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网友告知，我于2015年4月16日才在“独立评论”网看到张夏阳一年多前写的追悼我的先夫王胜林的文章《我哭王胜林》（见下面），张夏阳是我的邻居，近二十九年之久的邻居。这次我能看到张夏阳的哭文，是因为“独立评论”网的网民再次把它贴了出来，还有人写了短评《关于张夏阳》，短评中说到“张夏阳捧逝者打活人，一面之词，死无对证，这不厚道。”其实，张夏阳说的并非都是死无对证，许多事情作为妻子的我亲身经历，记忆犹新。张夏阳的哭文充满不实之词和编造场景，夹杂着有意混淆真假的渲染和污蔑，以及话里有话的仇恨。他如此编造我家私事并公之于众，令我不得不在先夫去世一年多后的今天出面辩驳，实属万不得已。为了我亲历的芝加哥民运历史的真实性，为了挑明张夏阳编造的假话，为了说明他仇恨的来由，我有必要把哭文中的谬误加以说明，把事实一一摆出。
一．我的辩驳
张夏阳的哭文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就在陪民运领袖魏先生去开学自联周年纪念会的路上，胜林还笑着侃自己的暗恋：和那个白人姑娘卡玛是办公室接办公室，造反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学生造反队占了一间办公室当队部，那个卡玛在对过占了一间。我天天能碰到她。她的那个身材好呀，前凸后翘，胸脯有这么大（用手比划了像个小西瓜模样）。”
张夏阳这段中有错误，有编造。“办公室接办公室”之说不实，实际是外文局造反派的办公室在专家楼宿舍，卡玛的家在同一层楼。正如王胜林是1986年到的芝加哥，张夏阳说成他与王胜林1985年即相识，这些记忆错误实无大碍，不是人品问题，而他描述胜林谈论卡玛的话是明显编造，是人品问题。为什么？理由一：陪魏京生去开学自联周年纪念会是胜林开车，只要是胜林开车，张夏阳所说的胜林一路的言谈举止就不是真的。胜林开车有一个特点，他开车技术不高，但对开车的要求很多，最关键的要求是手不能撒把，次要求是开车时最好不要聊天说话，但这个要求不会严格遵守，尤其在为朋友开车时。芝加哥的朋友都知道他开车技术差还不认路，经常走错，在高速上一错就回不来。给魏京生开车一路谈笑风生有可能，唯独不可能的是，胜林开车时“用手比划了像个小西瓜模样”来比划卡玛的“胸脯有这么大”。他绝对不会在开车时撒把做这个动作。他几次对我抱怨朋友开车说笑还撒把。一次社会学系刘教授开车带胜林出去办事，胜林回来对我说：“刘教授开车说得高兴了竟双手大撒把地比划，以后我再也不坐他的车了。”刘教授不但是胜林的教授，又是我家近邻，还是我父亲的朋友，时有开车带我们一起出去活动，可胜林再也不坐刘教授的车。
理由二，胜林绝对不会以张夏阳式的浅薄和下流去谈论卡玛。卡玛的母亲史克与胜林是老同事，史克与我父亲也认识。胜林告诉我，史克是个极为老实的人，卡玛家教好，母女相依为命都是很好的人，胜林对她们母女非常尊敬和喜欢。卡玛的《天安门》出来后，朋友之间对这部片子常有讨论和意见，谈论期间，胜林也多次告诉朋友他年轻时暗恋过卡玛，却从没表现过如张夏阳说的那种对卡玛的不敬，为何胜林偏偏在与张夏阳谈卡玛时这么反常的下流？电影《天安门》刚出来时，我们曾与一对夫妻朋友一起吃饭，饭间自然谈论起卡玛的电影。胜林还谈起他有一次从无锡探亲回来带回许多菱角，去卡玛家送菱角，史克觉着菱角样子可怖不敢吃，卡玛似乎还能接受。那位朋友妻子还笑着说：“卡玛现在一定记不起那个当年送菱角的小伙儿了。”胜林也多次对我说过，他当初喜欢卡玛是因为卡玛身上有一股男孩子气，这种气质是中国女孩子所没有的，非常吸引人。张夏阳哭文中说（胜林说）“我天天能碰到她。”这是张夏阳的臆想编造。胜林告诉我，他很少见到卡玛，只去过她家两三次而已，一次去送菱角，一次借口学英语去听卡玛的录音机，但这次卡玛明显对他厌烦，赶他走，搞得胜林很尴尬。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对不感兴趣的追求者会甩脸，而青涩的男孩子也不会讨女孩子喜欢，所以才会有暗恋。张夏阳对王胜林的这段编造鲜明地表现出他大嘴巴乱煽情的肤浅招摇。
张夏阳山西人，对北京文革前后中学生的事情完全不知。旅居德国学者仲维光也与我谈论过卡玛，他这样说：“晓东，那时你小，可能没看到文革前的北京市中学生体育会的盛况，那时卡玛真叫风光，十项全能冠军她全包，男生风光的就是郑义，也是十项全能冠军。那时的北京男孩儿中不知有多少暗恋卡玛的！”当时北京男孩儿对卡玛的崇拜是纯洁的，即便到现在，他们也不可能以张夏阳的浅薄下流言论来谈论卡玛：什么前凸后翘的身材，什么西瓜样的胸脯，恶意编造的痕迹太过明显。好在当时魏京生在场，并不是死无对证。我和胜林讨论过卡玛的两部影片，认为她的导演视角和历史观有很大问题，胜林说他对卡玛这点很感失望，但这不是此文的话题。
哭文中还说到：“89年10月，共产党总领馆在一个大酒店举行招待会，胜林带领一大群留学生前去抗议，指着当时的总领事邓朝崇的鼻子说‘你们的酒杯里是北京学生市民的鲜血。’”
那次示威我（刘晓东）在场。真实情况是：那天领馆的宴会是在晚上，我们大概六七个朋友身披“国殇”白幅在宴会场外发传单，我至今还能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并不是张夏阳所说的一大群人，也根本没有见到总领事邓朝崇。在那种情况下，绝无可能见到领馆任何人。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的一对好友夫妻，虽然他们十年前搬到华盛顿，我们仍一直保持每个月通电话的习惯至今。我和王胜林对领馆人员的名字从来都不熟悉，真没想到张夏阳还仍记得中领馆总领事的名字，这使我想起92-93年间的传言，说张夏阳与中领馆来往密切。
哭文对芝加哥声援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集会场景的描写也不确实，带有明显的造假渲染。当时张夏阳对这些游行活动都是避之不及的，他从没参加过这些游行，怎会知道芝加哥声援天安门六四运动的真实场面？还说：“当时的情景到现在存我脑海中，历历在目。”是不是在家里看的电视镜头？哭文中还说到：‘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震天动地。”这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电视也不会有这个镜头。当时绝大多数留学生还没有那个认识，多数人反对这个口号，组织者之间曾为此发生争论。其中一次声援天安门民主运动集会在芝加哥的Grand Park举行，集会中有多人退党，退党的留学生都站在前台，当时，台上退党人中有人走出几步喊出这个口号，退党人群中有人跟着喊，但坐在台下的留学生没有跟着喊，我就坐在台下，我身边的芝加哥朋友还对这个口号表示反感。回家后，胜林与我谈起此事还表示非常遗憾。张夏阳编造震天动地的场景想说明什么？想说明他参加了那场运动？
我的场景记性比一般人好得多，而书本文字记忆一般。也就是说，对发生的事情和对话，以及对话人的声音表情以及场景，会像刀刻一样刻进我的脑子。我不记得张夏阳父亲对我说过“一定会开枪”的话，却清楚记得后来张夏阳几次告诉我，他父亲说一定会开枪。我家给他父母践行的事情虽然已经死无对证，我一口难凭，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他父亲的水平。张夏阳哭文中提到他父亲89年5月20日回国，就是那次他父亲回国后写了一本亲历美国观感的书，书中有一个标题是，美帝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后来芝加哥朋友中还有人把他父亲这句话当作笑话谈论。我读了这本书后去我爸爸家问他对此书印象如何，爸爸只是不停地摇头。我说：“这么糟糕的书竟然被印刷出版？说实在话，全书中只有一篇还有可读性，就是张夏阳写的他如何打工杀鱼的那篇。”爸爸说：“晓东，你读书的判断力还不错。”我又说：“张夏阳他爸不是说他在省委的什么报纸工作吗？这种水平怎么办报？”爸爸说：“晓东，共产党的报纸就这水平。共产党队伍成员多是农村出来的，媒体新闻界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培养的村干部，这些村干部没文采、没文化，满脑子都是党八股。中共一直都信任、提拔他们，我在晋察冀时就清楚感觉到这点。”我爸从一起根儿就看不起中共这个工农队伍，尤其是文字的事情，他一定会把自己与其区分开来说，说自己的文化和写作是自己的父亲和娘培养出来的。张夏阳父亲写的那本书中还提到了他在芝加哥见过面吃过饭的朋友，我记得提到了毛泽东医生李志绥的儿子李重、杨八林夫妻。若真是我们为他做过饯行，若真是像张夏阳说的我们俩家关系那么“捻熟”，他父亲为何在书中只字未提我家？我记得我家确实有请过张夏阳家吃过饭，但不是践行，在芝加哥运动最热潮时，也就是他父亲回国时，他们家明显与我家拉开距离。
只要在哭文中稍微找找，就能找出一大堆张夏阳不负责任的大嘴巴胡说。什么“总领馆的高层窗户里，露出许许多多赞同的V字形手势。”这哪是哪啊，那时我们没在狭窄的总领馆门前搞过任何集会和游行，再说了，那里面可能露出许许多多的V字形手势吗？什么“刘珙是文化部外文局的副局长”张夏阳心里非常清楚，我父亲从来就没任过行政职务的副局长，他一直搞文字工作，任外文局专职审稿的业务主编。哭文还说“胜林6-4后在汇丰银行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实际上，胜林在汇丰银行找到工作是2001年的事情，离6-4整整过去了12年。认识胜林的芝加哥老熟人都知道六四后胜林一直在西北大学做一份报酬不丰的工作达八年之久，这么长久，张夏阳不会不记得，可见张夏阳说假是随口就来的。
