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期间于山西忻州遇害的邸松（赫伯特·狄克松）牧师夫妇在1898年于英国与自己的四个孩子最后的合影（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5月《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一文）
下面这篇史料，选自英国传教士爱德华兹医生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一书。他是一位在中国山西传教、行医十八年之久的新教传教士医生，曾参加过山西赈灾工作，对山西许多地方都很熟悉。但在义和团高潮时期，他正在英国休假。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他立即回到了中国，并一度充当了德军的翻译。随后他重返山西故地，是首批返回山西的少数传教士之一。他在太原住了四个月，对山西大规模屠杀名传教士和外侨事件作了详细的调查，并参与处理这场悲剧的善后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兹医生援引了很多山西传教士被杀前夕的书信、日记，以及自己在事后及时调查得来的材料，这段史料的记述丰富、翔实且珍贵。
太原府是臭名昭著的毓贤巡抚所在地，自然会在这里掀起一场大风暴，尽管这里不是首先发难的地方，但是从描述在这里发生的悲惨事件开始是恰当的，然后谈一下漫延到太原以南的风暴，最后再说太原以北地区。
因为那天，住在那里的传教士都被杀害了。所以先让我们说一下这些人的名字：属于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有法辛牧师、法辛夫人和他们的孩子；F.S.怀特豪斯牧师和夫人以及法辛牧师小孩的家庭教师埃伦.M.斯图尔特小姐。中华内地会的成员史蒂文斯小姐和克拉克小姐，她们正在走访法辛牧师。英国和国外《圣经》出版协会的代理商贝农牧师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他们住在离法辛牧师不远的一间房子里；亚历山大·霍迪尔先生是一个独立的传教士，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另一所庭院里。住在斯科菲尔德纪念医院里的洛维特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约翰；乔治·斯托克斯夫妇；詹姆斯·辛普森夫妇；负责女子教会学校的伊迪丝.A.库姆斯小姐，她们和学生们住在大院的一角。中华内地会的威廉姆·米勒·威尔逊医生和夫人及他们的小儿子亚历山大，他们正在那里访问。威尔逊夫人带着孩子大约在6月9日到达这里，而威尔逊医生在26日才到达。
这些地方都位于太原城的东南角附近。靠近北门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堂，——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大教堂，大约可容纳一千人，这儿是训练教徒的温床，一个女孤儿院等等。当时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有两位主教、七位修女以及几位牧师和干活的杂役人员。
6月27日，即中国阴历六月初一，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们开始放暑假，家在太原城的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十一个家在外地、或无处可归的留在学校。那天早晨和平常一样平静，有三十来个人到诊疗所请洛维特医生看病。有几个男女病人还在房里。下午，洛维特医生和另一位传教士听说邮局门口昨天贴出了上谕，自己便去观看，因为上面没有盖官印，他们决定不理睬它。约五分钟，威尔逊夫人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坐上传教团的马车往法辛夫人家里过夜。威尔逊医生由于有点不舒服，没有陪她。
