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反右斗争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三，争论转向政治问题
流沙河的发言使我们闷在心里的恶气渲泄一空，一个星期天，茜子、邱原、遥攀、流沙河和我聚在人民公园茶馆里闲聊，茜子得意洋洋道：“沙河这回的发言击中了要害，打得他们昏头转向。李亚群像乱了阵脚，到散会时也没说一个字，李累也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听说李友欣准备找你交换意见。”邱原不乐观，有点忧忧忡忡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教条主义在党内存在多年，决不可能退却，我认为更大的凤暴还在后面。”遥攀总是阴沉沉的，对前景显得信心不足地说：“李亚群我不清楚，对李累我知道。别见他平时嘻哈哈，可他的报复心超过勾践，我看得提高警惕啊！”流沙河没有发言，一直像在想着心气。我咕噜噜吞下一口茶，说：“下一个挨批的可能是我了，不知他们会说些什么？”流沙河淡淡一笑说：“总不敢说你仇恨革命嘛！”邱原似乎有点未卜先知：“很难说，思想划线才不管你出身成分，纵是三代赤贫也可能打成反党分子哩！”
乍暖还寒，最难将息。似乎左派们退却了，我们胜利了，没想到二十天后《四川日报》突然在一版上以题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写信写稿给本报对流沙河的发言进行驳斥”发表文章说：“遂宁小东街43号店员工人税梅5月21日来信：人们都知道，批评自我批评是推动工作，增强团结的工具，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看。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流沙河等一些人把批评说成侵犯了人身自由，把批评者说得来似乎是犯法似的，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对批评这样特殊反感？我是一个读书很少的店员工人，我看到大小知识分子中，很多是爱国者，但也有些毛病很严重的人物，他们消极，牢骚，看不惯新社会，如流沙河就是一个，对他们进行一点批评有何不可？他们把批评者态度方式的一些缺点抓到后加以扩大，说别人不讲道理，究竟谁不讲道理？中国究竟谁领导？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墙拆了，把沟填起来搞成一家人？按照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来“改造”中国人民。有的人一定说我是共产党，我是一个不愿意把旧的枷锁套在身上的中国人，也许“草木篇”的流沙河会把我比喻成“藤”，我要说，时代不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流沙河在“草木篇”里提倡的思想是不利于人民的思想。硬骨头可以拿在美，蒋面前去，不要拿到工人农民面前来。也许还有人会说我同情官僚主义，为官僚主义作掩护，或者我就是官僚主义者的化身。老实说我要反对官僚主义，帮助党通过整风把那些害人的思想，搞得干干净净，使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
一封农民的来信写道：“编辑同志：前些日子，看见报上批评流沙河“草不篇”，说他仇恨新社会；最近又看见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过“宁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个自由的贫困儿”的气愤话，这是有来头的。说起流沙河有些人不晓得，说是余勋坦，那我们金堂老城的人，都晓得那个金堂城槐树街那个“吃人骨头钱”的兵役科长余营成就是他的老子。余勋坦在本乡人都称他是“九老少”。他家原是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余营成四兄弟分家，一人分二百三十多亩，余营成四川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上海等地“玩戏班子”，进赌场，以后从成都伪县长训练班出来就在广元，德阳，金堂等县当了多年的兵役科长。靠着“吃人骨头钱”，生活过得好派头。大老婆和三个子女居住在成都，他和小老婆（原是丫头，被强奸后收上房的）与六个子女住在一起，雇了四个人：一个伙房，一个老妈子，两个奶妈。子女都在上高中大学。他哪里来的钱呢？就是买卖壮丁，敲诈勒索，吃人骨头的钱。1945年，他回金堂来当了兵役科长后，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1946年，上面分配金堂县壮丁三千名，他就私自多派两百名，每名卖三十石，共贪污六百石。1946到1947两年的壮丁安家费，全部被他们吞没了，反而还去敲诈壮丁家属。他搞了钱交不出壮丁时就到处乱拉，拉的金堂路断人稀，独子罗货娃也被拉去了，逼死了罗的父亲，气死了罗的母亲，罗本人也死在国民党部队，一家人都死完了。被余营成搞得这样凄惨的，金堂又何止一家！余营成不但是青帮，袍哥的头子，民社党县党部政务委员会主任，解放前夕，还和王从周（已被镇压）等同谋组织“反共救国军”准备“誓死抵抗”。解放后，仍不向人民低头，还千方百计地剥削佃户，在减租退押前夕还强行收小妾，逼着佃户何先照给他推去两石菜籽，把耕牛卖了来给他钱。1949年的公粮到1951年还未交。应退押六千多斤大米，应赔罚五千多斤大米，他颗粒不退，经过了群众的控诉历数其残害人民，反抗解放军和国家法令的罪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依法把他镇压了。流沙河生长在这个官僚地主家庭里，娇生惯养，在学校和街坊上处处仗势欺人，“打三个擒五个”的，同街的都称他“九老少”，连那个帮他家二十多年的老妈子李王氏，也常常挨这位少爷的拳头。他过惯了这种剥削腐朽的生活，又有杀父之仇，当然对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要仇恨的。镇压了他父亲以后，我们到川西农民报把他找回来，动员家庭退押，他满口答应“保证退清，不欠农民一文”，哪晓得他挽了几个圈圈，订了一个骗人的计划就溜了，一文也未退出来。当时大家都很气愤，要去把他找回来，后来又想到他参加了革命，让他好好去工作吧！就原谅了他。叫他想想是谁把他养大的？不是他罪大恶极的父亲，而是我们金堂人民的血汗，他不该把我们当仇人！阳关大路他不走，那才坏得没底底呢！金堂县绣水乡马鞍农业社主任李元清，红旗农业社主任王栋成，绣川农业社社员毛正兴，红旗农业社社员何光照等十一人”。
