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曾被许多歌迷所喜爱。（网络图片）
当你聆听邓丽君唱红的“何日君再来”可能难以想像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背后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也许你对这首歌只觉得老气，但是大家都该了解有些歌曲或是文学作品曾经在时代变革中受到大的冤枉与委屈。我们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立场自由的空间里是值得珍惜的事情。
这首歌诞生于民国26年中日战争前夕，之后辗转被日本政府、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禁唱。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名作曲家刘雪庵因为写了这首歌一生受尽屈辱，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狠狠地批斗并关进牛棚进行10年劳改，命运十分悲惨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日本NHK最近制作一部名为《一首歌的故事》的纪录片把一些重要歌曲的相关背景故事介绍给广大听众，“何日君再来”也被选入其中。为此NHK记者还专程飞往海峡两岸三地慎重其事地访问有关人士试图解开这首在东亚地区流传了六十余载的歌曲的神秘面纱。
说到“何日君再来”必先提到创作此曲的刘雪庵。刘雪庵生于1905年，四川铜县人，早年在成都美专学习钢琴、小提琴、昆曲及作曲，刘雪庵写过许多叫好叫座、带有艺术气息的歌曲像是“追寻”、“飘零的落花”、“红豆词”、“长城谣”等。话说刘雪庵从上海音专毕业后有次应邀参加校内同学举办的联欢会，席间大家相约作曲留念，刘雪庵写了一首探戈舞曲就是日后的“何日君再来”。民国26年2月上海艺华电影公司筹拍一部由周璇主演的《三星伴月》，“何日君再来”是此片的插曲，女主角周璇在片中演唱此曲，音乐采用探戈节奏，速度虽然缓慢但流动感较强，再加上词曲优美很快就在街头巷尾流行起来。可以说“何日君再来”是首专为电影配乐写的歌曲，没有任何意图。
此“君”非彼“军”
“何日君再来”在中国各大城镇广为流传后碰上中日抗战开打，被日本人一手炮制为“中国人”的日本奸谍李香兰开始在大陆走红，她的电影和唱片受到许多中国人的欢迎。李香兰很喜欢“何日君再来”，除了用中文演唱外还译成日文。日文版的“何日君再来”流传到日本军营居然也受到热烈欢迎，人人争唱。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中、日版的“何日君再来”都遭到日本检查机关的禁唱令。日文版禁唱的理由是那种缠绵的靡靡之音会使日本军纪松懈；至于日本政府在中国占领区里封杀中文版的“何日君再来”主要是怀疑中国老百姓以这首歌期待国民军反攻，解救他们。到了抗战末期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日本军队知道自己要打败仗了，但又败得不甘心于是想了一个坏点子，竟在“何日君再来”上面打主意。日本人把“何日君再来”的“何”字改成“贺”，“君”改成“军”。这样一窜改“何日君再来”就变成了“贺日军再来”！
莫须有罪名
多年后也就是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刘雪庵被拉了出来说他写的音乐颓废、反动，特别是“何日君再来”被一些有心人借题发挥，红卫兵甚至逼刘雪庵承认这个“君”（军）指的就是“日本皇军”，是标准的大卖国贼行径。在这种指控下作曲家纵有再高的才华也难为自己辩解。红卫兵给刘雪庵扣上大汉奸的帽子后接着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与羞辱虐待。
刘雪庵的太太乔景云眼见先生快被活活打死了，于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护着先生。打红了眼的红卫兵于是回头殴打乔景云，又踢又踹直到她大量出血还不肯罢手。乔景云在那场批斗后不久即撒手西归，刘雪庵则被送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后来又被调回他任教的北京艺术学校继续进行劳改。他在学校里扫厕所、清垃圾，整天戴帽子低着头默默工作著，失掉一切人性的尊严；他不敢跟别人打招呼，别人也害怕地躲着他。直到中共的三中全会后刘雪庵才获得所谓的“平反”。1986年刘雪庵默默告别人世，他创作的那些经典歌曲在他死后仍不停地在人间传唱。
重见光明
由于抗战时蒋委员长的禁令未解，“何日君再来”在台湾也一直被列为禁歌，但由于时日久远，一般人都不知道禁唱的理由，当然也少有人演唱。民国55年香港邵氏公司不知道台湾有禁令，拍了一部与“何日君再来”同名的电影，影片中重新诠释此曲，居然侥幸过关没遭禁；甚至林黛的遗作《蓝与黑》将此曲纳入也未闻有关人员处理。民国68年歌曲的禁令逐渐松绑，邓丽君此时又将“何日君再来”重新整编，这首歌才得以重见光明；之后中国的经济开放这首歌又“反攻”回去在大陆各地广为流行。未料不久“何日君再来”又遭到中共禁唱，理由是此处的“君”乃暗指国民政府，意在挑动大陆人民期待国民党来解救他们！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一首看似简单的流行歌曲竟然被冤枉牵连扯出这么多风波，也可见政治挂帅的可怕了。邓丽君版的“何日君再来”，省略了二、三两段因为原曲太长歌词不容易记，有些也不知所云，如第二段的“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又说“逍遥时中有，春宵飘吾栽”意指为何令人瞠目以对。邓丽君改的正是时候，唱起来轻松又没有负担，因此广受欢迎。一首好曲子终于得以传唱不辍，有了令人欣慰的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