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新中国(14)
第四章土改岁月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暴力，它的利润大过任何营生，且只赚不赔。只要你手中有了枪杆子，而这枪杆又变成强大的权力后，天下无论什么再贵重的东西——黄金、白银、玉器、珍宝、田地、房屋、美女、奴婢，都是你的了。要什么有什么，谁敢不给？不给，就抓起来。轻则坐监，重则杀头。所以千百年来在我们中国，有的是“起义英雄”，“造反好汉”，如果成不了，当个山寨王也不错。
一、奔赴斗争第一线
经过为时三个月的紧张学习，中共成都市委青干班在歌声笑声中正式宣布结业，除少数几人在自查交待中怀疑有历史问题退回重审外，其它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成了成都市第一批中坚的干部力量。官小的当上了科长、处长，官大的当上局长、厅长，还有个别人爬上了省部级的宝座。这叫“膏药一张，各人的熬法不同”。不过也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捞上，还成了“反革命”或“右派”。我虽然是右派，有幸活到了今天。那位与我交好的毕业于建国中学的“梦覚”老兄，1957年12月因划成右派自杀于金牛区农委，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还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根据中央指示：也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为了巩固红色政权，新解放地区立即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于是，中共川西区党委（四川省的前身）立即成立川西区土地改革工作团，由区党委常委郝德青任团长，各地市设立分团。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
成都市土改分团长由中共市委秘书长曹振之出任，团员主要是从市委干训班中精选一批立场坚定，有工作能力的学员（我是其中一名），然后再增调一批老区来的干部，正式组成川西地区土地改革工作团成都分团，。总人数约120人，选择近郊青龙乡作为试点。
人员配备好后，立马进行新的一轮培训，学习土地改革法大纲以及如何发动群众、划清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分田分地等一系列政策性的工作。在工作开展前，全区（川西区）二千多位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集中在总府街区党委大礼堂，听取郝德青团长的动员报告。
郝团长约莫四十岁，大个子大块头，戴付茶色眼镜，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土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不会轻易交出田产，必然抗拒到底”。他特别强调，“对那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欠有农民血债的地主，必须坚决予以镇压。当杀的杀，当关的关，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站稳立场，打好这一场无硝烟的战斗！”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团一行百余人在成都北门大桥，第八区区委的大院子里集中待命。先由曹振之团长训话，然后背上被盖卷、戴上草帽、项上扎着白毛巾，男女一色的灰制服，一行两人排成长队，浩浩荡荡地向土改试点的青龙场开去。
青龙场距成都市中心不足十五华里，那时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那里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习惯，几乎和城里有天壤之别，当地人说的客家话（称土广东），我们根本听不懂。全场有近百家商店，分布在宽不足五尺、长不过七百米的窄窄的街道的两旁。穿街是一条光滑的石板路，石板路上留有鸡公车（即独轮车）和钉鞋的痕印，与石板路交相辉映的吊角屋檐，檐口上挂着各式长短不齐、颜色各异的吊牌和纱纸灯笼。商店开间大小不一，但却是一色的木门、木柱、木柜台，黑色额匾上多是刻写着“童叟无欺”、“言不二价”的朱红大字。纱纸灯笼老是在风中摇拽，影影绰绰，神秘莫测。而场头场尾几株老态龙钟的古槐树，又给古镇频添一派秋色，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中世纪。当我们进入青龙乡地界，早在那里等候的农民欢迊队伍，一下子涌上前来，又是送茶水，又是抢背包，热情似火，感人至极，还不停地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土改团万岁！”
………
那阵势，就象一年前解放军进城的动人场面。我心里在想：革命真伟大！我也真走运，碰上了这么好的一个岁月，怎的不卖命为党工作，为毛主席献身啊！