还有，胜林在芝加哥工作二十二年之久，绝大部分时间上班都是坐火车和地铁，在西北大学工作的八年都是坐地铁上班，后来换了新工作便改坐火车。因为汽油很贵，坐地铁和火车既方便又省钱，这也是所有远途上班人的首选，更何况胜林是个不喜欢开车的人。另外，王胜林比我更喜欢住在城里，他玩笑地把郊区叫做“虎穴狼窝”，每次去郊区朋友家聚会他都玩笑地说：“你必须一直开车开到心里发毛，就到了。”张夏阳在这段话中接连说假：“胜林6-4后在汇丰银行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地点在芝加哥北郊。单程开车要一个小时多。胜林为了迁就家属喜欢芝加哥中心的城市生活，毫无怨言的开了20多年车直到开不动。”张夏阳并不了解我的家事，却喜欢大嘴巴地乱下判断，我家选择住在芝加哥城里住这个与他无关的私事他也要乱下判断，是故意冒犯、还是小人心态？
哭文中陪魏京生去学自联周年会议的这段也是编造：“到了会场，有些人质疑胜林的民运身份，胜林说出他是1989年学自联在芝加哥成立大会的纠察队长的时候，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胜林回来告诉我，会场中有很多老朋友，他还向我提到了几个我认识的朋友。所以，他一进场就听到有几个人发出“胜林！胜林！”的小声呼唤。会场中这么多朋友认识胜林，而且还当场叫出他的名字，其他在场人都听见了，又怎能发生“质疑胜林的民运身份”的事情？这段编造张夏阳是想表现什么？为何张夏阳真事儿一件不写：那次散会后，是胜林付钱请魏京生一行包括张夏阳吃的饭。付钱时，张夏阳躲着，编瞎话时随口就来。
哭文中最歹毒的是这句话：“他们夫妇扬言，如果闯过这关，就立马修炼法轮功。。。。。。”嗬嗬，张夏阳想强加这个“扬言”在我们头上？想搬法轮功来压人，拿法轮功当枪使？可笑又卑鄙。我在此要说明的是，我（和胜林）选择加入或不加入任何信仰团体都绝不会是“扬言”那么简单的过程。
另外，张夏阳借着王胜林的嘴说我不会干家务，这又是一个差之千里的编造。他在哭文中说，王胜林说“晓东手脚不利索，有给她收拾的功夫，我什么都干完了。”张夏阳有所不知的是，王胜林绝对不会说这句话，因为王胜林与我结婚后最没想到的就是，我竟然如此能干家务，无论是剪裁缝纫服装，织毛衣，还是洗衣做饭，我都无所不能，还水平超高，速度快和质量好。这点王胜林不知庆幸地说了多少次，死前还庆幸地说我家务上真能干。虽然我和胜林口味完全不同，他口味过咸，我口味过淡。但我做的饺子和烙饼，他赞不绝口。
不要说王胜林对我干家务能力吃惊，连我女儿的保姆克珍都对我能干家务吃惊，她一个没有文化不会说话的吴为县农村人，笨嘴笨舌地对我说：“姐呀，我在北京也给别的人家干过保姆，北京女人真笨，我真没想到有姐姐你这么能干的北京人。你这么年轻，这些手艺都是哪学的？看咱们晓晓（我女儿）身上穿的全是你织的缝的，我抱着孩子出去脸上也有光啊。”顺便说一个值得提的事儿，我要克珍每天识三个字，她对此没有信心。我说：“克珍，你学会一千个字就能读报，现在开始一天认三个字，一年后你就能读报了。”以后，胜林每天教她三个字，后来她一天能记住十几个字，才半年，她就能结结巴巴地读报了，遇到生字我就告诉她，念了别字我给她纠正，很快她就能流利地给我念报听。我发现，克珍虽然貌丑，却极为聪明。我这份热心是受奶奶的影响，她把身边一个不识字的勤务员、十七八岁的穷苦孤儿，训练成文笔出众的好写手。
我的北京发小女友最近电话与我聊天，她说她的婆婆病了，住在医院，两家人轮流去医院看护，把她都要累死了。我对她说，你们还有两家人轮流，我以一人之力照顾王胜林两年半。在美国，有些专业护理都是家属在家做，比如后来每三天抽一次肺水都是我自己在家为先生做，更不要说每晚给他烫脚，白天给他按摩，洗衣做饭，打扫房间，还有每天为他做灸疗，我要手持艾灸去灸他身上几个关键穴位，每天要花一个小时在灸疗上。他多次住院，住院期间，我没有落过一天去医院守护他。我的女友说，晓东，你真不简单。她说，她听过很多故事，一个家庭中病一个人累垮另一个。胜林也说，换了别的女人，以一人之力照顾病人就会玩不转。
张夏阳对我家的家事如此处心积虑地造假渲染，倒不如由我自己真真实实地披露我的部分生活。
二．我的生活
为了使读者了解那个时代北京的生活状况，我想着笔写写我生产前后的艰辛日子。我怀孕时，买不到水果吃，更买不到我喜欢吃的各类坚果，也很难买到鲜肉，但是机关食堂每天中午有肉菜。我还记得胜林买到猪头肉，拌了醋给我吃。我结婚前很少吃肉，更不吃猪头肉，但怀孕后为了增加营养，只好吃拌醋的猪头肉。我生孩子时是1981年，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北京市场上很难买到儿童服装。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这类产品都很难买到，话说回来，就是市场上买得到，我家也买不起。那时王胜林的工资是49元人民币一个月，发工资后25元得寄回他家养他妈，他还抽烟喝酒，等于一家生活费用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而我的工资只有44元人民币。所以，我女儿的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全是我一人剪裁缝纫和手织。家里没有缝纫机，就到有缝纫机的邻居家去做，还有孩子的小褥子小被子都是我亲手做。要知道幼儿时期的孩子总尿裤子，棉裤起码要做四条，以防尿湿没得换。我家一家三口的毛衣毛裤也都是我自己手织。在我怀孕七个月时，王胜林通过旅游局朋友接了一份陪外宾到广州旅游二十几天的差事，广州市场上儿童服装已经很多，且好看，可对胜林来说都太贵。团里的外国人听说他要做爸爸了，打听到他想要女儿，就暗中商量着买了几条小姑娘的裙子送给了胜林，他陪完旅游团又回他的无锡家小住了半个多月。近两个月时间，我大着肚子独自照顾自己，洗衣做饭，注意保证营养，还要上班。那时还没有冰箱和洗衣机，每天都要现买现做，而每个星期天都要手洗一大堆衣服。换季的时候，洗换被里被面就更是家庭大事。我现在还记得，王胜林离家近两个月从南方回家那天，我正好出去倒垃圾，在院子里遇到他，他从我面前走过去竟然认不出我，我叫他，埋怨说，你怎么不认识我了？他大吃一惊，我才意识到自己变化有多大，人胖了三十多斤，满脸蝴蝶斑，肚子比他离开时整整大了两倍。他带回来的广州小裙子令我高兴了好几天，他回家两个星期后，我生产。此时，我家已经从机关基金会借了一屁股债，可以想见，债台高筑对一个产妇是多么沉重的压力。要不是我从妈妈那里学会了缝纫本领，真不知孩子的冬衣如何解决。我感谢我的父母，感谢妈妈在女红和家务上对我的训练，感谢父亲在写作简洁和逻辑严谨上对我的影响，这都使我终身受益。
那时的北京市场经常缺货。我还记得，86年8月来美国前，女儿的内裤衩都太破旧，需要换新，我跑遍北京各大商店就是买不到小女孩的内裤衩，我只好给女儿买了几条男孩子的白色内裤衩。当时北京天气奇热，女儿长了一头痱子，我把她的头发全剃了。结果到美国时她的样子很可笑，光着头穿着裙子，在幼儿园中午睡觉时穿着男孩子内裤，同班孩子都奇怪地问她问题，还好，她听不懂英语。
中国当时物质匮乏，家家穷困。在女儿一岁半时，为了还债和解决家庭经济困境，我们夫妻俩商量，决定王胜林找个援外公司的翻译工作出国干两年。经我的一个远房姨夫介绍，王胜林外调到冶金部，由冶金部派往约旦，任援外公司的口译翻译和总经理助手，签了两年合同。那时援外出国人员工资很低，只是保留国内一份工资，国外多拿一份工资而已。而主要收入是“伙食尾子”，即公司在伙食费上省下的分红钱，这样算下来他在国外一个月能收入一百多元人民币。两年下来一个援外人员能买回“三大件”——电视、冰箱和相机。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像那个时代的生活，怎会为了得到这些在现在看来很容易得到的家用电器去费那么大力气？两年时间的夫妻分居。那时，在中国能得到这份援外工作机会的人是极少数幸运者，而这份援外工作确实解决了我家的经济困境。可是，这“三大件”所要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我一人又带孩子又上班，需要极大的能耐和体力。
其实，最初我对自己独挡一面是有信心的，因为我有聪明能干的克珍帮我。没想到的是，克珍在胜林即将离国的两个星期前惹了大祸，胜林气不过把克珍解雇了。
