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02月18日讯】人的脑细胞必需受到信号刺激才会增加分枝加强互连而更灵活；因此，我们对于幼儿应尽早实施教育。当然，这教育并不是强制灌输超出幼儿能够接受的程度的或不易使幼儿产生兴趣的内容。根据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播送优美柔曼的音乐是很好的办法。甚至有人主张孕妇常听音乐来实施胎教。在当今家用电器普及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不难做到的。第二步可行的办法是成年人尽可能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包括优化家庭条件暨利用社会公共文化教育设施，从学习语言和文字开始培养少年儿童的语言能力，以便通过学习不同科目的基础知识并辅以课外阅读来开阔眼界，增广思维必需凭借的素材。这样就能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初步创造力（例如以竹代马作玩具）的同时向今后贡献于社会的创造发明能力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在课内外作业与在考试中解答习题，以及写作，都是能够促进思维能力的。这方面条件的提供不仅关联于家长与教师的努力，而且受制于国家的教育方针。
以往中国大陆泛政治化的语文教育，少年人的作文课往往用为党和政府歌功颂德来命题，不良社会现实与题旨的矛盾使学生难以阐述，甚至被潜移默化地养成了说谎骗人的恶习。笔者的恩师陈冠球先生在不得不敷衍官方规定的政治化教学大纲的同时，不时穿插一些切近学生生活经验而不需说假话的作文题目，例如《我的爱好》，《我所尊敬的一个人》之类。他还适当介绍了审题，立意，起承转合等传统作文训练行之有效的内容，使学生大为获益。中国大陆1960年代初的升学高考作文题《说不怕鬼》的评分标准是看考生能否把在台湾坚持自由体制的国民政府，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中共诬之为“反动”）国家，以及已经开展批判斯大林极权暴政（中共称这一批判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赫鲁晓夫领导的前苏联政府比作恶鬼，厉鬼，狡诈魔鬼而加以痛斥。另一年的考题《雨后》便较有伸缩性。陈老师参与了这两次升学考试作文卷子的阅卷评分，他发现《说不怕鬼》的佳作极少，而《雨后》的佳作数量便增加了许多。
由于大陆当局照搬前苏联巩固政权的经验，把大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军事工业，而对教育的投资甚少，大多数非重点的中小学的图书馆藏书都不多，甚至没有图书馆，在偏远郊县尤其如此。前苏联也曾有过类似情况，但采用了一个补救办法就是把大型旅游轿车改装成流动图书馆，定期送书下乡供民众借阅。所以，前苏联的农家子弟考上大学的比例便高于中国大陆。中共仿照了苏俄许多统治方法，却没有学习以上举例的流动图书馆这一做法，并非当局不知道苏俄的经验，而是毛泽东权力集团不愿把资材像那样使用，同样是专制体制，毛泽东体制更是等而下之。正因为教育状况的差别，中俄两国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改革中，俄罗斯民众关心政治的所作所为，以及当局的变革措施，都远超过中国大陆，尽管往昔专制的遗毒至今尚未肃清。
除了文化教育条件外，儿童的大脑发育还取决于营养条件。在当今中国大陆含毒食品充斥，和民众并非普遍富裕，以及缺乏饮食科学知识的状况下，不良饮食内容与习惯也不利于脑的保健，从而损害了以思维能力为基础的创造发明能力。
中华民族在古代起源时并吞了几十个少数民族，因此中国人的基因丰富符合优生原理。试看中国人如果处在在与其他民族相同或类似的社会条件下，成就多半超过其他民族的人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我们更领悟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企图走早在上一世纪已被实践证明是杯水车薪的纯学术救国道路是行不通的，躲避自己在政治层面应有的社会责任是不明智和自私的。因此，我们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教育问题便必须涉及政治因素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关于儿童智力发展向创造发明能力转化这一论题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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