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4月21日讯】在处理香港前途问题时，中共也应感到香港与大陆有很强的疏离感，不然也不会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让香港回归北京政府的主权之下。不少上一代的港人就是为了逃避中共统治才走到香港来，故在疏离中还有着不轻的恐共情意结。不过港人对中国的感情应也不算是淡薄的，这可反映在港人热心援助国内受灾害影响、血浓于水的同胞，及热烈地投入为国家队在不同国际体育赛事中打气。但八九六四前后，过百万港人上街支持北京学生，及之后不间断地每年都去纪念六四，因此对中共来说，香港这地方还未算是一个驯服的城市。
按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原设计，北京是用十年时间在香港做工作，希望人心由疏离变得亲近，到人心回归，就可按计划实行普选。其实当年让香港最终实行普选，对中共来说也要冒一些险的，因也难保十年就可把香港驯服，故在《基本法》也预先留下后着，规定特首候选人一定要由提委会按没有人可说得清的“民主程序”提名，再保留着《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一旦出乱子也能有方法弥补。
北京政府原以为只要换一个港人来当特首，大体维持着殖民地时代的管治模式，就能延续港英殖民地的有效管治。只要香港能继续维持繁荣稳定，以港人务实和看重经济利益的特性，十年时间应可成功驯服香港。但想不到回归不久就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经济出现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董建华由“有所作为”至“无能为力”，在○三年触发了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但方向仍是一样，还是以经济为主轴，透过引进CEPA和自由行来帮助香港经济复苏。香港经济是回复过来了，但人心却仍是没有回归。也因这原因，回归十年后实行普选的计划被推迟十年。
回归了那么多年，用了不同方法，也投入了不少资源，但人心不但未见回归，反更是越益背离，究其原因可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共在文革后在大陆推行改革，虽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成果，但政治的格局，基本上自七九年后并没有大变。“依法治国”的确比无法无天好，但却见不到能成功解决贪腐问题。贪官是捉了不少，官员在大力打贪下也有所收敛，但导致贪腐的根源，就是权力不受制约，还是未有触碰。推行了领导层十年换一次的制度，看来使权力交接有序及和平得多，但内部权争仍是非常激烈。习近平虽能快速集权，清除党内反对力量，但也带来自改革以来最大的权争危机。这些都令已带有先天恐共情结的港人更难接受中共政权。
本土意识提升加深矛盾
另一方面是香港内部在过去二十多年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本土意识的提升。这不是指反水货客、反大陆人的那种狭隘式及排他式的本土意识。本土意识第一个重点是在回归后更多港人更强烈地感到香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对不少上一代港人来说，香港只是在借来的时间下的一个借来的地方，归属感不强，香港是一个跳板多于是他们的家。第二个重点是港人有了更强的自我身份认同。
这身份认同也不只是空洞地为自己身属香港这社群及地方而感到骄傲，而还是带有道德价值取向的。法治、平等、自由、公平等价值常被引述为香港的核心价值，就是香港身份认同的实质价值内容。在○三之后的十年，这种本土意识一步步强化，与大陆仍实行的那一套及大陆人的文化，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大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在一四年雨伞占领行动之后，更由深层浮现到表层来。雨伞运动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政改还未到最后拍板之日，但看来被否决的机会是相当大。北京政府或许以为过去那么多年未能驯服香港，问题只是出在用错了方法。故在未来几年，北京政府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渗透至香港社会更阔更深的层面，并以各种方法去打压反对力量及压抑本土意识，誓要把香港驯服。但观乎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香港受到越大的打压下，抗衡只会更加强烈。中共必须放弃那种以我为主，要把香港驯服的心态，接受及承认香港已成长至一个具备了强烈自主意识的地方，愿意用一个相互尊重的方法来对等地对待香港，中港关系才有望拉近及回复和谐。
香港是一个不会被驯服的城市，我以此为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