按预先的安排，马车夫在返回来的时候，往贝农先生的住所带上贝农夫人及她的三个小孩到医院大院里来陪伴库姆斯小姐，因为她是住在教会女子学校的唯一的外国人，车夫照办了。当他们快到医院时，看到大街上聚集了一大堆人，就明智地返回去，这大约是六点钟。最先引起骚乱的是几个青年和小孩子，大多数是满族人，传教士上街同他们讲道理，希望他们走开，却遇到了投过来的许多石头。只好退回去，将事态告诉那些急切等待他们回去的人们。大门前边的人越聚越多，随着人数的增多他们的胆量也越来越大。
他们在“烧！”“杀！”喊声的激励下首先烧了邻街的接待室；见到这种情形的传教士立刻跑去通知其他朋友，告知他们处境危险，并尽可能地保护自己。派了一个人将情况告知了法辛牧师，他马上求见道台请求帮助，但没能见到这位官员。
大多数的中国帮工和仆人和他们的家属设法在暮色的掩护下从后门逃走，剩下的人包括十一位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和她们的中国小学教师；一位妇女，洛维夫人的仆人，一位叫刘培元的药房助理。还有两位男仆人叫刘浩和老陈，同传教士们一起聚集在洛维特医生的院子里，因为这个院子最易防守。与此同时，暴徒们闯进了大院，有的人抢掠撤出来的房子，有的人放火烧房子；据说，由于他们忙于抢掠，不少人死于大火中。
最后，传教士们避难的院子受到攻击，他们被迫退到当作厨房和储藏室的几间边房里。中国的小孩子被吓得乱哭乱叫。一位勇敢地留下来（但最终还是逃走了）的妇女说，库姆斯小姐尽力安慰她的小学生们说，暴徒们不会伤害他们，因为暴徒只是想杀外国人。
最后——大概在半夜，传教士发现他们必须撒离最后的藏身处。因为邻居为自家的房屋安全担心，开始把他们藏身的几间小屋推倒。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从人群中冲出一条路，到法辛牧师那里去，虽然他们没有得到他的回音，也不知他们的朋友们那里是否出了事。他们安排了一下行动顺序，开始了这危险的历程。男人们武装起来，全力保护妇女和儿童。辛普森夫人背着小杰克·洛维特，因为他妈妈背不了他。上了年纪的老陈勇敢地背起了一个大一点的教会女学生，她这时病得很厉害。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在前门有暴徒们放的大火，显然是为了防止传教士们逃走，沿街有一群号叫的匪徒。冲过大火，他们便和乱叫的人群相遇。暴徒们用碎砖块向他们砸来，用棍棒追打他们。传教士不得不用武器来保护妇女和儿童。在非常昏暗和混乱的情况下，加上和中国人卷在一起，传教士们显然昏了头。当他们到达法辛家里的时候，发现只剩下刘培元和刘浩两个年轻人，还有三个教会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其他人和库姆斯小姐都丢失了。
于是立即派人查明丢失人员在何处。但直到第二天才传来令人悲哀的消息，库姆斯小姐在抢救她的两位学生中丧命。那天晚上，这两个女孩子在杂乱的人群中被几个男人抢走了。直到近一年之后才找到她们，她们清楚地讲述了在那个可怕夜晚的经历。这两个女孩子叫傅琼、艾桃，来教会女子学校时间不长，在放脚过程中正经历着痛苦的折磨，结果他们走起路来不大方便。在混乱中她们落到后面。库姆斯小姐已经安全通过门口的大火，这时发现她的两位学生不见了。库姆斯为她们的安全担心，勇敢地回去寻找她们，她先找到了傅琼，将她背到街上，然后又回来找到艾桃，这个女孩子个儿大，很重，她全力帮助艾桃，结果两人都摔倒了。这时人们开始用砖头打她们；库姆斯小姐用身体掩护小艾桃，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不要怕，我们很快就会到达一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地方。”就在这时，艾桃被抓走了，库姆斯小姐也被抓回来，扔进火堆里。不少人证实她两次想从火堆里爬出来，但每次都被暴徒推了进去。一次她跪倒好像是在祈祷，人群中有人大声嚷道：“看，她想请求活命，这可不好！”最后她又被扔进火堆里，砖头接二连三向她砸来，这样她就成为那队崇高的人中获得殉难者桂冠的第一人。第二天，有两位中国朋友冒险从火堆里找出了她焦黑的遗体，将她埋在教堂的花园里。
说到那十一位女学生的情况，她们多少都遭受了苦难，但最终都活了下来。关于她们经历的叙述在第199页 （原书页码）。
下面这封信是洛维特医生在医院被烧和库姆斯小姐死去的第二天写的，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从太原府的殉难者那儿收到最后的信件之一。这封信被小心保存在仆人手里，直到1901年6月我在北京时才送给我。传教士们写的其他不少信件，委托法辛牧师的一个助手保存。后来他怕危及性命，将这些信存在和教会有商业关系的钱庄里，最终则落到了官员的手中，官吏怕受连累，将这些信全烧了。这太遗憾了！毁掉了这些信件是一个无法挽救的损失，是一个我们永远感到痛心的损失。
