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在我这一生中，让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是我的亡妻。
那是在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感情。
1966年年初，我二十八岁，戴着一顶大学就戴牢了的右派帽子，在一所偏远的农村中学教书。“文革”虽然还未正式发动，但阶级斗争的弦，已拉得紧紧的了。空气中弥漫着斗争的火药气味。作为一个已定性的阶级敌人，我已受到各方面的冲击，书是教不下去的了，正在监督劳动。正是在这处境艰难的时候，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她，我的已故的妻子。
她家就住在学校附近，贫农成份。人长得清清秀秀，很有神采。家里有老父、哥嫂、姐弟。她排行第七，和老父、弟弟在一起生活，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里里外外都告她。我们见了第一次面，双方都比较满意。介绍人要我暂时隐瞒一下自己的右派身份，我明知纸是包不住火的，可是第一次见面也没有挑明。谁知第二天她就知道了，跑到学校里来质问我：为什么不把右派身份告诉她，而且表示不愿意和我谈下去，因为她受到了生产队和周围群众的指责和嘲笑，说她不该和右派谈恋爱。家里除了大姐和老父支持外，其余的兄嫂和姐弟，表面上虽不置可否，内心里是不赞成的。她受到了太多的压力（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这也毫不为奇。）当她仔细倾听了我的述诉，知道我是个外乡人，老家还在江苏，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和姐妹，孤苦一个，在这异乡饱受凌辱时，她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决定和我继续保持来往。
当时我的行动已受到了限制，白天是无法出校门的，只有晚上偷偷地溜出来。又不敢走大路，怕生产队的人晓得。只得绕远路，从她家屋后的坟山经过，到她家去和她会面。有时俩人就坐在坟山中的草地上，谈谈心里话。经过半年多的接触和了解，她对我的同情之心进一步加深，转变成了对我的真挚的爱情。
没有多久，我被押送到县城里去，进得隔离审查。事情很突然，我几乎没有时间去通知她。只是那天清早，当我担着简单的行李，在专案人员的押送下，从她家门口经过时，相互望了几眼。不用多说，她已经知道我是被送往县城去了。有一天，当我正在关押地点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写交待材料时，看守人员跑来对我说，我妹妹来看我了。我感到十分奇怪，我一无兄弟，又无姐妹，从何来个妹妹来看我？到接待室一看，原来是她来了。她说天还未亮，她就从家里出发，走了五六十里山路赶到县城，问了无数地方，才找到我这里。她给我带来了一包花生、红薯片、炒黄豆，还有十几个熟鸡蛋。她要我注意身体、吃好睡好，不要担心，更不要胡思乱想。她的殷殷细语，连坐在一旁的看守人员都深受感动，事后对我说：我有一个好妹妹，又漂亮，又会体贴人。当天她急着要赶回去，我也无法留她住下来，我担心她到家前，可能要走一段黑路。后来我问她，果不其然。她说那天主了家还有十几里路，天就黑下来了。一个人走在山路上，真是怕死人。等到家时，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
我在城里关了一段时间，材料也写得差不多了，造反派又忙于夺权、打内战，无暇顾及到我，于是又把我押送回学校。那时已是腊月二十八、九，快过年了。除夕之夜，当我一个人，困坐房中，面对孤灯，愁肠百结时，她来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躲过了看守的眼睛的。她给我带来了甜酒、年粑、花生、红枣、炒米糕。她是担心我一个人过年太孤单了，跑来陪我、安慰我的。我的一颗破碎的心，受到多么深厚的爱抚呵！
我们决定结婚。按照当时的规定，去公社打结婚证还要各自单位的证明。学校给我开的证明是：“该人系右派分子，关于结婚一事，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她的生产队干脆拒绝给她开证明。拿着学校的那份“证明”，我们还是去了公社。公社秘书也拿不定主意，还一再劝她要慎重考虑，一个贫农女子，怎能嫁给一个右派呢？她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好在当时的一位公社书记和一位武装部长还比较开明。当他们听了我们的申诉后，他们说，右派归右派，结婚归结婚，这是两码事，不要混到一起去。他们还批评学校说，你们那些知识分子就爱搞这鬼名堂，难道右派就不是人，就不准结婚了？这样，我们终于领到了结婚证，成了正式夫妻，真正的患难夫妻呵！
