中国地大物博，门户众多，这些下了岗的德国能人因此继续神通广大，他们在中国有开不完的门，搭不完的桥。”【9】
2011年9月7日新华网刊载香港镜报的报导《基辛格的重庆印象》，“自1971年开始，基辛格博士先后70次来到中国，其中50次是官方访问，20次是私人访问。此次来重庆，也是他第三次来重庆。”基辛格在访问期间感慨道，“重庆完全超出我的想像。重庆的今天得益于领导人的伟大的想像力和重庆人民的艰苦努力。重庆的活力让我心动。”“自我40年前密访中国，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一个奇迹般变化的地方。”
“基辛格（中立者）十分欣赏革命歌曲。图为他到访重庆时参加‘中华红歌会’。”“当基辛格在薄熙来的陪同下，出现在重庆奥体中心的时候，全场10万群众一片欢呼。会场里高挂着‘红歌颂党、唱响中国’的巨幅标语。‘永远跟共产党走’的主题红歌大会。这是由国家文化部与重庆共同举办的‘中华红歌会’开幕式。”“在10万群众欢呼中，基辛格发表了即席演讲。他说，“我40年来，不停地来中国访问。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繁荣的伟大国家。我更为震惊地看到重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巨大进步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重庆的巨大变化已经充分展示了薄熙来书记的远见卓识。”接着，“薄熙来宣布红歌会开幕，全场演唱《跟着共产党走》。”“‘我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远见。我为重庆的活力所震撼。’基辛格说。”
“基辛格与在重庆建厂的美国企业的代表进行座谈，其中包括福特、惠普、微软、贝宝、Honeywell、e-Bay、通用、百事可乐等。美国企业在重庆有500多家，合同金额11亿美元，涉及电子、汽车、配件、房地产、法律服务等。去年重庆对美贸易11.1亿美元。”
“您给美国公司的建议是什么？”一个美国公司代表问基辛格。
“美国公司来重庆意义重大，”基辛格说。“我建议美国公司到中国西部去，”基辛格说。【10】
江泽民和中共能从政府的治国纲领上让国内一部分人被选择的先富起来，能用国家政权把选择性的打击腐败作为排斥异己或拉拢亲信的施政工具，他们怎么不能从政策上非常有选择性的让某些对他们一党专制的长治久安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大财团、高级政要成为中国发展的最早受惠获益人？
中共收买效果表现为经济上的收买——心理上收买——灵魂收买，这其中就有了被收买者主动接受的成分。当被中共的利益征服了道德的人们主动提供游说和其他服务时，灵魂的收买也就大功告成。事实上，主动投其所好，亲身实践中国特色的行贿受贿，外商和外国公司数量剧增。
第三节 “订单外交”的诱惑
从江泽民时期开始，中共在外交上使用最广泛的招数就是“订单外交”，又称“经贸外交”或“采购外交”。订单外交是通过大笔购买对像国商品，通过订单表现的经济上好处，使对像国政府采取对中共有利的政策；或与对像国的特定利益集团建立紧密联系，并借助其对本国政府进行游说，从而影响该政府的对华政策。
不讲原则的中非关系
江泽民和中共游走于各大洲之间，最先依赖的是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江泽民说，“非洲有五十三个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约占半数，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占了近三分之一。”【11】江泽民认为中国和非洲“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12】，“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政府援助”。【13】因此中国从来不向非洲国家提出任何原则要求，非洲因此也在重大问题上无原则的倒向中共。
“大多数国家都赞成和倾向于世界多极化，都不愿意看到世界由一国独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谋取私利。有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表示应该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当然，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目的不完全一样。第三，发展中国家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往往有一些所谓“民运”分子和“藏独”分子、“台独”分子出来干扰，实际上有些西方国家是眼睁眼闭，给我们施加压力。而在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这样的事情。那里的人民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事实越来越充分地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繁荣和安全，仅仅靠与发达国家合作是不行的，还要靠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南南合作。十分注意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这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大战略。”【14】
对于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共的经济诱惑往往是通过经济援助来实现的。江泽民向非洲国家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政府援助”。【15】这一政策在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
和中国相反，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往往是附有一定条件的，如减少腐败、改善民主、走向市场经济、等等，促使被援助国能够在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有所改进。而中国的援助是无附加条件的，对促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市场化进程无助益，但对这些国家的道德败坏现象起到鼓励和有意纵容的作用。正因为无附加条件，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受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
中国随之操纵这些国家搅乱国际事务。从1999年到2002年中共操纵了这样的第三世界盟友，成功地阻断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对中国人权恶化状态提起的议案，后来干脆用这些国家的票数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致于美国不再有发言权。出于对中国订单的考虑，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愿意象美国那样，坚持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几年中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没有通过任何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从2002年之后，连这样的议案都没有一个国家提起。中共的订单外交换取了各国政府道德的下滑。