经过是这样的，自从我有了女儿晓晓后，我住的那栋楼里的众多孩子放学后就老往我家跑，围着观看晓晓。晓晓张嘴打个哈气，放个屁他们都能笑半天，童声笑语充满房间。等到晓晓七八个月能站在床上咿咿呀呀打手势时，那些孩子就更是每天必到地来跟晓晓玩。每天晚饭前后，楼上楼下的妈妈们叫孩子回家吃饭、做作业的声音不绝于耳。很快就有几个妈妈向我抱怨说，自从晓晓出生这半年多来，她们家的孩子成绩大倒退。我对她们说，我也纳闷呢，这个楼里好几个生孩子的，怎么就晓晓受欢迎？一位妈妈说她们也奇怪呢，她家孩子说只有晓晓最好玩。一个叫邹霞的母亲告诉我，她的一个年轻同事有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岁多的女儿，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可她儿子小科却说，比晓晓差远了。我后来就对这些孩子宣布，谁的学习成绩不好，谁不许来跟晓晓玩。到晓晓一岁多能走路后，就出现更糟的情况，时有孩子来把晓晓抱走去玩。家务太忙时，克珍为了能轻松一下就放任那些孩子抱走晓晓，我和胜林发现后说了克珍，但并没有引起她警惕。那天是个星期天，我剪裁好了晓晓的两件衬衣，去邻居家踩机器缝纫，邻居家就在隔壁，与我家隔着公共厕所。我走前看到克珍正在楼道里煮奶，就顺口告诉她，不要让楼里的孩子抱走晓晓，她答应着。没想到，才过半个小时，克珍抱着晓晓来了，说晓晓被楼上的一个十一岁女孩抱走后摔了，磕在左眼的下眼眶。我看到晓晓左眼红肿，埋怨克珍不听我的话。心里虽难过，但庆幸没出大事。可到傍晚时，晓晓的半个脸全黑了。胜林出去办事回到家看到晓晓这个样子，对克珍大发雷霆，克珍绷着脸一声不吭。第二天，我父母听到消息也来我家，此时晓晓的半边脸更黑得吓人，他们又把克珍说了一通，克珍还是绷着脸不说话。他们就说克珍态度不好，要胜林辞掉克珍。我说，胜林马上就要出国，这时辞掉克珍，我怎么办？胜林坚持说他再也不相信克珍。只有我家的隔壁邻居，胜林的英文组组长邓欣的意见最到点，但是胜林已经听不进去了。邓欣是四十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他直言快语声音洪亮。我听到邓欣在走廊问胜林怎么处置克珍，胜林说，晓东的父母要辞掉克珍。邓欣大声地对胜林说：“小王，这事你可得想好了。刘珙那老俩儿口说着容易，辞掉克珍他们给你们带孩子吗？到时晓东招架不了，你又不在身边，怎么办？”
那几天晚上，克珍去楼里的保姆宿舍休息后，我和胜林在家的话题总围绕着克珍和处置她的决定。胜林说，这么多天过去了，克珍都没一句道歉话，还挺有理的样子，真气人。那时我们都不能理解农村人嘴笨不会道歉。我那时太年轻遇到这种事就没主意，不知如何对付胜林的固执，自己也很生气克珍的僵硬，于是生气压过了理智，最后就这么把克珍辞掉了。我们马上又找了一个保姆，那人什么都不会，三天后我们付了她工钱让她走人。再几天后，胜林也走了，我真的要一个人独挡一面了。
胜林走后两个月克珍回来看我，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她一进门就抱住晓晓哭了，我抱着她也哭了，问她：“克珍，你只要道一声歉，你哥就不会赶你走，你为什么就不说呢？”她说：“姐呀，你知道我嘴笨，不会说，哥生那么大气，我就更不敢说了。你们怎么就不想想，我是个要强的人，我犯了那么大错，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我说：“你现在不是说得挺好嘛？我们那时就要你这句话呀。”她说：“姐呀，这是现在跟你说。哥那么凶，你爸妈那么生气，那阵子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问：“现在这家对你好吗？”她说：“那个孩子妈真懒真笨。我在你家只管洗衣服和看孩子，做饭都是你和哥管。在她们家，洗衣做饭看孩子全是我一人，把我都要累死了。而且那个孩子妈也不管孩子的毛衣毛裤，也要我织，我没时间，就给她起了个头，让她织，可她把活儿往边上一放就再也不动它了。唉，我命苦啊，再也找不到像姐你那么能干的主妇了。”我说：“克珍啊，我也命苦啊，现在没有你我也快累死了。”
胜林走后，我每天的生活都像打仗：每天五点五十起床，以最快速度给孩子和我自己穿戴完毕，吃了早饭，六点半送孩子去幼儿园，好在幼儿园就在我住的楼里。然后跑步到车站赶乘26路公共汽车到百万庄再赶乘班车，如果赶不上班车，那我就惨了。我住在北京的西边，而我上班的化工部设计院在北京大东北边的和平街西口，如果不坐化工部的班车，一路上就要坐四次汽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就是坐班车，也只能坐中间一段，两头都还得坐公共汽车，竟管如此也能省去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下班后是最后的冲刺，那一系列的家务忙到直要窒息。
北京五六月份就很热了，我下班后一路要跑着买晚饭和第二天早饭所需的蔬菜和食品，到家后一身一脸的全是汗。那时我住在筒子楼，是个教学楼，我家住在一个小教室里，做饭的炉子都在走廊。回到家先去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然后煮开水倒在大澡盆里，把女儿放进澡盆后我才能安心做饭，否则她就会到处乱跑，下楼或跑进满地脏水的公共厕所，或被楼里孩子抱走。把她放进澡盆后，我给她一个橘子或一片西瓜在澡盆里吃，这样有双重好处，她吃东西时乱流的汤汤水水都流在光着的身上和澡盆里，洗衣服就省去许多麻烦，另一个好处就是我能够腾出身子做饭。可常常是饭还没做好，澡盆里的水就有些凉了，必须停止做饭转而快速给女儿洗澡穿衣。她是个非常多动的女孩，常常在我饭菜还没最后做好的一刹那，她一身泥水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她摔倒在公共厕所满地的脏水中，那刚洗的澡和新换上的干净衣服全都作废。吃完晚饭，我自己还要煮水洗澡。晚上躺在床上才算松了一口气，女儿便磨着我讲故事，我的故事几乎天天一样，都是在故事中指出女儿当天犯的错误，开头语都是“有一个小姑娘”，例如：“有一个小姑娘，不听妈妈的话，到处乱跑，妈妈不让她下楼，她却偏偏下楼，还去满地脏水的厕所……，别的孩子还总把她抱出去玩……”她很快就明白“小姑娘”是指她，就说“妈妈不讲小姑娘。”她说话不清，只有做妈的我能听懂。所以睡在床上的那点时间就是我训练她说话的时间。她不让讲小姑娘，我就把“小姑娘”改变为“小花猫”之类的小动物，但是故事内容还是小花猫给妈妈惹祸。
我还记得，王胜林是83年刚过春节后出国的，他走后不到一个月女儿就生病发高烧，半夜里高烧不退，我深夜里抱着她，没人商量不知所措，她突然不停地摇着头一连声地大喊：“妈妈妈妈妈呀！”我吓得低声哭了起来，脸靠着脸对她说：“晓晓，你怎么了？你别吓着妈妈，别吓着妈妈。”她静下来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流泪的我，看了一会儿，便慢慢地闭上眼睛睡着了，那夜我抱了她一夜，第二天早上我惊喜地发现她的烧退了。但那年夏天她连续发烧，几乎是我请一星期假陪她到病好了，送到幼儿园不出三天又发烧，竟然这样连着给我来了四次。那种焦头烂额难以言表。所以，作为亲历养儿难的母亲，对中共六四屠杀学生，我怎不气愤填膺！
王胜林去约旦没做满两年合同，他只干了九个月就因为我父亲叛离中国而被送回国。九个月来我瘦了近三十斤，一米六七的身个儿已经不到一百斤了。
我所认识的所有同辈女人都是靠老辈给带孩子，我从来没有靠过老辈，连经济上也没有靠过父母，全是靠我自己。除了我的大妹妹，我还真没遇到过一个与我同龄的女人像我这样独扛生活重担，自己一个人“手脚利落”地巧干快干家务的。我们兄妹都是十二岁就开始做家务做饭，十二岁前我们都住校，否则我们干家务的历史还会更早。虽然小时我家时有保姆，但妈妈要求高，保姆都做不长。我家孩子多，我从小就知道，不干家务妈妈就会生气，妈妈常说的话是“干活要有眼力价儿。”。
生活中，我与我的兄妹的不同之处是，我认为做饭虽是生活必需但太浪费时间，所以我能简化就简化。我长大成家后把我妈妈常做的那些过于细致的饭菜全部简化。比如八宝饭，我在美国的许多朋友吃过我做的八宝饭，都赞不绝口，我做的八宝饭比我妈妈做的简化了许多步骤，反而更好看和好吃。婚后的家务多数靠我，在国内如此，到美国后更不轻松。王胜林在美修社会学学位兼做助教，因为是文科，需花大量时间读书，没时间管家，家务的所有重担只能由我一人挑。他每天带两顿饭去学校，经常是深夜才回家，考试前的冲刺更会熬到清晨两点才回家。我比别的留学生家属更难的地方是，我不但要照顾自己的小家，不但要照顾多病的女儿，不但要打工挣钱贴补家用，还要照顾我的老父亲，他的麻烦事不比我的小家少。我管给他洗衣买菜和每星期打扫卫生，他的社会活动很多，经常在家聚餐招待他的众多学生，这一切都需要由我一人去准备和料理。因为是文科专业，王胜林的助教工资只是理工专业的一半，每月工资才590美元，不够家用。我那时因为照顾女儿和老父亲，不能去餐馆打工，只能去附近人家和我父亲的几个有钱学生家做清扫和看小孩，这样我可以带着女儿去。
我家筹办家庭聚会的惯例是，我主管聚餐的所有准备工作，王胜林辅助，准备工作需要一周的思考计划和制作，但待饭菜全摆上桌、客人坐定后，一切招待则都由王胜林负责，我只负责坐着陪客人聊天。这种表面现象可能会使某些客人感到我不做家务，只会高谈阔论。试想，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主妇不干家务如何维持这个家？就是在王胜林找到工作后，我的家务也没有减轻，因为王胜林上班远，而我在城里上班，我每天下班后六点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做饭。为了减轻做饭负担，胜林周末总去中国城餐馆订餐，这只能减轻少许家务压力。家家生活如此，我丈夫又不是富翁，我岂能例外？