这些所谓的工人、农民来信全是有组织的行为，只不过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编剧”和“导演”，自然是李亚群，李累之流，恐怕还要外加上金堂县当地一些党政官员。所以才会不仅查作者的历史，甚至查到人家的父亲身上去了。这在世界文学史上真是“史无前例”的“奇观”。只有在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档案里才会有这种怪事。而且找来的打手，都是些蹩脚的小丑演员，什么店员、农业社员，社主任，还来个十一人联署，以壮声威。不过这些人完全是与文学无关，与诗绝缘的门外汉，与这号人来谈诗，无异于对牛弹琴。这明显是有组织的行为，不过是由官员们叫御用文人写好了稿，最多念给他们听一下，便叫他（她）们签上名，抛出来成了打人的棍子。中共官僚就是这样胡搅蛮缠，横不讲理的来对待文学艺术，正如俗语说的是“佛头著粪，糟蹋圣贤”，也是共产党搞运动、整人的惯用手法。不难看出，中共四川省领导对《草木篇》的批判己转向政治，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学术争论，下一步肯定是追查历史，作出对人的处理了。果然“图穷匕见”，紧接着有人告知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市）委发了红头文件，决定对《草木篇》要组织更大的力量进行围剿，认为这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说白了，就是要抓右派、已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学术争论，下一步可能是追查历史，作出处理。一时间党棍、打手、喽啰以及那些一贯奴颜媚骨的文人和天生讨好上司的文痞，磨拳擦掌，勒袖张臂，操刀握笔杀上阵来。不几天全省所有报刊几乎都是声讨《草木篇》的文章，多如垃圾堆里的绿头苍蝇。
四，“伟人”亮出“反右”底牌
形势的逆转在一夜之间，6月8日中共机共报《人民日报》刊发了臭名昭著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时，大家惊呆了。流沙河经受不住前所未有的压力，感到不可明状的痛苦，实在难以过日子，我建议他去西安老诗人戈壁舟处避风。他接受我的建议星亱起程，于6月上旬乘火车去了西安，行前留给我一首小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逃死奔生去，焉敢料归期。”我也曾回过一首：“霜重压百卉，狂风吹雁行。霪雪不恤竹，刀剑岂怜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后人评，无语云天望，长安有故人”。
接着“反右斗争”正式登场，直到此时此刻，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去四川大学批判冯元春，还写文章批评“章罗联盟”，不久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秘书长张静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成都日报社，我作为第一个被揪右派，很快走上省市专门为我召开的近两千人的斗争大会，斗争大会上的一条“主要罪恶”就是支持流沙河的《草木篇》。
自此，全省不少单位、学校在划分“右派分子”标准时，均以《草木篇》作为杠杆：凡是支持《草木篇》的人，无论你是党员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黄毛未褪的十五岁少年，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尼姑还是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据有关方面粗略统计，为《草木篇》而沦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国不少于一万人。老天，一万人，一万条美丽的生命，一万个幸福的家庭，全被毛泽东的“阳谋”撕成粉碎，化为鸟有。自此中国进入了最黑暗、最野蛮、最荒唐的时代。在强大权力面前，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全国五十多万知识精英（其实远不止此数，至少不低于一百万人遭殃），真好似不堪一击，全成了“纸老虎”，纷纷举手投降，噬脐莫及，更有甚者，相互嘶咬，相互残杀，没有脊梁，没有骨头，不顾及任何脸面地向中共低头认罪，纵如此也沦为万劫不复的贱民。流沙河先生为了自保，不仅交出他和石天河与我写给他的信，还交出读者和年轻学生写给他的信，至少有百余信。另外，还写了近二万余字“我的交待”，主动坦白承认四川文艺界有两个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小集团”。（不知这些行为是“自觉”还是“被迫”？直到今日“诗人”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接着《人民日报》记者
姚丹，根据流沙河交出的信件和他的“我的交待”，才写出了长篇通讯报导：《在‘草木篇’的背后”，揭露“草木篇”事件真相》。姚大记者以惊人想像的笔墨写道：