英国浸礼会住地（法辛先生的家）太原府，1900年6月28日星期四上午：
“亲爱的朋友——我们不知道你可能是谁，但是，我们认为把这封信留在一位可靠的本地人手里，转交给前来的第一位外国人是必要的。”
“昨天晚上，除了爱德华兹医生的财产外，属于寿阳传教团（直到最近一直这样称呼）的房产都被仅仅用木棍和石头武装起来的无法无天的暴徒放火烧了。他们大约在7点钟开始的， 点钟以前，我们一直守在一个院子里，以后我们感到必须逃走了。我们用三支手枪和一支来复枪作掩护，冲出了人群和火堆。”
“下列人员在烧毁的房子中：中华内地会的威尔逊医生、斯托克斯夫妇、辛普森夫妇、库姆斯小姐。”
“我们悲痛地告诉你们，库姆斯小姐在逃跑中死去了，我们后来听说她摔倒后想爬起来时，却被推进燃烧的大火中。她现在安息了。”
“怀特豪斯夫妇、法辛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法辛的家庭教师斯图尔特小姐；中华内地会的威尔逊夫人及孩子，史蒂文斯和克拉克小姐；同上面提到的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人们一起都在这里。”
“事件的全部情况通知了官府（不可能准确地说交给了谁，因为我们的信差找不到了）。
据说知府并没有远离衙署，而一些士兵，除了可能向暴徒中的一、二个人投了几块砖头外，什么也没做，他们根本没想保护我们。
“今天早晨，我们都平安无事。昨天晚上，友好的本地人跟随着我们穿过大街当我们从大街转弯来到法辛先生的住宅后面时，我们请求他们不要再跟随我们了，于是他们停下来，让我们自己走了。匪徒们既没有跟踪我们，也没有追上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受任何干扰。
“法辛先生和怀特豪斯先生在大约八点钟同一位本地的助手（刘先生）离开了这里试图和官员们进行会谈。这时间，我们一直等待他们回来，后来希望如果有机会通报一下结果。”
“贝农夫妇及三个儿子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所房子里，霍迪尔先生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德伍德夫妇仍在忻州。但这个星期他提出要返回太原，星期六下午已来到了这里。”
“我们希望亲爱的同胞知道，我们一直得到上帝奇迹般地支持，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孩子们似乎并不感到害怕。我们只是希望获救（希望破灭了），我们的主是万能的——甚至当希望不存在时也能把我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我们完全相信上帝，只是相信上帝同时，我们要去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并求上帝对我们每一步进行指导。
“法辛和怀特豪斯先生回来了，并带来了答应保护我们的好消息。我们担心这种允诺靠不住。”
“时间不多了，我们做好了准备。”
6月28日到7月7日，从医院大院里逃出的传教士都留在了法辛先生的住宅里，怀特豪斯夫妇住在和他们靠近的另一所房子里，贝农夫妇及孩子和霍迪尔还住在他们自己的院子里，他们都受到士兵的小心保护。这些房子没有被烧，显然是由于焚烧这些房屋会波及其它建筑，而医院座落在城中的一片空地上。在那些日子里，几个忠诚的中国仆人仍同他们在一起，其他当地的教徒也允许去访问他们。城门和城墙则严密地把守着，所以他们无法逃跑，即便他们有这种打算的话。
7月5日，一位官员对他们进行了慰问，一一记下了住在法辛先生大院里的所有外国人的名字。同时还带来了巡抚的话，如果他们搬到另一所房子去，在那儿他可以更直接地庇护他们。这样，他才会全力让人保护他们。传教士都怀疑这是一个阴谋，但表示如果巡抚命令他们去那里，他们只好服从，虽然他们不愿离开住的这所房子。后来很快决定他们6日星期五迁走。但那天阴雨绵绵，负责此事的官员请求巡抚后推一天。星期六，雨继续在下，但是在请示巡抚再推迟一下时，巡抚下命令说：“即使下刀子，也必须立即搬到新地方去。”贝农夫妇和三个孩子以及霍德尔先生在下午也到了法辛先生的住所；虽然雨仍在下，街上行人很少，但他们决定等到天黑再去巡抚为他们准备好的住宅。这时，来了几辆马车和一队士兵。大约半夜的时候，他们冒着大雨，只带着一些日常必需品，在五位从寿阳逃出的忠实的中国人刘培元、刘浩、王喜和、张成生及十五岁小孩张安的陪同下，开始了悲惨的行程。