从欧洲打开西方缺口
如何对待西方，江泽民也有一套方法，他说，“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明显优于其他国家，是当今世界超强的一极。美国正在加紧实施其全球战略，鼓吹‘新干涉主义’，推行新的‘炮舰政策’，到处干预别国内政，甚至采用武力。然而，美国国内矛盾重重，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对美国的牵制也在增强，它想独霸世界也力不从心……西方国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盟一体化进程近年来有了实质性进展，与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和政治、经济利益上是有矛盾的。日本在政治、外交、军事上仰美国鼻息，但在经济贸易方面与美国积怨颇多。俄罗斯经济上有求于西方，但在北约东扩、核裁军等问题上与美国、西欧矛盾很深……。国际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中国日益强大，竭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搞垮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图谋是不会改变的。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16】
分离美国和欧洲在中共的棋盘上至关重要。从欧洲打开西方联盟的缺口，是江泽民和中共外交的战略。西方在冷战后想要有多极力量的鹊起，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自由的理念，道德和信仰的结集是不能分离的。分散开去的结果是各自力量的削弱，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也是在道德上，立国精神上，对普世价值的坚守上，对上帝保佑人类的信仰上的滑落。这不仅给西方自由世界带来灾难，同时给中共留下了分离进入的蚁穴。中共一直以来的“统战”手法得到国际舞台的延用，有拉有打，又拉又打，利用他人之间的矛盾，扩大间隙，分化瓦解，钻营中共的势力。
中共选择了法国和德国作为其攻陷欧洲的最早突破口。
“订单外交”——从法国和德国突破欧洲
面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江泽民知道其远非铁板一块。江一方面应对美国，另一方面大力改善和发展与欧洲强国的关系，发现、利用西方诸强自身的利益特点予以各个击破，分化瓦解西方对中国的联盟。
江泽民对外交工作的说法是：“在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我们既坚持原则，又坚持灵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17】2000年，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工作，必须抓住重点进行突破，同时要善于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纵横捭阖的斗争。要利用我国的市场优势，调动西方经济界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18】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江泽民和中共国外交战略一定要分离美国和欧洲，而在欧洲，江泽民和中共的突破首选是法国。
◎中法关系
提到法国，其首先是文化法国。法国对于欧洲诸国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近代欧洲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荷兰“海上马车伕”的辉煌，但那主要都是商业和军事方面的成就，文化方面尚难以望法兰西文化雄霸欧洲之项背：路易十四、拿破仑的对外征服将法语和法兰西礼仪越过莱茵河、乌拉尔山和阿尔卑斯地区，成为整个欧洲大陆贵族争相学习、效仿的对象。
冷战结束后，生活在美国独霸天下的世界，法国转而追求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极化，来展示其自身的国家意志。在文化上，法国努力维护其文化独立性，倡导“文化多样性”来抵制美国要求欧洲开放文化产品市场的要求和好莱坞的文化进入；在政治上，法国提倡世界多极化，努力提升欧洲和自己作为欧洲大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上，作为共产主义第一政权巴黎公社的所在地，法国的政经制度中有一定共产主义因素，如强调社会福利等。中国媒体甚至有“法国是西方的中国，中国是东方的法国”的提法。【19】法国的这些特点，使其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共应对美国的一个重要棋子。
正是基于其自身特点，法国政府不顾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于1964年1月率先同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直到进入７０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变，才逐渐实现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在“六四”以后，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并于1992年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飞机，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中共利用经济诱惑、法国本身政治上的需要、加上希拉克对中国的好感，想方设法使中法关系渐渐走出低谷。1993年中法之间开始秘密谈判。1994年1月，中法发表联合公报，法国承诺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1994年4月，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访华。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1997年5月，希拉克访华，与江泽民联合签署了《中法关于面向21世纪全面伙伴关系声明》，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
1998年，江泽民任命驻法国大使，对其要求“要把中法关系推上去”，“首脑外交”的中法元首互访对方故乡即是策划之一。1999年10月23日至24日，江泽民访问了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科雷兹。2000年11月21日到22日，希拉克总统回访江泽民故乡扬州。
既然法国重视文化，江泽民的干将投其所好，从法国的文化上打开缺口，也是避开敏感的国际政治运作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最佳进攻谋略。另一做法是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该活动一直受到江的关注。1999年和2000年江泽民和希拉克在互访时共同确定举办中法文化年。双方商定，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年；2004年秋季至2005年7月，法国在中国举办文化年。
“文化年”成为中共外交的武器之一。后来在其他国家主办国不少次，都是交易为主导的活动。尽管中共出口的不是中华文化，而是中共文化，因为打着“文化”的招牌，也是让人最不设防的。