“流沙河所写的“草木篇”虽然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们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天哲、《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星星”编辑）白航（党员、“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联干部）、储一天（团员、“草地”编辑）陈谦（即茜子、“草地”编辑）、遥攀（“草地”编辑）、白堤（“歌词创作”编辑）、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编辑）、徐航（即徐荣忠、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花”齐放哩！《草木篇》不过是其中一朵而已。
《星星》创刊于今年1月。早在创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划好了通过“星星”进行反党的阴谋。他们给“星星”规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线”，借以排斥进步诗人，要按照他们的反党意图，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机械配合政治”，从而企图大登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石天河又据此写了公然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稿约。在这种露骨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现了“草木篇”和另一首坏诗“吻”。
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他们又密谋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这一大群右派分子差不多都写了充满谩骂攻击的“反批评“文章，投到各报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写道：“虚假的王冠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又骂批评者是“妓院的老嫖客”。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们又打算秘密印刷，散发到全国。他们另一个恶毒的办法就是在“星星”上继续放毒。决定以后更要多发表反党的讽刺和宣扬颓废、哀愁的诗。流沙河扬言还要写“昆虫篇”，他叫嚣：“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这时候，他们唯一恐惧的是怕失去“星星”这块反党的地盘。所以大放谣言：“‘星星’受到围剿哪！”“天下未乱蜀先乱！”白航还和流沙河商量，向各地朋友写信，要他们在报刊上为“星星”和“草木篇”辩解、吹捧。
这一群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决不止于“星星“，也决不是从“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才开始的。
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特别嚣张。有的公开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石天河嚷出：“要杀人！”“要是我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杆来的！”又骂：“现在共产党员个个做官、人人娇妻美妾，有一天天下大乱，这些狐群狗党怎么应付得过去？”流沙河也叫喊：“现在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多好啊！”丘原（过去被开除出共青团）甚至诬蔑“毛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
除了这种露骨的攻击外，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在反教条主义的“义旗”下来攻击党。从中央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到省文联的负责人，从许多中国作家到苏联作家，以及所有批评过“草木篇”和他们的人，都一律被他们诬指为“教条主义者”，而一一加以攻击。
白航是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的忠实坐探。“星星”创刊出版后，省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将自己对“草木篇”的看法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对“吻”的意见告诉他，提醒这位“星星”的党员注意。他却将这一情况向石、流等人密报，还数次将党内情况歪曲地在石、流等人中散播，供给他们反党的材料。当石、流等的反党活动激起人们的愤怒，纷纷给以批驳时，白航却在会上说他们“工作努力”、“是为了搞好工作”。当流沙河威胁地叫嚣：“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时，白航向领导强硬提出：“再批评下去就不干了！”有人写了揭发石天河反动言行的材料，交他供党组织参考，他却私自扣下，一直不交出来。
在群众的正义反击下，反动气焰表面上是下降了。魁首石天河也退避到峨眉山去“埋头搞创作”去了。但这正如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果然，今年五月，在省文联召开整风座谈会期间，流沙河就出面为“星星”“草木篇”，为反党集团喊冤。把对“草木篇”的批评说成受到“围剿”，把对他们反动言行的批判说成受到“内外夹攻”。又含血喷人地说遭到“政治陷害”，“通信自由也被限制了”。丘原、储一天、晓枫等也在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指责四川文艺界中有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统治，而且根源于省委。