到达为他们选择的住所后，他们尽可能舒服地安排过夜；第二天早晨（7月8日星期天），他们考察了周围的环境，发现是两个较小的庭院。他们所有的人（共二十六名包括孩子）都住在这里，两个内院已经住着罗马天主教徒，两位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的罗马天主教主教，两位神甫，一位僧侣，七个在1899年春天刚来的修女，五个中国杂役人员。罗马天主教是怎样渡过他们的礼拜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们的两位逃出来的能干的杂役人员口中得知新教传教士们很平静地渡过那天，几个人轮流下厨房，辛普森夫人尤其积极。
在那性命攸关的一天（7月9日）到来时，外国人根本没想过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早饭后，一些男人开始打扫房间和院子，有几位女士在厨房帮忙。快到中午的时候，县令来拜访并登记了在这所住宅中的所有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名单，据说这是根据巡抚的命令。此后不久，斯托克斯派司药刘培元拿一些钱给负责救护三位教会学校女学生的妇女，修鞋工刘浩被法辛派去帮泥瓦匠和粉刷工修理东西。
一年后，当其他的新教传教士返回山西省时，才查明巡抚毓贤本来决定在那一天把太原府的所有外国人全部杀掉。显然只有少数几个官员知道他的打算，至少道台是强烈反对的，他立刻劝阻这样作，可惜毫无结果。下午两点钟，巡抚带着几位官员和卫队，骑着马上了路。他装作要从北门出城，但还没有走到那里便突然返回来，来到传教士的住处，命令士兵将传教士立刻逮捕起来。这些传教士没有反抗，因为的确反抗是没用的。
在院落里的所有传教士都被捉了起来（包括耶稣教和罗马天主教），事情如此突然，有几个中国人还在干活，包括法辛先生在一、两小时之前才请来的泥瓦匠。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他们在士兵的看押下，被带到了巡抚衙门，关进了一所临街的大院里，周围都是士兵而不是拳民。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并不知道，但从审问他们的情况看，似乎可以确信巡抚并没有亲手去杀任何一个人。问了传教士都从哪里来，有的回答“英国”，有的说“法国”。然后向士兵下令——“杀”，士兵们齐声回答，立刻扑向手无寸铁的猎物，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杀死。
毓贤对开始他血腥的事业急不可待，甚至没有等在前一天刚刚抵达太原，并被关在县衙里的传教士代表团，一块拉出来。这些新到的传教士是皮戈特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威廉姆·韦尔斯利；杜瓦尔小姐；约翰·鲁宾逊先生；还有从汾州府教区来的两位小姑娘欧内斯廷和玛丽·阿特沃特，她们已经去寿阳建了一所良好的学校，皮戈特夫妇希望作为教育外国儿童专用。如果要叙述这些人的苦难经历，还要从几天以前讲起。
下面这篇史料，选自英国传教士爱德华兹医生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一书。他是一位在中国山西传教、行医十八年之久的新教传教士医生，曾参加过山西赈灾工作，对山西许多地方都很熟悉。但在义和团高潮时期，他正在英国休假。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他立即回到了中国，并一度充当了德军的翻译。随后他重返山西故地，是首批返回山西的少数传教士之一。他在太原住了四个月，对山西大规模屠杀名传教士和外侨事件作了详细的调查，并参与处理这场悲剧的善后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兹医生援引了很多山西传教士被杀前夕的书信、日记，以及自己在事后及时调查得来的材料，这段史料的记述丰富、翔实且珍贵。
夏季里，皮戈特正忙于主持建造一所新的宽大的住宅，6月8日完成了建造，并搬进了新居。
6月11日他写信给在太原府的法辛先生，说：