青龙场乡农会（未建政前均叫农会）在场口田埧里，用十几张拌桶（一种打谷用的农具）搭起了一个台子，作为欢迎土改工作团大会临时的主席台。参加欢迎的群众有两三千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小红纸旗。他们伸着长长的脖子，眼里闪着企昐之光，恨不得立即就拿到梦寐以求的土地。
欢迎会先由乡农会李主席，代表全乡农民对土改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其后是曹振之团长讲话。他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土改团，来的目的是帮助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翻身！就是要把地主手中的田地没收过来，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彻底根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
他的讲话，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和口号声。会后，土改团按事先分配好的名单，下到全乡二十四个自然村。
全团下设四个分团，毎个分团下有五到六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有三至四名组员，组长是老区来的干部和市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属三分团，团长叫朱震，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后任农村工部部长。分团部设在三村百公堰旁边一座地主的大院子里。
我和“百灵鸟”以及另外两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负责小地名叫回龙寺的第七村土改工作。这儿土地贫脊，人烟稀少，是个丘陵村落。一条长长的土山头把村子分为両半，一边与天回镇接壤、一边和龙潭寺交界。解放前这儿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一年前发生过激烈的叛乱，曾是“四大运动”（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重点清查的村子，先后“杀、关、管、斗”近二十余人。据所掌握的材料表明，现村农会干部不纯，大权仍为“坏人”把持。
工作组组长叫叶青，团市工委一个部长。沉黙少言，原则性强，满脑子“敌情观念”，一点风吹草动看半天。他成天老是皱着眉头想问题，总想有点新招数。组员除我和“百灵鸟”外，还有一人是刚从乡农会提上来的干部邓大泉。他是本地人，过去曾给地主当过放牛娃，对村里情况十分熟悉。
村农会主席是个40多岁的精瘦女人，头缠青纱帕，腰系一块围布，虽是小脚，走起路来轻快麻利，大家叫她罗大娘。她带着我们回村，一路上十分热情，主动介绍村里请况，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当过保甲长，谁参加过叛乱，一五一十如数家珍。“百灵鸟”听后很激动，悄悄向我说：“黄牛，这罗大娘觉悟好高，不愧是村农会主席啊！”我未及回答，身旁邓大泉却对我耳语道：“她是一贯道点传师，当然会说。”
“百灵鸟”吓得打个颤，睁着双大眼晴不知说什么好。
“一贯道”是土改打击对象，前人、点传师内部已定型为反革命分子。说他们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马，以宗教作掩护，大肆搞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吓得“百灵鸟”打颤。
从青龙场到回龙寺虽说不足十里，全是一溜坡的黄泥巴上山路。这种黄泥巴是粘性土质，贴脚连鞋，路真难走。土路上遍是鸡公车的轱辘印，坡坡坑坑，弯弯曲曲，累得一身大汗。罗大娘见“百灵鸟”走得气喘吁吁，便要抢着帮背行李，她死活不干，生怕沾上这位“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笑笑也不强行，指着远处坡坎上几间瓦房说：“快到了，那就是有名的马家店，又高又陡，推车挑担的人最怕。当地有句顺口溜：‘马家店，磨盘山，上面悬个药罐罐’。我们村，就装在药罐罐里”。
叶青站个立马式，望望马家店又看看罗大娘，紧皱眉头，话里有话，自言自语道：“药罐罐？村子就装在药罐罐里……”
进了村，我们安排住在一户张姓的农民家里，成份下中农。他一家三口，两夫妻和一个十七八岁叫英英的女儿。是个独立小农院、正屋、厢房共五间，房外一圈黄泥巴院墙，上面长满茅草，院里茂密修竹，青幽别致。土墙外有个小水塘，用来洗衣洗菜。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在厢房里，“百灵鸟”和英英同住右侧厅房，原放农具的地方临时作工作组办公室。
我们和他家同吃同住，每天每人交纳24両米（当时的16进位称）的钱和一毛钱的莱金。他家三餐白米饭。菜是从地里新摘下来的，又嫩又鲜好吃极了！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更无电话，基本上过的是中世纪自给自足生活，唯一要买的是盐巴。他们全家穿的衣服，是自织的窄缝家居布（一种土制木机，自纺自织出的土布），吃的油、肉是自已种的菜籽榨的油和喂的猪
