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残酷的对待知识分子，而消除党文化是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3月01日讯】我们的先觉先贤，节操高品，名垂千古，留给我们后人的历史光辉、壮志魂魄，千秋忠烈，明齐日月。近百年来却黯然失色，甚至被吞噬殆尽。这就是“党文化”侵蚀和毒害中国民众、特别是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恶果。走近历史的深处，那一幕一幕移动的惊心动魄、揪人灵魂的知识分子被揪斗、凌辱的画卷历历在目。可是，中国知分子自古就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和“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的人格光辉和铮铮铁骨。康德说过：知识分子是“自觉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们”。现代著名人权活动家，捷克前民选总统哈维尔说过：“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使人不安，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切知识分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所写的历史。"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跌落令人悲愤，可是它正是中共及其党魁毛泽东所施行的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的必然结果。
一、中共及党魁毛泽东的所谓理论、思想乃至其个性特征成为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党文化”的重要部分。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敌视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分子情结实际上成了二十世纪中国遭受重大灾难的根源之一。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当过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银元），而教授的月薪则达到200元一300元（银元），这使毛泽东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他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从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自视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毛泽东，一直将这段地位卑微的生活视为毕生的奇耻大辱。这种屈辱感逐渐转变成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妒忌心理和仇恨情绪，而不是超越那些知识分子以证明自己的志气与能力。加上毛泽东个性及品德中的缺陷，他专横霸道、凶恶奸邪、妒嫉贪婪、衣冠禽兽……这些恒古无人系于一身的个性特质，成就了他的罪恶人生。“五四”后他接受了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西方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的是独立思考，不愿盲从，继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关心国家命运，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好品头论足，不愿做驯服工具，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公民。这些特点正是有帝王思想的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一旦他称王称霸就要凌驾于知识分子之上，成为他们人生和精神的主宰。
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得逞后，毛泽东他的“霸气”肆无忌惮地表露于外。“杀儒”就一个接一个。（当时，毛泽东要王震担任文艺界整风小组组长。王震“再三陈词”，表示“负担不了这个任务”，毛泽东主意坚决：“就是要你担负这个工作，要你这个文化不高的人同文化人打交道。”著名的“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王实味就是被共产党杀死的。直到1982年才平反。可王实味的正式结论，至今未作。(注：原载戴晴：《毛泽东党天下野百合花》）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中国农民》和1926年3月号《中国青年》先后转载他曾经发表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奠定了他的阶级观和知识分子观。他把中国社会的阶级划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其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知识分子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他写道：“反动派知识阶级一一以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司员、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都是这一类……”毛泽东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观，延续到“延安运动”和1949年以后发展到登峰造极，泼及到小知识分子、高中生（反右运动时，武汉市汉阳区高中学生遭到血腥镇压即是）。1951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全会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工和高中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要求他们“忠诚老实交代清历史”。在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摧残下，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人人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无限上纲地痛斥自己。