原来石天河在走前就布置说：现在可以沉默，时候到了再说。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捧谁？打击谁？何时参加或不参加座谈会等问题，事先流沙河、丘原、晓枫等都暗地商量好了。
这时候，一直躲在阴暗处的徐航，不断给流沙河写信。信上他自称：“未识石先生（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击。”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发言后，徐航大为高兴，给流沙河来信说：“他的反击已经知悉。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但他立即告诫流沙河：“如果你得步进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你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
已经深藏在峨眉山中的石天河，也在山上搭好了“司令台”。他一面写文章给文汇报，大喊“锦城春晚”；一面又纠集各地的右派分子给报纸写文章、给四川省文联座谈会写发言稿，进行谩骂攻击；同时还根据流沙河等人的#报指挥反党集团的活动。他见到丘原发言中未遵循他的“不要扯宽了”的指示而攻击了党外人士。即写信给流沙河说：“切忌只追求泄情，失去群众同情。”又指示：“应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揭露矛盾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里面，这样就可以使阻力少些。”同时他写来了万言书，要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宣读。
他的万言书是一个从党的根本原则、政策上加以攻击的反党纲领。流沙河看了不敢宣读。回信给石说：“你远在白云深处，太不了解凡区的气候……你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而石天河却认为流沙石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又来信说：“不能相信暴君的仁慈和恩典，只能相信斗争的力量。”他仍然要流沙河赶快放出那颗“氢弹”。
直到全国人民开始对右派言论进行驳斥时，石天河才认为大势不“好”，立即烧毁了一批信件，叫流沙市把万言书寄回，拟重新改写。他又指示流沙河等说：“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在这个反党集团的背后，站着两个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其中一个就是张默生（盟员、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提起张默生人们倒不是陌生的。二十几年前，他在济南中学当校长时，就打击过革命作家胡也频，逼他离开学校。以后又开除过进步学生。他是“厚黑学”教主李宗吾传记的作者，也为“武训画传”写过序言。解放后就成为民盟右派的得宠分子，罗隆基、费孝通来成都找他谈过话，潘大逵一到四川大学就首先要去他家拜访。
整风开始后，被石天河称为富有“正义感”的张默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一面在四川大学放火，说：“这次整风对毛主席等人都是一个考验。整不好，国际间一有风吹草动，共产党就完了。”一面又在文联的认谈会上，为流沙河、石天河大鸣不平。首先弹出“诗无达诂”的烂调，说诗不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注解，为“草木篇”作辩护。接着他就向党大兴问罪之师，恶意地质问：“为什么要刊载那么多阻塞文艺方针的文章（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为什么要把流沙河一连斗争几天？”“是要让百花齐放呢？还是让寸草不生？”“星星”诗刊是刚出土的幼芽，为什么领导上要给以无情的摧毁？”
另一个就是范琰（又名宣邦显，盟员、文汇报驻四川记者）。
整风刚开始，当流沙河、丘原等人根据事先约定，没有参加座谈会，还在一旁翘首望天，等待“气候好转”的时候，范琰前来拜访流沙河。写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流沙河谈‘草木篇’”。接着范琰又通过流沙河去找白航，而且向白航明白地提出访问他是要从他口中探听一些“内部消息”作为“内部参考”。他问白航：“批评草木篇是好作用多？坏作用多？”白答：“坏作用多，……没有看出草木篇有什么问题……”范接着说：“我看了草木篇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当人们开始追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时，范琰又和张默生、流沙河等勾结一起进行反扑。范琰对于李累揭穿流沙河诬蔑的“政治陷害”真象的发言，流沙河采取了拒不出席座谈会的新战术，除又作了歪曲报道外，并以此打电报给文汇报，诬指“草木篇座谈会流沙河不愿出席，故一边倒，李累发言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形成新的围攻。”到后来反党集团阴谋逐渐暴露，石天河、流沙河等人都感到“大势已去”，范琰却仍然在成都叫嚣，并威胁地说：“文联常苏民、李累等人不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要真干下去，就把材料端出来！”
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已经昭然若揭。流沙河、白航等已被迫作了一些检讨，但却很不彻底，尤其是石天河，仍未老老实实地很好交代。四川省文艺界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云云。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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