哭文中其它不实之词结尾再说，现在先说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么多的假话极尽诋毁？什么使他至今还耿耿于怀？这就要说说他文中提到的飞机票的故事，也是他在此文中提到的“胜林极其爱护妻子到可以放弃任何朋友的地步。”我太清楚了，我就是在飞机票这件事上得罪了他而被他百般算计惹祸上身的，而飞机票的真实情况并非张夏阳哭文中所言，他歪曲这段事实也在我意料之中。
三．我的教训
1994年7月15日我父亲去世，办理完后事，我们决定全家四口（我、胜林、女儿晓晓，我妈妈）回北京，一是送我妈妈，二是带女儿探亲访友，自1986年离国赴美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回国。那时正是暑期，买机票回国的人多，听说需提前订票。
我们全家四口要买飞机票回国的消息自然传到张夏阳耳中。他那时办了一家电视台，竭力用各种方式赚钱，也卖机票，还卖从垃圾箱捡来的破旧家具和床垫。一次我在他家附近见到他，他说他家在卖旧家具，问我买不买，我就走进他家去看看。原来是几个破床垫子，很脏很破，上面有大片黄印子和露出海绵的窟窿。那时我只知道他卖机票也是一个赚钱方式，哭文中说我因为机票是广告费而不愿意付钱，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直到胜林在乘机两天前取机票时，才从那家航空公司得知，机票是这家航空公司付的广告费，才知道机票是坏票，我们和张夏阳之间才出现纠纷。买票时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张夏阳与航空公司的这层关系，也无从知道机票是广告费，更无从知道机票是坏票。如果没有坏票问题，也就没有任何纠纷。当时我们的处境根本没有那份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的心思：我父亲六月初查出癌症，到七月十五日去世，从抢救到料理后事，我和胜林都频临累垮的地步，有个学医的朋友说我俩儿的样子也像是癌症晚期病人。我妈妈还出现两次险情，还要照顾她为她担心。在那种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张夏阳对我们说他有机票，我们一下子的感觉是，啊，好方便！另一个想法是，这钱与其让旅行公司赚，还不如给自己的近邻赚，就如我们当时买民运领袖王炳章推销的人寿保险一样，是一种支持的心态。哭文中编造了许多我如何耍赖不付钱的话。我只要问一句，我们是买家，张夏阳是卖家，这种关系下出现欺骗，是谁骗谁？当我们知道受了骗了，还能付他钱吗？具体实情请听我细细道来。
张夏阳大概是在92至93年之间自己集资办电视台的，他到处说办电视台是为社区服务，其实是想从中领馆那里得到中共为海外媒体宣传投给芝加哥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可遗憾的是，他虽极力巴结领馆，组办春节联欢会等活动，领馆最终还是把那笔巨资给了另一个办电视台的人叫孙子繁的，孙子繁马上给自己付年薪八万，还买了一栋五十二万美元的豪宅，那可是在九十年代，当时价值二十五万的房子已经非常豪华。据老友高小远分析，中领馆的人想拿回扣，看出张夏阳山西老星儿太抠门，把钱给他就是肉包子打狗，拿不到回扣。我那时也听到一些张夏阳怎么克扣雇员工资和他巴结领馆的传言。93年的一天张夏阳给我打电话说：“晓东，听说你现在失业在家，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到我这来接电话。这的工作也不忙，我还能管你一顿午餐。我这里订了各种中文报纸，你在家呆着也是呆着，还不如呆在我这读报，也能帮着电台接接电话。”我说：“听你这话，是让我给你的电台义务接电话？”他说：“我的电台是义务为社区服务，要不我另外再付你车马费，怎么样？”我说：“我考虑考虑。”放下电话，我对爸爸说，夏阳是怎么想的？我爸对我乱交朋友常有批评，他说，张夏阳这人不可交，他是个重钱不重义的人。我妈是93年初来到美国的，六月时老两口就全家都搬到我家住，我陷入沉重的家务，每天忙于给他们做饭不说，还要每天给妈妈做针灸理疗，她突然腰腿痛得不能走路。还有一个朋友的十八岁儿子来芝加哥上大学，暂住我家度假。繁重的家务使我竟然有两个多月累得天天发烧，这时张夏阳给我打电话，说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要我去他的电台义务打工！
我父亲死后大概第三天，我在我家门前的儿童公园遇到张夏阳的妻子赵莉莎，她对我说：“你们要是能从夏阳手中买机票对他也是个帮助。”我一直对莉莎印象不错，现在看着她迫切的样子，我想想也是，给近邻赚这个钱，还能交下一个朋友，于是爸爸的话成了耳旁风。我承认，四张飞机票在当时对我是很大的钱，我当然希望能买到便宜机票，于是我问张夏阳，他推销的票是否比旅行公司的便宜，他说价钱一样，他犹豫一下又说，那好，看在朋友面上每张票给你降十美元。我觉得这十美元降价很可笑，也没与他再争。当时，我和胜林确实看重这个近邻关系。因为张夏阳总在我们面前说反共话，还非常到点，使我们对那些他的负面传言总是抱着怀疑态度。
那天晚上，胜林的社会学系的同学高小远到我家吃晚饭，他是单身，与我们政见相同，很聊得来，平常或周末他经常来我家吃饭，就像家庭成员。晚饭时，我们谈起从张夏阳那买机票的事情。我说，从张夏阳那买票一是图方便，二是看在近邻朋友的面子上，觉着给别人赚这笔钱，还不如给近邻赚。高小远听到张夏阳的十元降价，笑着说：“这个抠门爷爷！几个星期前他托我给他找个接电话的人，他跟我说好工钱是500美元一个月，我给他找了一位朋友的家属，刚从中国来的，急于找工作。结果人家去工作的第一天，张夏阳就对她说，他只能付400美元一个月，一下子就给人家月薪砍掉了20%！”
烦心事还在后面。飞机票不在张夏阳手中，在航空公司那里，胜林第二天去航空公司取两天后起飞的机票。到了航空公司，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胜林，这四张票是坏票。胜林问什么意思？工作人员说，坏票就是飞往北京的航班保证有位子，而回来时就不能保证有位子。胜林问，没位子怎么办？答：那你们就必须等有位子的飞机，几天等不到位子回不来的可能也有。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补充说，他们必须把这丑话说在前面，因为几天前有个人因为买了这种坏票回不来，回来后就到航空公司大闹，公司上级规定，以后必须事先向取票的顾客讲清这点。这时胜林才知道，原来这四张机票是航空公司付给张夏阳的广告费，所以不保证回来的位子。
胜林拿着票一到家就告诉了我这个情况，生气地说：“夏阳拿坏票当好票卖，真不地道！”我脑袋轰轰的、着急地问他：“那怎么办？”他说：“只能退票，还能怎么办？”我说：“那后天就走不成了。”他说：“走不成也得退票啊，这是坏票！”我说：“走不成哪行！我现在就给夏阳打电话。”我一心想着后天要走成，电话一通我就对张夏阳说：“夏阳，你卖的是坏票！”他坚持说不是坏票，航空公司说得不对。我不信他的话，他是卖家，是受益人，当然极力要把票推销出去。我说：“那好，我如能按时回来再付你钱，如果是坏票就不能原价付你钱！”他说：“晓东，我现在就去你家当面谈。”我一放下电话，胜林就批评我说：“晓东，你那话说得不对，你用人家产品就得付人家钱，你要是不相信产品就退货。”我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就说：“我气得没想那么多，那好，我的错话不算数，一会儿夏阳来，由你跟他谈退票，我就不见他了，我上楼冷静冷静去。”我在楼上可以清楚地听到张夏阳进门和说话声。
张夏阳一进门就问胜林，晓东呢。胜林说，在楼上。他便劝胜林说那是好票，胜林又把航空公司的话重复了一遍。张夏阳说航空公司说得不对，一边说一边上楼来找我，我正在把一个被子装进刚洗干净的被套里。他对我讲的还是那是好票的车轱辘话。我说：“夏阳，朋友传来不少你办电视台卡人钱的事，我都将信将疑。昨天高小远还告诉我，他为你找到接电话的人，你事先已经说好了工钱，人家上班第一天你就把人家月薪砍掉20%。那可是高小远的朋友，你为钱就这么对朋友？现在又坑到我们头上啦？我不跟你说机票事儿，你去跟胜林说去。”他听完我的话就又下楼了。我那时认为，胜林马上就会跟他谈退票，因为我上楼前已经说好的要退票的。没想到的是，张夏阳下楼后又说起那是好票的车轱辘话，而胜林还是重复航空公司的那是坏票的说辞，说来说去胜林就是不说退票的话，我听着这个气啊，我知道胜林又对朋友拉不开面子了，所以才这么车轱辘话地不解决问题。
我在楼上越听越火，一下子就又上了头，蹬蹬蹬地下楼，一边下楼一边喊：“胜林，你不是早就说要退票吗，你不是说我说错了话吗？怎么到现在你还不说那对话？还费这么多口舌做什么？退票！走不成也退票！不走了！”我看到已经七十三岁的妈妈坐在厅中间的打好的七八个箱子前，难过地低着头。她在我爸爸死的前后几天，摔倒了两次，把我们吓坏了，生怕她在美国出大事，她着急地要回北京的家。我这一喊，张夏阳和王胜林都一下子静了下来，终于停止了好票坏票的车轱辘话。胜林把四张票放到张夏阳手中说：“夏阳，这票退给你。我一年就有二十天假，你这下把我坑得不浅，让我后天走不成。”张夏阳离开后，我就埋怨胜林说：“你是不是又对朋友拉不下脸面啦？又让我去做黑脸？”