“反右运动”和“文革”后，整肃和镇压知识分子达到一个新的残酷的高度，开始进一步以国家暴力机器、国家及其政权职能用来对付知识分子，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帽子。当今又变着花样扣以“颠覆国家政权”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帽子。
二、中共及共产党魁毛泽东竭尽造谣污蔑丑化之能事，谎言欺骗百姓，借以证明知识分子本性反动，打击和镇压合理合法。
毛泽东从政治上将中国知识分子判以死刑。他说知识分子“具有天生的反革命性”，还说，“知识分子天生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的附属”、“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毛泽东他否定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否定其聪明才智对现代文明的贡献。他说：“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甚至把知识分子排行在“下九流”之末，盗贼和娼妓之后，为“臭老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荒谬到极点，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这些判断却成了中共几十年对付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也造成了中国千千万万不幸的家庭！
中共执政时期，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有不同，运动本身的惨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是有一个基本特点是共同的。就是整人，往死里整。尤其是对待知识分子，五花八门的酷刑，手段多样地侮辱尊严、毁灭个性、玷污人格，叫你永远低着头活着，让你始终生存在一个恐怖的氛围中；关在一个偏僻的荒凉的“集中营"做苦力更是灭绝知识分子的手段（新疆“夹边沟”曾关押过30000多知识分子，多年后只剩下300人，内地早有逃出来的人撰写的揭露报道）。
在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里，出现一种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那就是知识分子（或其他阶层）“自杀”现象，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吧！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不足为奇。但是，中共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其阶层）的自杀，历史十分罕见。自杀人数惊人，自杀方式奇特怪异。一个时期（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出现、频频出现。实在是中共政权及其独裁的一大罪恶磬南山之竹，书恶难穷；决东海之波，诉恶不尽。六十多年真实的“自杀”人数千千万万无穷尽，本文仅举几笔：1949年至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他阶层）自杀人数惊人，包括作家、科学家、学者、教授、名导演、名演员、大学生等等，有学者研宄称：仅“镇反”和“三反五反”时期，除被处死刑外，有70万以上的人自杀。“文革时期”自杀人数尚无确切数字，仅湖南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1397人；文革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被关被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上海市在1968年至1969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自杀的就有10000多人，有学者研宄认为“文革”初期就有20多万人自杀。以下举几个典型例人物：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1966年）、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1966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1968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严红颜（1969年）、著名学者熊十力（1968年）、北大英语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哲学家、中共创始人之一、武汉大学校长李达（1966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1966年）、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1968年）、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世界冠军荣国团（1966年）、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姜永宁（自缢）、武汉大学教授杨瑞六（1966年）、还有翦伯赞、傅雷、老舍、储安平、邓拓、言惠珠、上官云珠（1968年跳楼）……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都是“重生轻死”的，在中国知识分子“自杀”如此之多之惨烈，只能说明中共统治集团及其党魁，视知识分子为敌人、如草芥。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祖国无法生存，没有活路。打击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大批自杀，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事业的发展滞后，造成了学术文化发展的断层，进而严重滞缓和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三、中国知识分子被封锁在社会的大黑牢笼中。
