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08月10日讯】接上篇
胡适对“民治”的孜孜讲求
胡适一直将开启民智当作首要事务，认为“民众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亲力亲为创办多本杂志，以承担思想传播重任。
胡适一直强调：政治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一定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因此，胡适主张，首先要争取公民自由的权利，其次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二者不可偏废。
更可贵的是：胡适将民主的实践放在与民主理念的传播同样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在民治国家里，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引导民众参与政治。他笃信民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针对政客们以民众智识不足为由拒绝或延缓实行民治反驳道：“人民参政不需要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或不敢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是怎样引导鼓励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或敢于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次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素质训练。”类似言论在《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2004年版）里随处可见。
与官方研究者很不相同，《中国人胡适之》的两位作者在书中对胡适关于民治、人权的表述可谓浓墨重彩，让人得窥胡适思想底蕴。
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中国始终“不合时宜”？
胡适终生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坚持中国应该走以民治为特点的美式民主道路，在各种压力与时髦政治思潮中的推挤下，他始终未改其志。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运动的黄侃曾讽刺胡适说：“你不应该叫胡适，你应该叫‘往哪里去’”。中国古文中，“胡适之”是“何往”之意，黄侃的这一讽刺歪打正着，对概括胡适的一生很有象征意义。
比之于年龄略小于胡适的另一位文化巨擘郭沫若，胡适的坚持更显其珍贵。我家乡有一位因划成右派而从北京某大学流放到籍贯所在地教中学的乡贤，曾在课堂 上讽刺地谈到：“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郭老沫若先生，可谓认识错误迅速，改正错误坚决，一天一个观点”。这话可算是对郭沫若一生行状的至评。胡适与郭沫若二人，正好代表了中国文化人品格的两极。这位教师在文革中因各种“反动言论”而被学校的红卫兵批斗，绝望之下用铁丝穿耳自杀未遂，落下终身残疾，晚景凄凉。
十余年前，国内有人曾以“错过胡适一百年”为标题，评析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未能行之于中国所造成的历史遗憾。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思想，其实也有“路径依赖”，目前，中国执政者回归专制的倾向日益强烈，民间“回到革命”的呼声亦日见高亢，专制与革命这对基因相同的挛生兄弟再度君临中国。此时此刻，重温胡适思想及其为何不合中国的“时宜”，更能让人认清1840年以来直至今天的历史路径，洞察中国的未来走向。
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当时就“不合时宜”。如果说在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胡适还有一些追随者，到了“救亡压倒启蒙”之后，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已没有多少市场。30年代中期，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曾展开民主与专制的讨论，胡适的一些好友，如丁文江、蒋延黻、钱端升等纷纷认同“强人政治”，胡适捍卫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张几成空谷足音。
更可悲的是，他的自由主义理念甚至未能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其次子胡思杜。胡适终生崇尚美国民主政治，坚决否认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因其政治主张与文学主张遭受鲁迅持之以恒并极其刻薄的批评，即使在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他仍然灵台清明，不象别人那样“西瓜偎大边”，投靠胜利者，而是在共产极权与国民党的威权政治当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毅然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但他的儿子胡思杜短短30多年的人生，几乎就是一位精神弑父者的一生，他受到时代潮流全面左倾的影响，迷恋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无心读书，多门成绩不及格，遭到美国驱逐；对鲁迅礼敬有加；1949年拒绝与父亲同至台湾，选择留在大陆，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至今，中国执政者仍视“宪政”二字如洪水猛兽，就在今年7月26日，《人民日报》还刊发整版文章，揭露“美式民主的虚伪”，展示“美国民主的困境”。为了红色政治集团的一党私利，许多学者还在不断地贡献着各种绕开民主、绕开权力制衡的“顶层设计”。7月上旬，《南风窗》发表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称贤能政治在中国有深厚的根源，调查一再显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话语。由监护人授权能干的官员承担起维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并明确提出：中央级政府领导人应通过贤能制度选拔，而下级政府领导官员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上层如此，那么底层如何？这点，我在《革命的一只鞋已经落地》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共几十年以来的意识形态教育培养了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社会不公来源于资产阶级的剥削，通过“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达成平等（其实就是结果均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良方。
身处专制与革命的夹缝之中，中国错过胡适，可能不是一百年，而是更长的时间。也许，再过20年，当地球上的“失败国家”名单中再增添几个国家时，比较政治研究会增加一个现在看来政治不正确的新课题，即有些国家为什么与民主无缘。
重温胡适，是为了中国有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制度选择上的“路径依赖”，其文化政治惯性之大，会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作用，作者在全书结尾处为胡适虚拟了一梦：与蒋介石、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在天国相遇时，胡适抱怨说自己说了一辈子话，没人听，教书教了一辈子，没人理；写书写了一辈子，没人看。这其实不仅是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过去”之概括，也是对其命运“未来”之预示。
财新网前一向刊登了丛日云一篇文章，认真剖析中国人对个人主义认识之谬，指出“个人主义不是中国语境下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本体论认识。 ”看过这篇文章的读者，不少为其叫好。可惜他们不知，这是胡适先生在1910年代-1920年代就努力在普及的自由主义常识。
正因为发现中国人仍然踯躅在“专制与革命”这个怪圈之中，本书两位作者花时数年，倾注心血，写成了这本“不合时宜”的书，期望通过电视剧这种形式，将终生“坚持反（对）革命的社会变革立场”的胡适介绍给今天的中国人。刘乃顺先生是一位由作家而进入商界的成功企业家，审时度势是其强项。但他审的不是一己之身的时势，而是中国未来命运之时势，因此，在中国人革命思潮再起、中国出版界、影视界除商业化之外别无考量之时，逆势而上，推出了这本“不合时宜”之作。
在细读这本《中国人胡适之》之时，我能够体会到刘乃顺先生的一片苦心，他是在潜心思考“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上轨道——公开的、透明的、宪政的政府和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如同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对胡适的理解一样。
这其实也是我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祈求。我相信，还有不少明达之人也与我一般，抱持同样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