我不否认我在被骗气愤时说了错话，但是，这个错话经胜林提醒我就马上意识到并不再坚持。而且这个错话与张夏阳编造的所谓我的话有根本的不同：不是因为我知道是广告费而赖不付钱，而是因为他搞欺骗卖坏票，我们才退票。我买票时既不知道那些票是广告费，也不知道是坏票，根本没有不付钱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家的气氛可想而知，父亲刚死又遇到这么件事。妈妈叹气地说，只要能保证回北京就别跟夏阳争啦。我说：“妈妈，你就想着你能回北京，就不想想我们不能按时回来的麻烦。他卖坏票还不告诉我们，价钱还与好票同价，做生意能这么不公平吗？”胜林说：“明天我去旅行公司问问，晚几天走也没关系，票价再贵也得走。”
第二天胜林去了芝加哥最大的旅行公司“海天旅游”，中午时，他乐滋滋地回来了，说，买到明天的机票，与张夏阳的票同一天，而且票价相同。全家一听都高兴得不行。我反复地问胜林，不是说暑期难订票吗？不是说订当天票或隔天票会很贵吗？胜林说：“我早就告诉你，不能跟中国人打这种交道，张夏阳为赚钱都desperate到什么程度！”我说，爸爸要是知道，又说我交友不慎了。可谁会想到，这个不慎在二十年后带给我巨大灾难，后面的故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张夏阳在哭文中写到：“在李志绥的追悼会上，胜林主动再三道歉，两家才算恢复了邦交。”这又是一个谎言。李志绥是一九九五年去世的，离“飞机票”事件才过一年，这么短时间我们绝无可能与他和好。再说，张夏阳骗人卖坏票，王胜林有什么歉可道？
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关系缓和是2005年以后的事情，离飞机票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我们和张夏阳的关系为什么在2005年后会缓和？因为，张夏阳突然积极参加了民运，进入了我们这个越来越缩小的朋友圈子。
2004年底，法轮功团体发表了《九评共产党》，2005年初，芝加哥的法轮功朋友在南中国城的利荣华餐馆楼上举办了第一次《九评共产党》研讨会，我和胜林参加了那次研讨会。令我和胜林吃惊和感动的是，张夏阳在那次研讨会上长时间发言，高调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大声说“住手！屠夫！”后来，我在法轮功反迫害示威的发言中也用了这四个字。在那次会上，虽然我们仍没和张夏阳说话，但我们对他的看法开始改变。
从这以后，张夏阳便也开始积极参加芝加哥的非法轮功朋友的活动，包括杨逢时举办的六四音乐会。大概在2005至2006年间，张夏阳成了杨逢时家的座上宾，进入了这个朋友圈子。他反共的思想和言谈与我们很和调，对共产党的分析也到位，言词甚至比我们还激烈，我和胜林与他十几年没有来往的关系也随着他进入这个朋友圈子而解冻了。以后连着两年，我两次看到他在音乐会终场时走到前台拿起麦克风说：我们都要感谢杨逢时博士举办六四音乐会……。巴啦巴啦地一通吹捧。说实在的，芝加哥六四音乐会已有多年历史，我还从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八九六四时就认识的老朋友在音乐会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夸奖杨逢时的，张夏阳这一不同举止使我感到很新鲜。
没想到的是，在2006年他又一次把“飞机票”事件提出来并指责我赖钱，胜林又跟他吵了一架。
经过是这样的：2006年2月初，全球发起了接力绝食，声援高智晟律师的维权运动。芝加哥法轮功的两个朋友跟我电话联系说，接力绝食已经到了芝加哥，需要有人组织，他们要我来组织，我犹豫再三答应了。我和法轮功一位朋友商量于数天后的2月22日（星期三）绝食，绝食的形式是各自为阵式的。我第一个就给张夏阳打电话征求他同意，然后才一个个地给郊区几个朋友打电话。征得所有人同意后，我列出绝食者名单，写了绝食宣言，交给了法轮功的朋友，当天在芝加哥“新世纪”电视新闻上播出了这个新闻。没想到，新闻播出后，郊区一个朋友给我打几次电话留言，说我当初并没有说绝食，张夏阳告诉他们也说我没说绝食。我听后非常震惊，2月23日星期四早晨我便给张夏阳打电话问他：“当初我电话向你征求绝食同意，是不是一开口就开门见山地告诉你在2月22日绝食？”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大概你没提绝食的事。”我问：“如果我没有第一句话就提绝食的事，你为什么第一句话就说‘绝食？那我忍不住怎么办？’”张夏阳一时语塞，说：“噢，那你还是说了绝食的事了。”我说：“我不但说了绝食的事，还说了日期和那天是星期三。我们那次电话来回也就十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之间每句话都是谈的绝食，你为什么过后大改口，告诉其他朋友说我没说绝食？是我做小人骗你绝食，是吗？！”我说着说着就哭了，他不回答我对他说假的质问，却耍赖地问：“晓东，你是不是正更年期？”然后说了一通不要计较别人说错话的大道理，又问：“晓东，你还记得那年飞机票的事吗？”我说：“你卖我们坏票，到现在还耿耿于怀？”他马上忿忿不平地说那是好票，航空公司不知道，并指责我赖钱。
胜林下班回来，我告诉他张夏阳如何撒谎误导朋友，如何又提起十几年前的飞机票事情，如何说我更年期、言语不敬。胜林给张夏阳发去一封简短的电邮，平静到位地批评了他，张夏阳回的电邮没有具体内容，只重复说了三遍“胜林，宝刀不老啊！宝刀不老啊！宝刀不老啊！”如果真如张夏阳所言，胜林在1995年的李志绥追悼会上就主动再三道歉，那他为何十几年后还耿耿于怀？胜林又为何再发出这封一针见血的电邮批评他？事实是，对张夏阳骗人卖坏票这件事，胜林到死都没有改变认识。而这次绝食事件如果不是我逼问得紧且问到点上，张夏阳哪能语塞到说实话？当天晚上我就把早上我质问张夏阳有关绝食的对话发信给朋友们，使他无法狡赖。
这第二次争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张夏阳已经进入这个朋友圈子，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因这次争吵有些僵但并没有破裂，张夏阳还在数月后请我和另一对夫妻去他家吃饭，我隐隐感到似乎张夏阳也与那位丈夫在什么事情上发生了不愉快。从绝食事件以后，我总觉得张夏阳哪点不对。
2010年圣诞节前，老朋友许毅教授全家从英国来到芝加哥，住在我家十天。他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与我们都是老朋友，圣诞节那天我们一起开车去郊区的朋友家聚会，那次聚会张夏阳也去了。聚会间，正当朋友高谈阔论时，张夏阳的手机响了。他接通手机后对着手机大声说到：“是啊，我们在开party！对！三妹刘晓东也在这里！……”我听见他提我的名字，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他那，他一边说一边转身进了旁边的厨房，因为这边很吵，他在厨房说话的声音也因此很大，我坐在厨房外边能清楚地听见他在厨房里的说话，他又说：“还有谁啊，还有杨逢时夫妇，还有xxx，xxx，还有许毅，许毅是谁啊，就是英国的许毅教授，从英国来度假的！……”他从厨房出来时，我问他：“夏阳，是不是你弟弟海洋来的电话？”他说是。
回家的路上，我对许毅说：“这个张夏阳怎么这么大嘴巴啊！谁家的弟弟来电话会这样关心party的参加人？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啊？”许毅说：“怪不得我一进门他就问我许多私人问题，我对他这样刨根问底地问来问去挺不舒服。”胜林有点自言自语地说：“夏阳这人就是这么包打听、大嘴巴。那次陪魏京生去参加学自联周年大会，一个老民运朋友谈起一次会议，张夏阳把人家问烦了，反问他：你这么关心这些干什么？”
张夏阳的弟弟张海洋（笔名海涛）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他进入美国之音大概近二十五年光景了。他八九年前后在芝加哥居住，与我有过交往。我还把我给我父亲的一个富人学生的定期清扫工作转让给他的太太。六四过后就发生了两件与张海洋有关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张夏阳在哭文中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地编写了一通，现在还是由我把它们都挑明说清吧。
八九六四刚刚过去的“十一”，芝加哥中领馆大摆宴席，使出全身解数招揽宾客，似乎只要中国人愿意参加都能入场。我先生王胜林的教授William Liu收到请柬，去了，并在饭桌上跟领馆的人争论了几句，表示反对中共镇压杀人。后来刘教授和我父亲在我家吃饭时说到了这段故事。“十一”那天晚上，我、胜林和几个朋友身上裹着写有“国殇”大字的白布在场外抗议。“十一”后没过几天，张夏阳来电话，说：“晓东，有人说海洋参加了领馆的国庆宴会，这是造谣，我可以作证，他没参加。”我心里还挺纳闷，我又没说他弟弟张海洋参加国庆宴会，他为何不打自招地给我打电话？我很快就意识到，可能因为我先生王胜林是声援国内六四运动的芝加哥地区召集人，我们又在宴会外面示威抗议。至今，二十五年过去了，张海洋这二十五年的文章和行为令人不禁发问，当初他参加国庆宴会的传说是空穴来风吗？