有学者研究，经过“反右派运动”，中共给30%的知识分子贴上“敌人标签”。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灾难，超过“焚书坑儒”千万倍，其后果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并直言的知识分子及其传统，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颠倒了是非善恶标准，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被政治威权打落尘埃，难以翻身。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成为斗争对象，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中共对知识分子更多的政治限制和人格歧视。一个时期，大学公开规定知识分子“五禁止”·“禁邮（禁止与海外港台通讯联系，亲戚朋友的来信，由“组织”审阅）”·“禁书”（封存一切外籍书刊和“封资修”书籍，包括原著、翻译书、参考书和资料汇编、索引）；“禁出境”（不允许出国探亲访友、上学、国外回来的亲戚不允许个人接待，由“组织安排”）；“禁言”（不允许介绍国外情况，不允许赞扬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成就……）·“禁友”（禁止与国外朋友来往，不许交外国朋友，不许接近外籍教师……）更为恶劣的是用“阶级论”、“出身论”牢牢套住知识分子的脖子。结果“阶级”、“出身”、“知识分子”三者是成为“党文化”最具想象力和想象空间的“杀手锏”。在中共布控的黑暗社会里，此三者成了“原罪”，成了洗不尽、刮不掉的“烙印”。
另一种具有“软暴力”特征的“政治学习”，也是“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你“关心国家大事”，要你“领会”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领会”“领袖”、“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检验你的“政治觉悟”，考验你的阶级立场是否“忠诚和坚定”。大事、小事你必须表态，体现你的觉悟水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心。稍有不慎，或被周围的“耳目"、“小人”汇报和告密或陷害，就要抓你的小辫子，打你的棍子，你的前途和命运必遭劫难！如果你相信了骗子的诱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上了大当，倒了大霉，轻者批判一通，“错误归档”，重者引来牢狱之灾，杀身之祸！
四、“党文化”置中国知识分子于死地的“硬武器”。
所谓“党文化”的“硬武器”，就是“户籍制度”、“档案制度”、“单位所有制”和“政审”。一本“户口簿”二两重，它不单反映你或你一家居住某地，（你也只能居于某地，很少能够搬迁的）；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人或一家子人的有无人生存在的权利，有了户口就有了口粮定量，就有了生活日用品的各种票证，如火柴票、煤油票、豆腐票、烧煤票……。户籍把你与街道和单位联系在一起。你的一切包括生孩子指标、上户口、入托、上学、参军、结婚、工作就业；单位的生活票证，如开水票、洗澡票、节日供应票、过冬大白菜储存、以及生病住院、死亡、追悼会、火化、骨灰安葬等等都由单位打理。一个社会生活有序的自然状态被人为的分解割裂，被户籍制度封锁牢牢的。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是中共统治的生死阀，让人们一切依赖中共，把人“卖给了党”、“卖给了单位”！！从而使所有的人产生一种“依附的价值观”，一切依赖“党、政府、组织、领敌府导”。不发粮票你得饿死！不发开水票你喝不成开水！不发洗澡票你十天半个月、一月两月洗不成澡！社会生活规律、经济规律、人际交往规律；一切应有的诚信、契约、条例、互利互信关系全作废。这些实质上的非人性政策、措施、规定，百姓稍有不甚，失却一项，就可能酿成大祸，那个时期，一位上海大学老教授，在学校膳食科领取了全家四口人的粮油票，被扒手偷光，老教授呼喊天地何用，找根绳子挂上吊死了！一家人活命粮票被偷怎么活！好在学校的好心人，这个二两（票）那个半斤（票）凑好了老教授三位亲人的活命粮！这类悲剧那个时代常有所闻！
对于知识分子“个人档案”更是捆绑的绳索，是“单位所有制”的利器，专业不对口，想调，“不成”；不满意“单位”，想换一换，“不行”；要求调到分离己十几二十年的丈夫（妻子）的居住工作地，“不放”；某人表现并不如单位领导的“意”，该放走吧，“不能便宜了那小子'！！至于说档案袋里装着什么，记录了什么，写了什么“组织鉴定”，至死都不可能让你知道！那是掌握你命运的“秘密武器”！
另一种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政审”了（政治审查）。审查一个人对“党和国家是否忠诚老实”，对其政策是否拥护；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表现”以及是否有“违法违纪”的记录。把人民的思想强制统一到执政者（官方）的价值观上来，审查一个人的历史，审查你的三代，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有无“杀、关、管”的，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和现行问题的；你是否划清了界线，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其实你划清界限，认识十分正确，你永远还是“入另册”之人、“内控”之人、“内外有别”之人），那年头，“外调”成风，凡火车上“出差”的，大半是“外调”的，百姓说一封检举信：“一封信八分邮票贴上边，你得出差一百天”！有的跑遍半个中国还没有调查清楚！
五、中国知识分子被“党文化”毒害后的困惑。
上述种种是“党文化”的物化状态。它使知识分子由独立人格特征的人生价值观蜕化为人生“依附价值观”，以至精神和意识的独立状态完全崩溃。必须依附一个无形的或有形的“图腾”。上述那些控制和限制摆脱不了，必须依附于“领导”、“组织”、“上级”、“政府”、“国家”和“党”。否则，就无法生存，反过来说，正是这种依附价值观，客观上使得中共党层层“领导”专横跋扈，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打击报复，草菅人命，无恶不作，无所顾忌。这种物化依赖，逐渐变成精神和意识的依附，知识分子就彻底“犬儒化”。“怕公仆”、“靠单位”、“不事思考”、“思维收敛”、“重物质”和“精神疲软”大行其道，这就是“党文化”的强大魔力。“怕公仆”是知识分子人格素质中最大的缺陷，而“不事思考”在精神世界范围是最危险的，贻害无穷的思维特征。“不事思考”的人，他的行为后果都可能是邪恶。如盲目依从权威和政治独断的人或意见。“不事思考”己成为一种较为安全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回避了思考可能带来的危险，思考若做到“真实”，那么当政者的许多规则、教条、口号等会被颠覆，思考者就犯了大忌。“不事思考”是今天邪恶的来源，是群众被操纵行恶的肇因。（最流行的是“我不关心政治”l)