“感谢得到令人安心的消息，可以澄清现在流行的种种谣言。这里到处都在传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被杀死；新的抚台和拳民都不会放过我们。这些谣言是上星期二有一队从东边来的三百人的甘肃士兵散布的。他们告诉我们所有商店的职员和商人都收到了揭帖和传单，在这块土地上要驱除一切异教，传教的人要全部杀掉。这是目前在这里发生的活生生的事情，我在从安启传教点返回的途中受过两次威吓。这些事都是在新抚台被任命后才发生的。我的马夫在什贴镇附近的路上被阻拦和毒打，因为他被人们认为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发生在抚台上任之前不久，但他被任命之后。他上任的当天，我们一间屋子被扔进许多石头。他不喜欢外国人，可能与此事无关。但十分奇怪的是，自从他主持官府事务之后，义和团的宣传立即活跃起来。”
23日他又一次写信说：
“我似乎觉得我们当前应该在该省采取步骤，通过一般途径以外的其他一些途径与沿海和领事取得联系。我写信建议你应该和朋友们商量一下派一个信使。我这里非常缺钱，我想其他几个传教区也是如此，但我愿意出一些钱去做这次努力。从现在所筹集的钱来看，雇一个信使去一趟问题不大。如果他本身不要求什么，又和我们外国人的立场一致，我相信，如果他带有用当地风格写成的信，他来去都没有问题，并能带来银行的支票，以解决我们的急需。
“我们这里没有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当太原府的军队通过的时候，相当平静。他们急行军前往北京。我们有一位在衙门里作事的教民透露，从其他四省调集的军队也要从这里经过。军队通过时，街上曾有人诱惑他们去袭击我们。我被告知，在其他部队中这种现象很严重。如果能递上一张禀帖，通知道台此事，我将非常感谢。”
“抚台正在晋京陛见途中，他3日在这里接到的命令，我希望他能从这里调走。有报告说他打算请求留在这里与外国人斗争。我希望他不在时情况会好些。在他返回之前，北京的事态能恢复正常。听说他带着拳民作随从。无疑全部事态是上层某些人正在进行的计划之一部分。如果我们欧洲政府看到这一点并积极采取行动，我相信诡计会很快中止。但如果托词‘我们无力相助——这超出了所允许的范围’，那么事情将继续拖下去。我相信你一切都好，无忧无虑。
“海水已从岸边退出九里，任何外国军队都无法登陆。一支巨大的铁制三叉戟插在海中，义和团给养充足，永远不会有匮乏之虞。北京的外国使团被全歼。这是一些充满恶意的报告（谣言）
“感谢上帝，我们都平安无事。但严重的干旱仍在继续，这种可悲的景况我很害怕。”
“再附：恰好从藩台那里寄来一道上谕，消息很好。它与上述谣言相反，清廷谴责各级官吏没有尽职。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它可能是对我们的要求的‘回答’。”
27日，他又写信给斯托克斯先生：
我们从教堂祈祷出来，恰好遇上盼望已久的好雨。李柏有一段话：“我很穷，很需要雨，别在耽阁了，呀上帝”，“别在耽阁了。”轮到了祈祷者，我刚站了起来，就发现雨下起来了。
“从藩台那里得来的那份上谕已正式公布了，谴责各级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步骤去制止那些谣言。昨天晚上老安从太谷来，带来了足够的银子，为我们还了债还留下了一些东西走了。对我们的仁慈不是单独来到的，赞美上帝。”
从这些信中（当然，这些信收信人没有收到，过了一年以后才被发现）可以看出，当他们出现忧伤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将与沿海失去联系更为严重了，并且他们需要经费。6月29日凌晨，皮戈特收到斯托克斯一封信，告诉他医院被烧，库姆斯小姐的死讯，几乎与此同时，本地的官员也带话给他，按照巡抚的指示，他无法再保护他了。于是立即和信得过的中国人在办公室开会协商，谋求对策。一些留在教会大院治病的邀请传教士到他们北梁山的村子去。北梁山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山区，往南约十五英里，传教士立刻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并表示感谢，立即准备动身。他们找来三匹小马让妇女和小孩骑，赶来了两头毛驴驮一些必需品。他们下午出发，当天晚上便抵达那里。陪同他们前往的有四位中国教民，即羊倌李柏，小店老板老苗和他的儿子，十六岁的小伙子贺狗，他们都是基督徒。以及他们的厨师姚庆祥，他们逃到的这个村庄全是窑洞，这在山西黄土高原上是很普通的了。在这里，教民们热情地迎接他们进了窑洞。为了尽可能不惹人注目，外国人住在两间小窑洞里，只有门顶上那个小纸窗户能透进来一点亮光。
