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牙剧照(豆瓣)
【看中国2015年12月08日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希腊电影《狗牙》的开场白,说的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而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围了起来,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幸福安全。他们还说,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外界的信息,孩子们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
在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在这“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上面只能坐着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沙发,神奇被定义成平淡,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大洋国的字典编辑兴奋地宣告,新话是世界上惟一词汇量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
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
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
《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像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概念,但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
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
《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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