又没过多久，就听说张海洋在美国之音找到工作，他是学新闻的，入了本行，当然无可非议。大概91年或92年间，一位自称美国之音新闻署的调查员给我先生王胜林来电话，问是否能见面谈谈张海洋。王胜林问对方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和电话的，对方说谁谁谁告诉他的，他说了几次那个中文名字，但发音不清，王胜林听不明白。那几天，一位邻居朋友，也是王胜林的社会学系同学何蔚星夫妻俩连着两天晚上来我们家话里有话地问胜林有什么消息，我们也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胜林对他们说：“很奇怪，美国之音新闻署的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电话？”何蔚星在那红着脸不说话。
我和胜林在家里接待了那位美国之音新闻署的官员，才搞清是何蔚星告诉他胜林的电话和名字的。那位官员说何蔚星不想卷入，就介绍了胜林，我看出胜林的脸色明显表现出对何蔚星的不满。然后这位官员就谈到他们收到一封对张海洋的举报信，他拿出这封举报信递给了我。举报信很短，大概内容是讲张海洋曾在国内新华社工作，他出国带有特务任务的可能性很大，他的身份不适合在美国之音这样的机构工作，信的下面有十几个人的签名。我这人快人快语，马上就说，这些签字显然都不是真的。胜林看了后也说不是真的，是一个人模仿的。那位官员又拿出一个文件让我俩在上面签了字，所有手续就这样完成。最后他说，他们不会因为一封举报信开除一个雇员的。其实，我和胜林在与他见面前也谈及此点，也想到了，我们为张海洋证明和不证明都不会对他的工作有任何影响。当晚胜林对我说，他对何蔚星不满的是：他不愿意卷入也可以理解，介绍别人卷入也没关系，可他起码应该通知有人会来找你吧？他不但不通知还来包打听，看着你在他面前犯疑惑他也不告诉你实情，这是什么心态？胜林气愤地说：“我还一直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我很理解中国人这种胆小如鼠的心态，这点小事都能把他们吓得尿裤子，哪还敢反对共产党？
见了美国之音新闻署官员的当天晚上，从未失眠过的胜林在外面开了一夜车瞎转，对何蔚星不够朋友的行为失望伤心。其实那只是一个插曲，主题曲是张海洋。至今，二十五年过去了，张海洋这二十五年的文章和行为使人不禁再发问，当初那封举报信是空穴来风吗？
二十五年来，海涛（张海洋）时不时地写与中共搭调的文章，读者可以去美国之音搜索。我举一个例子，媒体大亨默多克的妻子邓文迪在一次会议上出手保护默多克，打了一个袭击者，国内官媒和小报都一致喝彩，海涛也写篇喝彩文章。什么意思？邓文迪何许人也，值得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海涛大书特书？再举一个例子，数年前，一次海涛主持美国之音的节目，一位国内人士写了一个跟帖，质问海涛，我现在有幸找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帖子：“2011年2月20日tt (china)：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先生中途试图中止何姓人发言，并指责他发言不理性。不知是voa的观点抑或海涛先生个人观点。读上面有听众评voa有中共渗透之嫌，似有可能性。综合海涛先生长期节目来分析，本人有此感觉。试图中止姓何的这种方式的发言在亚州自由台和其他节目主持人中间也绝无仅有，这也非海涛先生第一次的反应。”
当时我把这个帖子发给了张夏阳，问他弟弟是怎么回事？他没回音儿。
2011年胜林得病，终于让张夏阳得着报复机会，也终于让我这个一直不黯人情世故的人知道了什么叫人心叵测，人心险恶。
首先要说明的是，胜林的癌症被耽误，主因是他自己固执的性格和我们的无知，张夏阳的误导起了极坏效果，暴露出他阴暗狡诈的人品。
我有个习惯，在月历上记事，只不过简单写几个字，比如在日期框中写上“肠检”或“胜林住院”。所以，下面记述中的日期和事情都是当初的记录，清楚无误。
2011年3月25日，我和胜林做了例行的肠镜检，医生诊断说胜林有内痔。到四月初，胜林开始感觉肛门内刺痛。但他坚持说是痔疮拒绝再去医院寻求第二意见。将近四月十日时，胜林与张夏阳电话谈起他的“痔疮”，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这一个月中，张夏阳三天两头来电话，表现得很有经验，使胜林分外信服，4月22日我们俩家一起去看神韵，路上也在说胜林的“痔疮”。胜林比多数男人更反感去医院，这次肠镜检还是我坚持才做的。他的固执性格到六十岁后更加严重，而且在那一个月他更是偏执到反常，偏执地依赖张夏阳的电话咨询，对张夏阳的误导深信不疑。而事实是：痔疮软，癌肿瘤硬；痔疮流血是鲜血，癌肿瘤是污血；张夏阳却全部说反。张夏阳还一再强调，一定要天天热敷和按摩，把坚硬的“痔疮”热敷软后按破，把污血脓血挤出来就好了。他还特别给我打电话嘱咐：“晓东，如果胜林自己不敢按摩挤破痔疮，你来帮他搞破，一定要搞破那地方，把瘀血都挤出来就好了。”他还告诉我，他就得过痔疮，很有经验。他对胜林甜言蜜语地安慰和说服，使胜林完全信服，真的按照他的坏招去做了。我意识到不对时，胜林已经进入偏执状态，完全不听我的，只认为张夏阳说得对。只要我一说去医院，胜林就气急败坏地发脾气，说我小题大做。
到五月初时，张夏阳紧锣密鼓地天天来电话问，给胜林以决心。胜林本是个怕疼的人，可在张夏阳的鼓励下，他坚持天天在家热敷，按摩那个离肛门口很近的“痔疮”，近五月中时，胜林终于把那个“痔疮”按破了，流出许多污血，与清水混在一起，胜林一盆一盆地不断地冲洗污血，还高兴地对我说：“张夏阳说得真对，污血流出来就舒服多了。”到五月十六日，他痛得不行了，流血过多造成的贫血使他感到虚弱。在我的坚持下，才又去找那个当初的诊断医生，医生再次检测才发现那不是痔疮而是肿瘤。胜林还坚持不去医院，要先把工作都交代清楚，我歇斯底里地一声声重复地大哭大喊：“快去医院！”五月二十日胜林住进医院。
奇怪的是，自五月中旬胜林搞破“痔疮”后，张夏阳突然停止给我们来电话，直到五月二十三日半夜一点半多他突然来电话，这个时间来电话已属反常，而他说的话就更加反常。如果不是这个半夜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根本不会想到他此前是在误导胜林，也不会想到在2005年我们关系刚缓和时，我与他和解交谈的第一句问话是：“你父亲好吗？”他当时告诉我，他父亲已得直肠癌去世。我还无知地问，直肠在哪。这个半夜电话让我清楚地想起来，他对直肠癌是有经验的。我疑惑，他父亲又是怎么耽误死的？是不是也用的张夏阳给胜林支的热敷招数？
这是我与张夏阳认识二十九年来的唯一一次半夜电话：2011年5月23日清晨一点半后他来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就听见他兴奋地大声说：“晓东！我正在网上与马悲鸣吵呢，倒底六四是用的达姆弹还是子弹！”我一看闹钟半夜一点半多，奇怪他在这个时间跟我谈达姆弹是什么意思？他在五月中旬以前天天来电话都是关心胜林病情，按常理他一个多星期没来电话，这个电话首先要问胜林病情才自然合理。此时胜林得癌住院才三天，这巨大打击使我身心俱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突然的半夜电话把我吵醒，更令我难受至极，我有气无力地打断他说：“夏阳，胜林已经住进医院。他不是痔疮，是癌。”说到这我抽泣起来。他咂咂地说：“咂咂咂，唉呦，我在家就跟莉莎说，胜林这病不是痔疮，当初我得痔疮时可没有胜林这么难受。胜林是癌……”我马上问他：“那你为什么当初不告诉胜林？”他说：“我哪能做乌鸦嘴啊，我哪能吓唬胜林啊，我只能说好话啊。”我说：“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告诉对方真实情况。”他紧接着说：“我们不能做乌鸦嘴啊。莉莎甚至还说，胜林这一走，晓东准完蛋！”然后他对我大声说：“晓东，我得劝劝你，你就哭吧，但不要在胜林面前哭，要和晓晓在家抱头痛哭，高声痛哭，唉，你怎么哭都行，可千万不要在胜林面前哭。”他又大声对我说：“你哭啊，在我面前哭！别这么抽泣哼唧着哭，大声哭！”我抽泣地说：“你不着三不着四地在说些什么？”他说：“不着三不着四也能说到点上！”我那时很脆弱，频临崩溃，不想多说话，更不想与他争辩，还打岔地问他，莉莎怎样。我女儿从她的屋子来到我旁边问，什么人这时候来电话啊？我放下电话告诉了晓晓张夏阳对我说的话，晓晓说：“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能与这种人交朋友！”
哭文中张夏阳有大段编造，什么检查消息三天还没出来我（刘晓东）“情绪突然崩溃，开始历数胜林的不是，从暗恋卡玛说到小晓6个月的时候拉稀，胜林没有及时送医院。。。。。。我紧劝慢劝。。。。。。没想到晓东突然话锋一转，‘说你不够朋友，明知道胜林是直肠癌，偏偏欺骗我们说是痔疮。。。。。。耽误了胜林。。。。。。’”