6月30日平安过去了。7月1日，寿阳人盼望已久的大雨下起来了。传教士这时已经逃走了。毫无疑问，他们把能下雨的原因归结为“洋魔鬼”不在了。但是，7月2日传来极坏的消息，义和团在他们的邻村闹起来了，到处击杀传教士。一个又一个的探信人回来具体向他们讲了义和团的残暴。于是他们决定返回寿阳，让地方官来保护他们。否则他们将被义和团全都杀死。
晚上，他们踏上了返回寿阳的悲惨旅程，沿着黄土山路，刚下过雨，路很滑，陪同他们的有小店老板老苗和他的儿子，还有厨师老姚。这段艰苦的“旅程”还较顺利，但到达寿阳城北河边时，河水上涨，天完全黑了，经过一些麻烦他们安全地渡过河，但是每个人的衣服多少都有点湿了。当一群人呼喊着来看外国人的时候，勇敢地同传教士留在一起的中国人，由于惧怕而逃命了。从其它的来源，我们打听到皮戈特夫妇及其他人员设法在黑暗中逃走了。他首先逃往东郊自己的房子里，但发现已经被官府查封了。于是决定进城到寿阳衙门中去，他们没有给人发现。于是立刻被领进两间通常是衙门跑腿才住的脏房子里。官员虽没有来找皮戈特，但是指示让李兰书（他是教会成员，现受雇于衙门）来招待这伙人。
他们在官府的小心照看下呆了三天。当官府收到巡抚的指示之后，就向传教士表示，他已经无法再保护他们了，但计划让卫队保护他们送至他权力范围以外他们想去的地方去，无论东南西北都可以。后来又决定送他到太原府去，这是不是皮戈特的决定，不得而知。从收集到的证据来看，他们在官衙呆的三天期间，写了一些信，但后来都被毁掉了，唯恐受到连累。
当传教士决定到太原府的时候，寿阳地方官通过中间人建议，如果皮戈特和鲁滨逊先生想在旅途中安全无恙，必须在手上戴上松一点的手铐。因为他们经过的这段路程义和团活动猖獗，不然他们可能被杀死。假如他们戴着手铐，就可以由卫队向义和团表示，外国人是被送到巡抚哪去的犯人，这可以省去许多麻烦。看起来这位地方官极度软弱，无能为力了。开始，皮戈特先生反对这项计划，但是据说后来同意了。由两辆乡下的大马车来帮他们运行李。一支小小的队伍就这样在7月6日离开了寿阳。虽然只有两天的路程，但直到8日下午才到达太原。路上有好几次被义和团拦住，义和团想立即将他们杀死。但卫队为他们讲了很多好话，并拿出了官府的通行证，才被允许通过。
到达首府太原后，他们立即被带到县衙。在门口等候时，他遇到了刘培元和刘浩两位年轻人，他们在法辛牧师及其同伴那里服务。刘培元和刘浩发现这些传教士风尘仆仆，极度疲倦，皮戈特先生和鲁宾逊先生带着很紧的手铐，不打开就一点也动不得。他们的见证得到在寿阳访得的卫队的一些士兵的承认。开始，这些卫兵坚持说手铐并不紧，后来又辩解说他们开始给皮戈特和鲁宾逊先生上的手铐很松，但抵达榆次城的时候，义和团看到手铐太松了，坚持换上更小一点的手铐。
皮戈特夫妇很快认出了这两位年轻人。他们问皮戈特等人有些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皮戈特等人的唯一要求是弄些甜瓜吃。两位年轻人为他们弄来甜瓜，然后去通知法辛先生，皮戈特让给法辛先生带信，问他那里是否可以接纳从寿阳来的传教士。法辛立即派人回话，但当派去的人来到衙门的时候，皮戈特夫妇及其一帮人被召进衙署见县令，他们两人脖子上戴着铁链，手上戴着手铐，送信的人不允许进去见他们。皮戈特先生要求官员让他们往朋友那里去住，被告知不允许。随后皮戈特先生又请求他们这些人住在一块，以防有人加害，这个请求又被拒绝了。于是皮戈特先生及其儿子、鲁宾逊先生被投入了男人监狱；而皮戈特夫人、杜瓦尔小姐和两个小女孩被关进了关女犯人的地方。
一直到第二天（7月9日）下午，他们才又见面，他们从监狱里被叫出来，被押送到巡抚衙门。在这里，他们的朋友已经被杀害了。在外院他们走过被屠杀的传教士的尸体，被带到内厅，毓贤坐在判桌前。所有的人都跪在毓贤面前，回答是哪里人，皮戈特先生回答说是“英国人”。毓贤一声冷笑，命令“打”，两个女孩子爬在一位女士的脖子上大哭起来，但是士兵立刻把他们拉下来抽打所有的人，有两个人昏倒在地上。然后一声令下，“杀”，所有七个人全被带到中心大院，立即被杀死了。所有殉难者——外国人和中国人的遗体先被剥光了衣服，然后由几名乞丐拖到南门内一块空地上。次日这些尸体又被扔到城外刑场上，被狼狗劫掠，以致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太原府传教团极其悲哀的一章。
（上述史料选自爱德华兹著，李喜所、郭亚平等译，冯承柏校《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