当天晚上，在她家里，她自己炒了五六个菜、摆了几碗甜酒，算是我们的婚宴，除了她的老父和弟弟外，其他哥嫂都没有来。天地神明，作了我们的证婚人。我不知道她是否料到：嫁给了一个右派，今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苦难。在我来说，总算是在无边无际的苦海里，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一处庇护之所，一棵遮阳之树，一块停船之港；找到了一个能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忠实的伴侣。眼前的一切苦难，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生米既已煮成熟饭，生产队也无可奈何，加上她又是贫农成份，只好同意她继续留在队里劳动，但讥讽、嘲笑、谩骂，却是日日不断。她背上个“右派婆”的臭名，更遭受不少的白眼和歧视，连在劳动工分上都要受到克扣。所有这一切，她都忍受下来。但我知道，为了我，她是受足了气的！
不久，她怀了孕，但一直咬着牙坚持出工，挖土、插田、胱担，样样都干。直到分娩前两天，她还跑到十几里路远的地方去担石灰。1968年的一月，她生下了我们的女儿。而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我在学校里，批斗不断、劳动加吗。白天根本不可能回去看望她们母女。只有在夜深入静、看守不注意时，我才能翻墙溜出学校，跑回去看一眼，然后又急急赶回学校。抚养女儿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了她的肩上。
这时，她已和老父、弟弟分开过日子。在她们家的阁楼上，安了一张床。阁楼矮得人都站不直。天晴就透进阳光，雨天就漏下雨水。除了一把锄头，两根扁担，一担箩筐外，什么生产工具都没有。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她又要出工，又要带小孩，还要时刻挂念着在学校里受批斗、搞劳动的我。她的身体和精神，该受到多大压力和摧残呵！
记得有一次，造反派别出心裁，搞了一次游街示众。他们用绳子把我捆绑起来，在我的胸前挂着一块大纸板，上书“老右派分子”。要我自己提个铜锣在前面边走边敲“我是死不悔改的老右派”。后面跟着两个人举着竹帚不停地抽。再后面跟着长长的全校师生排成的队伍，就像送葬的行列一样，边走边喊口号。他们把游街示众的路线确定在我妻子所在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还要特别地从我岳父屋前的阶沿下经过，他们除了想要把我在这块地方搞臭外，还要特意去刺激我的妻子我的老岳父以及我的其他姻戚，让他们抬不起头来，无法做人。这种用心狠毒的精神折磨，只有在那个野蛮的年代，那些具有野兽心肠的“造反派英雄们”才想得出来！
当这支示众队伍经过岳父房屋的阶沿下时，亲戚们都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只有我的妻子，我那坚强又苦命的妻子，抱着我那还不满一负的女儿，冲了过来，当着那些凶神恶煞似的造反派们，大声对我喊到：别怕！这不丢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多大人物都游街示众你怕什么！她还对那些造反头头喊道：你们少造点孽！造多了孽会不得好死！她边喊边跟着队伍走。她顶住了周围人们投来的鄙视、嘲笑的眼光和谩骂声。示众队伍转了弯，在我的模糊泪眼中，她还抱着我们的女儿，站在那小山坡上，目送着我。那些禽兽不如的“造反派英雄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刺激我的妻子，气气她，让她精神上受到摧残。看来这一罪恶的目的是得逞了。
贫困的生活，产前产后又缺乏营养和休息，平时成年累月的白眼和歧视，加上这一次的如此强烈的刺激，她病倒了。但她舍不得花钱吃药，仍咬着牙坚持出工。背上背着女儿，挑担、挖土、插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当我在会上被斗得死去活来时，当我被逼着跪玻璃渣，双膝鲜血淋漓时，当我被打得头破血流，关在黑屋子里奄奄一息时，我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我曾想尽快地结束我的生命，从而结束这非人的磨难。但当我想到的我女儿，我的妻子以及她对我说的那些鼓励和安慰的话语；想起她们对我的柔情，对我的期望，以及我对她们为夫为父的责任，我马上打消了这些念头。不，我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为了妻子，为了女儿，无论如何，我也要坚持活下去！
