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被强制引产后的冯建梅和身边死去的女婴。(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11月13日讯】2012年6月2日，因未能按时缴上曾家镇计生部门开出的4万元“押金”，怀孕7个半月的冯建梅被蒙着脑袋带至医院强制引产，一条小生命就此夭折，冯建梅甚至能感受到婴儿死前长达4个小时的腹中挣扎。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冯建梅说，“如果早几年放开（二胎），那个孩子已经3岁多了。”
11月5日，陆媒网易《大国小民》报导了被强制引产的陕西孕妇冯建梅的故事。三年前，她和死胎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轰动世界。被引产的后遗症致使冯建梅两年多无法受孕，“被计生人员按在床上打针”的噩梦常把她惊醒。政府当初的承诺并未兑现，村民对冯建梅“把事情闹大”的不解，让夫妻二人感到无奈。
今年9月1日，小女儿邓思仪在平利县医院出生。“我感觉那个孩子又回来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冯建梅望着脚下的水泥地板，面带着微笑。从2013年和丈夫邓吉元计划“再要一个孩子”，到2014年11月最终怀孕，中间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因强制引产带来的后遗症，冯建梅一度无法正常受孕，这也让她在那段时间性情有些暴躁。
冯建梅朋友圈中发布的小女儿邓思仪照片，配文“我家二女儿”。（网络图片）
而一直陪伴她的丈夫，33岁的邓吉元，如今仍在距离妻子住处约50公里外的老家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鱼坪村工作。因懂得发电的技术，邓吉元被聘为一家私人水电站的站长，月薪5000元。“也就是勉强能够养家”，邓吉元说。这位性格温顺的普通男子，曾因不满政府处理强制引产事件的拖沓态度“一度想杀人”，摆脱层层监控连夜逃往北京“要说法”，后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归；也曾因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被骂“卖国贼”，但也拒绝了美国大使馆给予的10万美元资助。
“4万，一分不能少！”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鱼坪村，由于地处“高寒山区”，按照陕西省计生条例规定，镇坪县农村家庭可以要两个孩子，前提是夫妻双方必须是农村户口；镇坪县政府在具体执行时加上了两胎之间间隔满4年的限制。
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鱼坪村，大多时候极为安静。（网络图片）
冯建梅2011年11月再次怀孕时，大女儿邓欣雨已满5岁，唯一的隐患在于她内蒙古的户口尚未迁至鱼坪村。冯建梅被计生干部盯上了，而且“撞上了枪口”。
在引产前十几天，急于摘掉计生“黄牌”的曾家镇政府找到邓吉元提醒其补办准生证，要求邓吉元先交3万元“押金”，这中间由于冯建梅出逃一次，镇上将“押金”提高到4万元。“4万一分不能少，还是你们大意了”。当年曾将“要钱”短信发给邓家的曾家镇计生干事袁芳拒绝再谈此事。
袁芳所称的“押金”即是社会抚养费。这项更名于2002年的行政性收费充满争议，多年来征收总额、用途及流向一直不曾公开。唯一可查的官方数据是在2012年，24省份公布该年征收总额超过200亿元。有学者估计，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不低于1.5万亿元。而因缴不起罚款引起的强制引产甚至自杀的悲剧普遍发生在中华大地，又何止冯建梅一家。
补办准生证需要时日，凑够4万元对于当时的邓家来说也不轻松。2012年5月30日，因为盖新房欠下8万外债的邓吉元赴内蒙古矿上打工，准备两年内还清债务。其走后约3小时，曾家镇十五六名计生人员便找上门来，倔强的冯建梅在历经70多个小时的“逃生”之后，被人用黑色衣服蒙着脑袋抬上车送往镇坪县医院。
被强迫按手印后，6月2日15时40分，冯建梅被强行注射引产针，计生人员将其眼睛捂住。随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冯建梅经常被上述一幕构成的噩梦惊醒。“当时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身边。”
拿着四处借来的1.8万元现金从内蒙古赶赴医院的邓吉元，已晚来一步。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自责，“如果当时我在又会怎样？”，即便在，孩子也保不住。“当时我大姐和我爸都在，还不是一样。”
6月4日凌晨3点多，5斤8两重的女婴出生，浑身乌青，已然离去。6月13日，冯建梅的户口证明从内蒙古通过快递寄回了曾家镇，但已无意义。
邓吉元开始讨说法。6月11日，冯建梅强制引产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引起媒体高度关注。但政府的回复却迟迟不来，反而加强了对邓家的监控。愤怒的邓吉元接受了德国媒体采访，并于6月24日连夜逃往北京。