“不事思考”使人的思维力被捆绑在“中央文件”、“中央电视台”、“领导指示、讲话、表态”上，没有头脑，没有主体意识。“不事思考”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产生“思维收敛”，就是“到此为止”不再想下去，例如一味趋同的思维方式，总是抽象地停留在“普遍性”上，不再认为事物的“特殊性”，回避认识事物的特殊性，看世界“一管之规”，写文章“千篇一律”，处理事件“非白即黑，非黑即白”，对任何事情相信“只有一个答案”。这些特征又带出一个严重的后果“重物质”。它让人碌碌无为，永窜伏于庸俗，精神贫乏之中。人活着只是为了食欲、贪婪、肉欲、性欲；毫无精神文化高尚的追求和付出，追求物质的高消费甚至挥霍无度。各级大小官员表现最烈。官员们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正属于这类“不事思考”的毒害。
“党文化”是百姓乃至于民族“精神疲软”，使人犹如剔除筋骨一样乏力，像被阉割过一样毫无激情；茫然不知所向，提不起生活兴趣，不能应付困难和挫折，不能统摄外界事物，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一句话：“混”！（“你毕业分配了”，“混呗！”“你搞得不错啊！”“还是混呗！”“混不出个人样来别回来见我！“……）全中国村村寨寨、大街小巷“打麻将”疯狂劲是“混”的典型，吉尼斯纪录！是一种懒于思考的“庸人哲学”，又是一种“不敢为天下先”的懦夫思想，还是一种“顺水推舟”的投机行为。民族之大难矣！
六、彻底抛弃和肃清“党文化”的深重影响，恢复中华神传文化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
中国人民曾经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这个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做幕地做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战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地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其实，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比如经过“成、住、坏、灭”的过程，中共残酷统治六十多年，对中华神传文化的玷污与破坏的确是惨重的，今天，中国人民找到破坏中华神传文化的根源，同时也找到了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文化的出路，那就是从精神上远离中共，快快“三退”。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外族侵入中原，推翻了汉王朝的统治，国家政权被颠倒，社会关系发生巨变，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入侵者却不仅没有征服被征服者，久而久之却被中华文化同化，适应了几千年来中华神传文化所创立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和顺应了根深蒂固的牢固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也几经繁茂，并放射出历史的光辉。那时，外族入侵者所代表它本族的文化，包括民族意识、社会习俗、民族心理，以及宗教、语言、服饰、饮食，方方面面都无法取代或薄弱中华文化；相反，具有神传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以及它丰富多彩、出神入画，深邃的内涵却被入侵者吸收，相补相溶从而推进了整个大中华文化圈的发展。但是，中共对传统神传文化的摧残，对百姓的镇压、对知识分子毁灭、与历史外族入侵中原不能同日而论，中共对中华文化的破坏摧残手段原始野蛮残酷，无所不用其极。本文作者己经叙述。
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己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在做，神在看。我们的先祖的道统是“信于神"，今天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坦坦荡荡地继承和发扬。中共所犯下的罪恶，早己是人神共愤，天地之所不容；顺乎天而应乎民，对这西来的邪恶，国人皆曰可杀！当然要清除危害了几代人的“党文化”，也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之事。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研究和分析它为何危害之深的原因，要正视中国百姓为何在二十世纪依然存在致命弱点，轻易就被“党文化”毒害，国民的劣根性为何这么难除，要从恢复人性的优秀素质抓起，从教育抓起（彻底清除中共对教育的一整套错误理论……）从优化社会环境的正气纯风抓起，要在社会建立一个“信于神”的全民信仰体系……总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中华神传文化数千年的积淀，先觉先贤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一定能够在我们手中恢复她的璀璨光辉，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一种修炼文化的传播为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开创了一片神圣的天地，一片世上从来未有过的净土。它让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天清江月白，天清远峰出，中国人己经感受到新的中国己经出现，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将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去担当清除“党文化”的历史责任，让中华神传文化更加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光辉永不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