张大爷约五十出头、蓄着大清的半边头（前顶剃光后顶蓄发），腰上栓着搭琏，搭琏里装着菸丝和打火石，见人说话一言一笑，和霭谦恭。他成天呆在地里，不是锄草就是松土，从日出忙到日落。张大娘也有做不完的事，煮饭、喂猪、喂鸡、喂鸭，要不便是缝缝补补或摇纺车，把自种的棉花拉成长长的线。女儿英英留着过腰长辫，手腕上戴着发亮的银镯子，腰系长围裙，瓜子脸，细眉毛，一双眼睛水汪江，见人说话就脸红。全家和和融融，过着妻贤子孝，没有忧愁没有痛苦，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日子。
那天晚饭后，我们团聚在办公室里紧闭双门，研究村里情况，叶青首先把团部得到的信息向大家通报，说：“根据乡农会和县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全乡百分之九十五的村农会成员严重不纯，有土匪、有地痞、有帮会头目、有‘一贯道’骨干和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个村的农会主席罗大娘，一贯伪装积极，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钉子。还有地主黄和尚也不简单，他那深不可测的果园里不知埋藏着什么秘密；在马家店开饭馆的那个万保长，据说支持过土匪叛乱……”
他越说我们越紧张，百灵鸟的手也打起抖来，邓大泉习惯性地摸着屁股上的手枪。我到镇静，心里却七上八下：真有点严重，看来土改真是你死我话的斗争。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村农会武装队长冯高宣解放前当过棒客（四川方言，即劫匪），有血债”叶青继续介绍敌情，显得老练，满有信心。他拨亮油灯，警惕地往窗外一看，确定无人偷听后才说：“其实要抓这些人十分容易，来几个县公安捆走就是，但不利于发动群众。抓人是为了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也是为了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清理整顿农会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你们注意没有，那天我们从乡上来到村里，那个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公然说，马家店是药罐罐。什么是罐罐？就是要把我们装进去。”
其实，罗大娘所说的“药罐罐”，是指马家店地势而言。它是个山坡上的小店子，一条毕陡的黄泥巴山路直通将军碑，连接到川陕大道。这条路又陡又直，为肩挑役夫和推车大汉所怯，多是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躬腰贴地，气喘呼呼，走起来吃力极了。若谁能一气登顶，不死也得患场大病，故有“药罐罆”一说。可是叶青口中之“药罐罐”，完全是另种意思。“百灵鸟”举手发言：“管它的，先把她抓起来！”
叶青把指头立在嘴上，意思要她小声一点，说：“我不是说过吗，肯定要抓，问题是如何抓？但现在群众对她很信任，我们得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收集她的材料，发动苦主控诉和揭发她的罪行。”
大家同意叶青的决定，请理农会组织，发动群众，找到新的依靠对象，正如曹团长说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依靠对象，土改工作就无法搞下去，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通过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尽快建立起新的农会。”
通过斗争实际，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用人是一批代替一批。“清匪反霸”一批人；“减租退押”一批人，现在“土地改革”又是一批人！一批替代一批，这就是阶级斗争。近似老百姓说的“推完磨子杀驴吃”。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驴呢？会不会到后来也把我们杀来吃了呢？
无数历史证明，共产党的干部几乎都是“驴子”，常常有被“杀”的可能性。“反右斗争”不就杀了我们吗！
确定好工作目标后，我们立即分头下村了解情况，每晚忙到十一二点鈡才回家，吃罢饭马上又聚集在一起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忙得来洗衣服都没有时间，一身汗臭满是蚤子，大家还引以为荣，说这是“革命虫”。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掌握到罗大娘一些情况，比如一家农户娃儿病了，她去烧过蛋，收了钱；又如土匪叛乱时，有个土匪在她家喝过茶；还有一年干旱，她组织大家去庙里点过香。冯高宣搞不到新的情况，全是县公局掌握到的历史材料。罗大泉到有一个新发现，他说：“我昨晚回来路经黄和尚果园，突然遇上冯高宣，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干什么？我问他，他说他巡夜，发现这里有响动，以为黄和尚在转移财产。他非得要送我，吓得我一身毛毛汗。我推了多次他还是要送，我只好叫他在前面带路，我走后面。一路上我都按着枪扣，万一有不对劲地方也来得躲闪。”叶青听得很认真，最后以不确定的口吻说：“他不会是想暗杀你吧？不过你很有经验，让他走前面。”说到这里，转头向我和百灵乌，“今后你们如遇上这种情况，也要这样处理。”
