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就已经看穿“马列主义”实质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网络图片）
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陈寅恪大师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却为人低调、谦逊;虽潜心学问，却从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贯穿其一生。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过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 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然而，陈寅恪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后，以俄国人为师的中国共产党的可怕已然触手可及。愤懑之余，陈先生于1950年前后曲笔写了一首《经史》的诗来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危害的认识。诗中写道：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全诗大意就是：马列主义教条禁锢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知识份子竞相学习马列主义，其实是自投罗网，尽入统治者的彀中。可以说，《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之所以曲笔，自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击。
49年后，一些知识份子不堪压力，或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而更多的知识份子则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接受了效忠的对象是毛泽东。从此，人人言必称马列，著述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为荣。
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弟子汪篯到广州劝其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他告诉汪篯：“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 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对于中共“大人物”的邀请书信，陈先生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 (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那时的知识份子，乃至当今的知识份子有多少能如陈寅恪般睿智，能清醒地认清马列主义的真面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