张夏阳这段编造是欲盖弥彰。他试图以假乱真地用这个编造去遮盖或代替他半夜电话的真正恶言。他没想到的是，他打半夜电话后三个星期，我就通过电话和电邮把他莫名其妙的电话告诉了好几个朋友。我是个心里憋不住事情的人，这个性格却无意地侧面为我证实了这件事的真实性。在丈夫生命危机的状态下，如果他没有打来半夜电话，我绝无可能在那种注意力都在丈夫病的状态下造出对话，毫无缘由嘛。我最终看透他就是这个半夜电话。实际上，从张夏阳哭文中的这段编造也可以看出他对半夜电话的心虚，所以才要恶人倒打一耙，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还是让事实说话。
事实是：自从胜林住院后，除了五月二十三日的半夜电话外，张夏阳还来过两次电话，此后我就与他断绝一切来往，向所有朋友宣布，只要张夏阳参加的聚会和活动我概不参加。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三次电话，有哪次电话我会有机会和可能说出他拼凑的那些对话来。
第一个电话是五月二十三日的半夜电话，那时胜林刚住进医院三天，我处于极度感情脆弱的状况，这种巨大恐惧的打击没有经受过的人不能体会，作家章诒和听到丈夫患癌的消息晕倒两次，我没有晕倒过但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张夏阳半夜电话中的那番恶言恶语我根本无从招架，我当时是在抽泣着哭的状态下听他说那些伤人话的。他是有备而来，我则毫无设防，极度疲惫下被半夜电话扰醒，哪有心思和力量说话？在那个特殊的半夜时刻，我有可能说出他编造的这段东拉西扯的对话吗？
他的后两次电话，一次被我女儿打断，一次被我冷言拒绝，这后两次电话更无可能去说张夏阳拼凑出的那段对话，这两次电话的经过如下。
张夏阳第二个电话是在五月三十一日晚九点二十，他电话中说他打了无数次电话，一直没人接。那时胜林正在肠梗阻的危险时刻，我和女儿都疲惫不堪，我对他说：“我们一直在医院，刚刚到家，现在太晚了，我们累了，要休息了。”他说：“九点二十不算晚，胜林怎样了？”我说：“动了手术了。”他马上连问三次：“造瘘了没有？造瘘了没有？造瘘了没有？”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叫造瘘，突然反应过来正要解释，晓晓听出是张夏阳的电话就在旁边忍无可忍地大叫：“Come on！ Mom！”张夏阳那边也听到晓晓发火的话，我就放下了电话。我一放下电话，晓晓就大声对我说：“妈妈，从现在起，你永远不许理张夏阳！”晓晓怕我再受张夏阳的语言伤害，她知道我面对严酷家庭灾难的打击还一时不足以坚强到跟张夏阳拉脸。
胜林手术后发生肠梗阻，住院三个星期不见好，于六月十五日晚转到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抢救，第二天，我电邮通知朋友胜林转院，第三天胜林的肠梗阻好转。那天，六月十七日，张夏阳打来第三个电话问能不能来探视，胜林接的这个电话，说：“我不能决定，这得问晓东。”说着就把电话递给了我，我说：“现在胜林身体很弱不能接待人。”张夏阳说：“那陈哲怎么去探视了？”我说：“陈哲是医生，带给我们许多信息和知识，你只能带给我们负担。”胜林在旁边埋怨我说话太不客气了。我放下电话没好气地说：“他半夜三更来电话那样伤我，我都忍了，我这么回答他就算客气了。”那时我已经决心遵照女儿的意见，再也不与他来往。自他打来这个第三个电话后，我就再也没跟他来往和说话。他打来的这第三个电话，我们之间只有来回三句对话，我有可能说出他哭文中编造的那段拼凑出的胡言乱语吗？
如果这三个电话我都没有可能说出他哭文中的那段话，胜林从病到死这近四年中我从没跟他有过任何来往，那段话不是他臆想编造的又是什么？从那段编造，我看到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小人。
胜林一直不理解张夏阳怎么会这样低劣，怎么会在这种时候还能出口伤人，所以一开始他是不相信的。后来，胜林鼓励我说：“晓东，以前我总烦你动不动就哭，可在遇到大事的关键时刻你表现出的坚强却让我刮目相看。我相信，张夏阳的低劣只会使你更坚强。”后来出院回家后，他又这样说过几次。
胜林出院后，一位住在东部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一个共同的朋友表示要给胜林打电话慰问，她五年前得癌，可以告诉胜林她的经验。结果张夏阳对她说：“你可不要给王胜林打电话，我给王胜林打电话要去看他，王胜林对我说‘你来看我干嘛，来幸灾乐祸啊。’”我把东部朋友的传话告诉胜林，我说：“这个张夏阳不知还要编出什么样的谎言来！”胜林说：“因为这句话是第三者传给你的，所以是传说，只有经过当事人证实，才是事实。虽然张夏阳有说假前科，但具体到这句话，还需要当事人证实。”
虽然与张夏阳发生过诸多不愉快，可胜林在我面前却从没说过重话判断张夏阳这个人，也不想谈论他。胜林唯一一次谈论他是我告诉他这位东部朋友的传话后的那天晚上，那次胜林根据事实对张夏阳下了一点判断。胜林问我：“晓东，你还记得张夏阳特别为《零八宪章》的事跑到咱家，劝说我们签字吗？”我说：“记得，我当时还告诉他，零八是否定前三十年，吹捧后三十年，零八是为共产党说话，说共产党进步了。他还跟咱们争呢！”胜林说：“可是，后来我们给诺委会写信反对刘晓波获和平奖，他又非常热衷地帮着我们提建议、改稿子，最后我们问他签字，他又闪烁其辞地不签字，这就是他本性中的农民的算计和投机。”这次谈论张夏阳后，我们再也不想谈论这个人。
张夏阳心怀二十年小人之恨，编造谎言可谓处心积虑、心计多端，而胜林轻信无脑、毫无心计和设防。说实在的，胜林个性和私生活上问题实在太多，抽烟喝酒脾气暴躁，率性胡作，不是一个谨慎自律的男人，死前他也后悔地表示，他的早死是他自己作的。我确实对他抱怨很多，但是，回看我们这三十四年婚姻历史，胜林虽有诸多的个性缺点，却完全没有害人之心，更没有防人之心，真是个毫无心计和设防的人。对伤害过他的朋友也毫不计较，过去就忘。他对朋友都是以诚相待。对中国民主运动，更是出钱出力，没有保留。尤其对那些利用民运以求己利的中国人，他也热情相助，从不计较，他说，应该理解人家的自私常情。记得八九年六四刚过时，胜林在西北大学工作后，西北大学出面给他申请和办理绿卡，解决了我们在美居留问题，而周围的所有中国朋友还都在为居留担忧。那时，我们周围一些朋友想利用政治避难的方式解决在美的居留问题，可又没有胆量，一些朋友的居留限期已到，非常着急，而政治避难是解决居留的最快方法。一个朋友提出要胜林挑头干政治避难，胜林与我商量，我说：“我真看不起这些中国人，政治避难也不敢，想占便宜又左顾右盼地算计。”可为了消除朋友对中共极权的恐惧，我和胜林还是决定由胜林挑头搞政治避难，胜林放弃了西北大学的绿卡机会转而申请政治避难。胜林答应带头后，所有朋友都放下了恐惧，跃跃欲试。从这件事就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恐惧中共到什么程度。另外，那时找律师搞政治避难需交三千至五千美元律师费，这对穷学生是不小的数目。胜林觉得没必要花那个钱，他便去移民局打听清楚了政治避难所需的所有表格，自己填写。一回生、二回熟，之后他帮助二十多对夫妻朋友填写了表格，分文不取。但是那二十多对夫妻，没有一对像我们这样真正地坚持追求民主的，办好政治避难后就都从我们的民主活动中消失了，胜林也表示理解他们的选择。
与胜林去移民局递交政治避难表格那天的情景我永生难忘。那位移民官查阅和认可了我们的表格后，把工作许可证郑重地放在我们手中，说到：“永远不要放弃！”我答应时，心中暗自保证我绝不轻言。回到家后，胜林对我说，听到那位官员说never give up时他很激动，我说我也是。胜林又重复说：“Never give up！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变了，我们也不变！”
此时此刻，一切都如过眼云烟。王胜林已死，张夏阳还不解恨，竟然写出这样一篇诋毁之文，其哭文的后半部分充满狡诈诡谲、恶意编造。近三十年来，张夏阳写了不过三篇文章，一篇被他父亲收进分析帝国主义穷途末路的书中，一篇是他数年前回国探亲的见闻，他当时得意地问我写得怎么样，我说有逻辑不通的地方。这篇哭文算是他的第三篇。就这寥寥三篇，他却成了著名政论家！有网民质疑他这个头衔从何而来。
以前，张夏阳利用私下对话对我施以言语攻击报复，他拿住我一人空口无凭，他可随意抵赖，这篇哭文又是故伎重演。不过，这次他是机关算尽，却有一失。这次我可不是空口无凭了，这次他可是白纸黑字，无法抵赖。他是太忘乎所以、无所顾忌了，殊不知，他不顾道德约束即反会自爆自戕。他一不知，文字的力量在于真实；他二不知，文若其人，他的低劣人品会在文章中表现出来。不要低估读者的水平，读者已经看出他的不厚道，其实何止是不厚道。我相信，我所摆出的诸多事实可进一步表明张夏阳的真实为人，请读者明鉴。
三妹于芝加哥家中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
张夏阳：我哭王胜林
今天，2013年10月26日，清晨4点，王胜林走了。永远地走了。在最后的时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医院里，身边没有亲人，唯一的女儿小晓，还在从纽约赶回芝加哥的途中。是医院给他家属打了电话。通过朋友传朋友，我才知道这个噩耗。
胜林是江苏无锡人，我称呼他为江南才子。他属猪，因为上学早一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胜林大学毕业分配后到人民画报社当英文编辑，在外文印刷厂厂老虎庙一带上班。和卡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白种美国姑娘）认识。