没有证据显示这篇报道有任何失实之处。但在此之后，镇坪县医院就出现了“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政府让各村村干部拿着横幅游行，但鱼坪村村干部没去。”邓吉元说。
冯建梅不知道的是，自从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以来，像她这样被强制引产的妇女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3》显示，从1980年到2012年，共有妇女上环3.02亿次，实施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1.04亿次，人工引流产2.95亿例。绝大多数手术是在计生部门强制或变相强制下进行。
不兑现的承诺和不存在协议
死去的7个月大女婴被葬在邓吉元老家的后山上，没有墓碑没有坟头，但邓吉元清楚地记得位置。女婴由邓吉元大姐从医院带回，邓吉元父亲安葬。3年多来，只有邓吉元在2013年清明节时去过，“只是去看看”。
6月26日，安康市终于通报调查结果，镇坪县副县长、县人口计生局局长等七人被处以记大过、撤职等处分。邓吉元随后获得一次性补助约7.2万元，“算上医疗费用一共这么多，没有外界说的几十万。”
2012年7月20日，冯建梅出院，摆脱了长达近50天的“软禁”生活，“老公走到哪都有十几个人跟着”。对于医院的生活，冯建梅用悲痛欲绝来形容，“大脑有时会突然空白。”
几天后，夫妻俩被带到镇坪宾馆与曾家镇政府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为了保险起见，邓吉元录了音。协议中除了上述7.2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还有以下规定：冯建梅由强制引产引起的后遗症治疗费用由镇政府承担；承诺给冯建梅买一份养老保险，等到上年纪了一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并承诺给邓吉元父母办低保。而对于邓吉元一家的要求是“任何人今后不得以同一事由提出异议”。
邓吉元称，协议签好之后，镇长邓杰说要拿到镇政府盖公章后再返还，但从此再无后音，协议中的承诺至今未兑现。邓吉元又指，自己曾找曾家镇镇长郑杰和镇坪县计生局局长朱英索要协议，郑杰的答复是“县上有领导不让给你”；朱英则并未当面拒绝，只是表示“到时再看吧”，便无下文。
镇长郑杰后来却直接否认有此协议。
强制引产事情后，鱼坪村每季度组织一次的育龄妇女所“三查”（查孕情、查环情、查病情）活动再没有叫过冯建梅。然而等到为小女儿邓思仪去镇坪县办准生证时，邓吉元被计生局告知无法领取1000元营养补助金，原因是冯建梅没做孕前检查，不符合领取条件。
“一千块钱倒是小事，这不是欺负人么？”，对于计生官员称找不到冯建梅的说法，邓吉元表现出愤怒。
“宫腔里有遗留”
对于冯建梅来说，走出强制引产后的阴霾，并不比接受引产本身来得容易。那段日子，冯建梅一直做噩梦，梦里“那些计生人员把我按床上打针，我怎么挣扎都没用。”冯建梅说，当时在黑龙江的母亲经常打电话安慰她，给了她莫大鼓励。
这一切，邓吉元看在眼里。“她没以前活泼了，平常也不怎么说话，会无缘无故暴怒，又突然安静下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让邓吉元很是担心。
2012年9月，在家中休养了不到两个月的冯建梅远赴江苏，原本在曾家镇上学的大女儿邓欣雨一同前往，并在江苏上了幼儿园。邓吉元的二姐邓艳在江苏生活多年，彼此也能照应。本来按计划处理完家中事情一同过去的邓吉元，因接了水电站的工作而搁浅。迫不得已，冯建梅2013年9月又回来了。
但她并未回鱼坪村，而是将家安置在了镇坪县的邻县平利县。当年将他抓走的数十名计生人员如今大多还在职，有时还回去鱼坪村，“不想看见他们，心里不舒服。”
为了解开心结，夫妻二人在2013年初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但与此同时，因强制引产引起的后遗症已经开始出现，“宫腔里有遗留”，冯建梅说。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冯建梅无法正常受孕，几家医院都建议她做试管婴儿。
2013年至2014年两年间，为了治病，两人奔赴西安、沈阳等地的多家大医院治疗，医疗费花了五六万元，7.2万元的赔偿也所剩无几。按照调解协议，邓吉元曾拿着看病单找到镇坪县计生局报销，告知冯建梅无法怀孕，但协议不被承认。“各种各样的压力，当时挺绝望。”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邓吉元偶然听说西安有个小诊所治疗不孕效果不错，抱着试试的心态和冯建梅一起过去。连续吃了4个月的药后，冯建梅终于在2014年11月成功受孕。
今年9月1日11点10分，小女儿邓思仪降生，一家人都松了口气。在怀孕之前，冯建梅的户口已从老家内蒙古迁到了鱼坪村。
邓吉元解释说，思是思念的意思，仪通忆，代表着回忆，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