我想活下去，妻子又何偿不想活下去。她这样和我一起受煎熬，在苦海中苦苦挣扎，无非是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我能摘帽，希望世道会好起来，希望总有一天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可是老天爷偏偏不睁眼，沉重的最后一击终于来到，希望完全破灭了。
1969年末，学校造反派们借口我在日记中“丑化、污蔑社会主义新农村”（日记是1966年前写的，抄家时被抄出），把我清洗出教师队伍，就地安排在我妻子的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没有房子住，没有一点生产生活资料，几乎什么都没有。岳父家的小阁楼，就是我们的栖身之地，一口破皮箱，装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全部衣服。三块土砖，一只烂鼎，一个小锅，几个饭菜碗，就是我们的全部家产。此时的我，可说是完全绝望了。妻子却很乐观。她一再说，到农村来也好，一家三口人在一起，免得牵挂。还一再安慰我，要我别着急，人家能活下去，我们也一定能活下去。她说这些话，无非是鼓励我，让我不要灰心丧气，让我充满信心活下去。实际上，她内心里的痛苦、绝望，尽管没有表现出来，她的身体，却越来越瘦，病，也越来越沉重了。终于，她再也挣扎不起来了，首先肿脚，又肿到大腿，最后，连腹部也肿起来了。到了这个时候，她还不愿去住医院，她舍不得花那一百多块钱的安家费，那是一家三口人的保命钱呵！最后，我几乎是哀求加强迫，才请人将她抬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心脏病已到晚期，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了。
此时离过年只差几天了，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叨念着没有办好年货，没有让我们父女过上个好年。
我背着女儿，在她身边守了三天三晚。这时的她，也自知性命难保了。但她还是一再安慰我，要我放宽心别着急。她说，她死后，要我好好对待女儿，女儿命苦，这么小就没有妈妈。她说我的命也太苦了，没有一个亲人，没过一天好日子。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的眼泪已经流干，我的脑子已经麻木，我真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三岁的女儿，也许知道妈妈不久于人世，紧紧抱着她，又哭又喊。
正月初三，是我最黑暗的、永远难忘的一天。先一天晚上我靠在床边迷糊了一会儿，天还未亮，妻子喊醒了我，说心里不舒服，出气不赢，要我扶她起来站一会。当我刚扶住她站起来时，她拉住我的手，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突然地倒了下去，我喊她、摇她，已毫无反应。我急急地喊来医生，医生进行抢救，又打针、又输氧，已完全无济于事了。望着去了的妻子，我忍不住放声嚎哭起来，我好像跌进了无底的深渊，我的生命，也随着她一起去了。
妻子去时，脸色苍白，很平静，似乎带有诉不尽的遗憾。她是放不下心我和我们的女儿呵！我记得先一天晚上，妻子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儿子！”
妻子去世后，内兄和生产队长到学校去再三恳求，才恩赐了几块薄木板，草草钉了一付棺木。装殓时，大姐找遍了衣箱，也找不出一套完整的像样的衣服，气得把我大骂一顿，又扑到妻子身上，大哭苦命的妹妹。
……
妻子去世已二十五年了。她躺在那屋后的乱坟山中，一堆不起眼的黄土，掩埋了她那仅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的瘦弱的躯体。我和她最初相恋之时，我们经常在这里相会。仅仅三年，这里又成了她的葬身之地。
二十多年来，我经常怀念我的亡妻。三岁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活了下来，长大成人。现在做了妈妈，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假如妻子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呵！
忘不了你，我的亡妻，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九五年八月写于泪中
发表于广州《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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