1979年胜林和刘珙的女儿刘晓东相识成亲。1985年我在伊利诺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和胜林在校区内的洗衣房里认识。胜林那时是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和TA。很快，我们全家就和胜林全家，胜林的岳父捻熟了。刘珙是文化部外文局的副局长，行政12级，《中国建设》杂志的总编。在许家屯投奔西方前，刘珙是共产党里反叛出来的最高级别的干部。
胜林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对共产党的看法一针见血，毫不含糊客气。我们之间因为政治理念相同，因此非常谈得来。他们家和我家不到两个街区远，不论是当穷留学生时候还是大家都找了工作住房条件改善后都一样近。我的父母来美探亲，89年5月20日北京戒严的当天回北京去。胜林夫妇在他们WEST FLOURNOY的老房子里为我爸爸妈妈饯行。宴席上我父亲就说“这次共产党是一定会开枪镇压学生的。”我母亲争辩说：“怎么可能，那么多学生和市民，朝谁开枪，朝哪里开枪？”“当兵的知道什么？领导叫朝哪里开枪就朝哪里打，你真是糊涂，连这点都不知道？”我父亲指着我母亲说。当时我们真希望我父亲的预言出错呀。
胜林对海外民主运动非常投入。他是当时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美中地区主任。1989年6月4日，共产党在北京屠城，朝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学生开枪，造成举世震惊的天安门惨案。消息传到芝加哥，大家悲痛欲绝。胜林领导了芝加哥地区的大游行。当时的情景到现在存我脑海中，历历在目。将近4千多留学生和海外华侨将芝加哥密西根大道上的共产党总领馆层层包围起来，“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震天动地。胜林头缠绝食布条和民联另一个负责人手持步谈机指挥着庞大的游行队伍，走在最前面；他还带头给领事馆递抗议信。但递进去的信都被领事馆扔了回来。
总领馆的高层窗户里，露出许许多多赞同的V字形手势。芝加哥总领馆6-4后一共出走4个外交官，他们是时任教育参赞张念人夫妇，和一秘小来夫妇。芝加哥是6-4后共产党外交官海外出走最多的城市。大游行让共产党的外交官们看到民心所向。胜利和所有这些寻求正义和公理的外交官及家属保持着联络直到去世。
89年10月，共产党总领馆在一个大酒店举行招待会，胜林带领一大群留学生前去抗议，指着当时的总领事邓朝崇的鼻子说“你们的酒杯里是北京学生市民的鲜血”。胜林为了明志，放弃了通过科技人士得绿卡的第三优先，用政治避难的方式对共产党说“不”，他没有乘坐89-64后美国政府给予10万中国留学生及家属的绿卡列车。
胜林6-4后在汇丰银行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地点在芝加哥北郊。单程开车要一个小时多。胜林为了迁就家属喜欢芝加哥中心的城市生活，毫无怨言的开了20多年车直到开不动。
胜林生性活泼好动，最喜欢打乒乓球。我在社区健身房里经常看到他满身大汗地和留学生们打乒乓球，矫健的步法，红扑扑的笑脸，根本不像64岁的人。
胜林曾经对生活充满了情趣，他穿着讲究，开“悍马”，爱摆弄照相机，挎着相机经常到处照相，还常和邻居一个喜欢相机的小孩共同讨论各种照相机。
胜林的木工手艺很好。他告诉我说他是从5-7干校学会的木匠活。讲起各种树木材料，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家地下室里有完整全套的细木工工具。他来我家帮助我出主意改建厨房流理台。
胜林的幽默感很强。朋友在他家吃饭，做饭洗碗从来都是胜林的干活。他笑着说：“晓东手脚不利索，有给她收拾的功夫，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在陪民运领袖魏先生去开学自联周年纪念会的路上，胜林还笑着侃自己的暗恋：和那个白人姑娘卡玛是办公室接办公室，造反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学生造反队占了一间办公室当队部，那个卡玛在对过占了一间。我天天能碰到她。她的那个身材好呀，前凸后翘，胸脯有这么大（用手比划了像个小西瓜模样）。（后来在他家里吃饭的时候，胜林又说起西瓜的笑话，晓东是浅浅地一笑，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对夫妇真温馨，丈夫诚实，呵护妻子，妻子大度，包容丈夫。记得在车上说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我调侃胜林：“你知足吧，江南才子能找到高干子女（我指晓东），你是三生有幸呀”。胜林笑着说“是呀，我知足”。
就在那次学自联开会的时候，我因为在旅馆里匆匆忙忙，不幸一头撞到了极其透明的玻璃门上，顿时头晕脑胀，鼻子出血。胜林立即叫来了救护车。他亲自陪着我到医院急救，X光片就拍了几十张。前前后后三个小时才得以出来回到会场。我真感激胜林的仗义。到了会场，有些人质疑胜林的民运身份，胜林说出他是1989年学自联在芝加哥成立大会的纠察队长的时候，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二十年前，我的极其要好的朋友兄弟受到共产党第五纵队的匿名诬告信暗中陷害，是胜林以他民联美中地区主任的身份向美国政府说明真相。
胜林极其爱护妻子到可以放弃任何朋友的地步。很久之前，我办过了一个电视台。一家航空公司用北京芝加哥来回机票替换电视台广告费。晓东要送她母亲和小晓等三人回北京，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要了四张来回票。晓东觉得机票不是现钱，不愿意付钱，要求从北京回来再付费。我说不是一个人开的电视台，做不了主，晓东可以另寻便宜票。晓东执意当时不付钱（北京回来再说），不退票。我拿出多年的交情说事，晓东反而说我是黄世仁，不和我做朋友啦，但也还不退票。胜林为护着晓东，不惜和多年的老朋友断交。后来直到李志绥去世，在李志绥的追悼会上，胜林主动再三道歉，两家才算恢复了邦交。
2011年4月我和胜林夫妇合伙买票观看“神韵”晚会。胜林西装革履神采奕奕，晓东穿戴整齐时髦。
晚会之后，晓东告诉我，胜林因为痔疮便秘，在晚会上没敢上厕所。到中国城弄了些中药，涂上不管用，现在痛的死去活来。我建议他们立马去医院不果后，给他们出了一个“土方”：“热水坐浴二十分钟，用芝麻油涂手指和肛门将堵塞物抠出，然后再去医院。。。。。。”胜林试用后，果然通了，感觉不错。扬言立即去医院做痔疮手术。
我告诉他做痔疮手术是个很普通的事，故坐等他的消息。
几天后半夜得到晓东消息，在痔疮下面是一个肿瘤，现在还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通常两天的就能到到的检测消息，三天还没出来。晓东说到这里，情绪突然崩溃，开始历数胜林的不是，从暗恋卡玛说到小晓6个月的时候拉稀，胜林没有及时送医院。。。。。。我紧劝慢劝。。。。。。没想到晓东突然话锋一转，“说你不够朋友，明知道胜林是直肠癌，偏偏欺骗我们说是痔疮。。。。。。耽误了胜林。。。。。。”
后来胜林立即做了全切手术，效果不甚理想。我傻了咕唧总打电话要去看望，遭到晓东痛斥：“你又不是医生，你来能干什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还将该我的名字从他们的电邮LIST中删除了。
晓东嫌朋友们麻烦，将胜林与朋友们完全隔离开来声称“静养”，便于他康复。现在想起来，假如在胜林有病期间，经常和朋友欢聚，我想也许会对他的身心和病情恢复都有益处。
可怜的胜林，在化疗、放疗和环境的打击下，日益消瘦，健康指标急转直下。
2013年10月23日，我从朋友转来的晓东亲发的电子邮件中得知，胜林癌症复发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医生要给他做核磁共振并开刀，他拒绝了，情愿安乐死，不回家，就死在医院。我立马要求朋友转达我去医院探视他的愿望。
胜林是被病痛和身心折磨的失去了生的欲望。到今天，他才66岁呀。
他曾告诉我，他要好好享受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可怜的他，一天退休生活都没有过上。
他们夫妇扬言，如果闯过这关，就立马修炼法轮功。。。。。。
我是他在美国认识最早的朋友之一，在胜林弥留之际都没能得到消息和机会去看望他，我真是百感交集，只能仰天长啸，并以此短文寄托哀思。
胜林自愿将他的躯体捐给医学院，他身后，没有任何追悼会、追思会，就象一缕青烟，消散在空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
胜林，你走好，天堂有路等着你，你在那边会快乐，你Deserv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