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第三章 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迅速烧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暗中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有意造成的，是他在党内遭遇重重阻力，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来。当然，天机不可泄漏，毛并没有把这张底牌公开亮出来，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的少数人打了招呼，要他们为此作准备。与此同时，善于玩弄权谋的毛却在表面上敷衍渴望运动早日结束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开出同意运动大体在明年春节前后结束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泽东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运动会很快结束，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局势的严峻，毛在政治上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动作。他在中央工作会让上的讲话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会后还会出现新高潮，遇到新冲击。在这一点上，他和党内许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对协助他在国务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不过应该说，周恩来比一般人更识“时务”。他已经看出文革的势头锐不可当，因此并不想硬顶，而是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方兴末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为此，他利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就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祸水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可是，随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来所坚守的这两条也给冲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洪文等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深知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和陶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张春桥这时已经通过江青摸到了毛泽东期待：工人起来造反，以冲破党内阻力的意图，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一起商量出来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代表时就已经闪烁其辞地透露了毛的这一意图，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随后，张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贯彻毛的意图，签字同意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之所以敢这样做，并非是自作主张，或是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先斩后奏”，而是在事先绕过中央包括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请示了毛泽东本人。这一点，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转弯抹角地露了出来，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很显然，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没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话，张春桥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作主张的。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弄得同样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
这时，一直在幕后充当导演的毛泽东出面讲话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就这样，毛一言九鼎，压住了各方强烈的反对意见，就连一向敢于放炮的陶铸也不再吭声。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自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级领导人下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与此相反，毛泽东却从“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革命工人起来了”，这正是冲破目前运动阻力的好途径，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新设想：先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和农民像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陈伯达一班文革秀才们尽快搞出来。”
在此之前，由于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这个文件过于放任群众起来造反，从而失去对运动的约束力，周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本来，这些意见正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当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采行顺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氏的这一番话可谓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隐忍退避的顺守哲学表现得淋滩尽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行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仟，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下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的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顺便一提的是，陶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口吻，真足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燥地劝说造反派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扪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来源:《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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