我应着，心里却在想：有这么严重吗？冯高宣与我打过几次照面，每次都很客气，惟恐有不周之处，还说：黄工作队，这村子全是山路，走路当心一点，没跌着，只要你同意，我带带路怎样？
叶青决定现在可以对罗大娘动手了，他首先布置邓大泉，向一个叫彭兴顺的贫农“嘘信”（即透露消息），说：斗倒罗大娘后，你就是村农会主席。又向我吩咐，准备好捆人绳子，一当他宣布逮捕，立即带武装上来捆人，并要连夜送公安局去。
彭兴顺得知自已接替罗大娘当农会主席，高兴极了，除向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外，还串了一大帮人，说：这个坏蛋早就该抓，至今还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反对共产党，破坏土改。
斗争会在回龙寺小学操场坝里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可是士气不旺，几乎斗不起。发言人不多，好在彭光顺极积，又吼又叫又是喊口号，才把罗大娘威风打下去。后又由他出手捆扎，捆得罗大娘叫天叫地，大喊冤枉：“我是参加过一贯道但不是点传师啊！工作队，你们抓错了人，我是拥护共产党的下中农啊！不信，可问村里人？”
谁去问，谁又敢证明她不是一贯道点传师？她叫屈有什么作用？纯洁阶级队伍和提纯海洛因一样，由粗而细而精而净，同时必须要有彭兴顺这样的添加剂，工作组这样的催化剂，不然何以叫阶级斗争？伟大的土地改革不抓几个人，不杀几个人，怎能显示出轰轰烈烈的壮举场面！？
有首歌就是这样唱的：“土改锣鼓一声响，工作队员下村庄，农会组织要搞好，阶级队伍大放光。抓坏蛋，清暗藏，敌人开始着了慌……”
“百灵鸟”教村里青年男女唱这歌，还按这首歌的拍子扭起秧歌来。
第二步工作，拿那个地主开刀祭旗？这是一个穷村没有大富人家，只有黄和尚和万保长还有点家产，可是两人口碑极好。一天吃早饭，叶青突然问张大爷：“你们村地主黄和尚和万保长怎样？”
张大爷想也不想地说：“黄和尚虽说是地主，自来吃斋念佛行善，万有全虽是保长，做事公道从不欺负人。我看一个是善人，一个是好人……”
邓大泉闻言脸色骤变，立把筷子一撂道：“你这是什么立场，像贫下中农吗？地主是善人，保长是好人？”
叶青不动声色，继续问道：“他们怎么个善？怎么个好？”
张大爷放下碗，拈着下巴上几根胡须，沉思半响说：”民国二十八年，村里闹瘟疫死了不少人、好些人家买不起板板（即棺材），是黄和尚捐的。有一年大天干，乡上发下救济粮，万保长按粮分到人头，自已没要一颗……”
我忍不住了，岔断道：“那是伪装善人好人啊！”
张大爷是个老实人，没注意大家脸色，仍实打实说：“是善人就是善人，好人就是好人。”
英英毕竟是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意思，冲着他爸道：”天底下哪个地主是善人，保长是好人的？爸，你真落后。”
张大爷一下来气了，几乎叫喊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可不能当着工作组面乱说，像彭兴顺样去害人啊！”
这顿饭闹得大家不欢而散，晚上研究工作时，叶青提醒大家：“看来发动群众是件很细致的工作，不能急燥，要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地主阶级和伪保长的伪善面目。”
一天我们去分团部开会，正碰上北京来的土改参观团，团长是当时《通俗文艺》负责人王亚平，团员均是文化界的名流，有不少作家诗人，一个个斯斯文文，人人长袍西装，好些还戴着眼镜。他们不参加实际工作，每天到各村去听农民的苦。一天，王亚平将他新写的诗念给农民听：“土改风雷卷狂涛，农民弟兄站起来！”
那些听念诗的农民，全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王亚平即招手说：“坐下，坐下，我是在念诗，不是叫你们站起来。”
这事成了个笑话，长时间在我们中流传“农民弟兄站起来”。
正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访穷问苦，发动群众的时候，川西区党委来了新的指示：要加快在新解放区内开展土改工作。
我们土改团立即分成若干分团，在全市十多个乡铺开此一工作。我调到驷马乡分团部去，并担任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后来听说黄和尚等六户有钱农民被划成地主，没收了全部土地、农具、房屋和生活用品，以及桌椅、板凳和睡的床铺、穿的衣服。在斗争会上黄和尚喊天哭地地叫屈：“我是什么地主呀！新衣没穿一件，肉没有放开肚皮吃一顿，成天起五更睡半夜，一背太阳一背雨的、累了几十年挣了几十年，才买下一个果园种葡萄、苹果，就成了地主。这叫啥世道啊！？”结果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打得鼻青脸肿，最后还送到乡农会去关了三个月。万有全保长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作为管制对象，因认罪守法好没去劳改。冯高宣因有血债不仅逮捕，还在全乡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上，连同几个恶霸地主被处决，罗大娘还算万幸，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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