到21世纪初，中国与法国的政治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主要是由于两国所拥有的许多共同的政治立场与合作，这除了表现在反对伊拉克战争、对朝核、伊核和黎巴嫩冲突等等问题上看法非常接近外，更重要的共同点是两国都心照不宣地反对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共国努力使自己崛起，希望在未来成为一个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力量；法国则希望通过加快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来创造另一股制衡力量。
中法文化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体育、影视、出版、旅游、饮食、时尚、文物等各个领域。中法的贸易额在2000年是71.6亿美元。“中法文化年”结束的2005年间窜升至200亿美元。中共用“订单外交”打开了法国之门，欧洲从此不再是自由理念的铜墙铁壁，从法国的道德蚁穴中，利益的诱惑逐渐腐蚀穿透了几千年建立的欧洲文明的基础。后来各国看到法国和德国得到的利益好处，争相和中共国建立订单关系，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已有3800多家法国企业在中国发展。双边贸易额从每年1亿美元提高到每天1亿多美元。截至2010年底，法在华投资项目4121个，合同外资168.6亿美元，实际投资107.5亿美元。而据法国国际投资署（AFII）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对法各类投资累计仅近15亿美元。2002年，著名的法国跨国集团阿尔卡特公司将其亚太总部和研发中心迁至中国。法国电力公司也将其亚太总部设在北京。
法国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中国用现汇引进技术较多的国家。中共在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和购买法国的空中客车上一直玩着外交花招，以经济贸易诱惑实施国际政治压力。2003年4月中方购买30架空客飞机。2006年中国购买了40架空客，总价值26亿欧元。2007年的前9个月，中国购买了28架空客，总值17.53亿欧元，中国依然是空客第一购买国。法国赚足了钱，美国的波音公司急得跳脚。
在希拉克担任总统期间，中法两国由原来的“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政治蜜月”中，双方都希望两国能步入“经济蜜月”。
中共扳倒法国的初衷是为了突破武器禁运的国际制裁。江泽民对法国的心血没有白费，法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上，不再坚守正义原则，转而支持中国的立场。如在199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法国不参加由美国带头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最后使这项议案以不予审议的形式被否决。又如在欧盟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法国积极为欧盟解除禁令而奔走呼号。但由于许多欧盟国家反对，禁令至今仍未能撤销。2003年，法国担任八国集团会议（G8）主席国，总统希拉克提出八国集团会议除了八国参加之外，还应该邀请一些新兴国家。希拉克讲完话之后，就派他的顾问找当年的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希望能邀请中共党魁出席。
但是中共国和西方的价值理念毕竟不同，矛盾也会时常发生。如2008年，巴黎市议会通过了所谓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的决议。新华网北京2009年5月7日电，“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7日表示，中方要求巴黎市方面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不要在涉藏问题上一错再错。”马朝旭说：“如果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所谓的‘荣誉市民’称号，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应该是中共国—作者注）的坚决反对。”【20】
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12月执意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暂停了和以法国为轮值国主席的欧盟举行峰会。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两国关系发生大转折，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公报》称，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稍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并宣布将向法国派遣一个贸易与投资代表团。
2010年11月05日新华网和人民网登载题为《法媒：对待中国需要小心翼翼》文章，部分原文摘录如下：
法国《解放报》11月3日文章原题：小心伺候中国大人（作者阿诺•沃勒兰），“随着胡锦涛前来法国访问，法国政界和经济界许多人士都将松一口气。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这些朋友都想忘却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的不愉快经历以及萨科齐在波兰与达赖喇嘛的握手，因为这些事情严重影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并干扰了贸易。
“亲华人士开辟所有可能对话的渠道。2009年4月，国民议会议长贝尔纳•阿夸耶携带萨科齐致胡锦涛的邀请信前往中国执行外交任务。半年后，经济、财政与就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达能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以及家乐福的总裁们陪同下，在北京度过了富有成效的3天。这位女部长也是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亲华超越了种种有偏见的倾向。德龙省社会党参议员让一贝松作为法国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摆出一副‘对华现实主义者’的姿态。这位亲北京人士表示：‘不要冒险忽视未来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他说：‘萨科齐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没有任何表态是有理由的。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和经济后果。’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温明登认为：‘在人权方面应停止急切的做法，他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用不着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是行不通的。’”【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