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2月18日讯】习近平携妻带女回当年插队的梁家河村“省亲”，大陆官媒强调背后大有深意，但从他们的官样文字中，解读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
我相信，喜欢恋旧和怀旧的习近平此次回梁家河，不免有“衣锦还乡”的成分，但也有真实的政治考量。这个政治考量，就是发出关注贫困，关注民生的信号。习近平的反腐虽然很猛烈，但普通百姓，尤其是穷人，迄今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相反，由于经济减速，也由于权贵的奢华消费锐减，加上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很多农民工的饭碗受到严重威胁。民生如果出大问题，习近平将陷入极大困境。
那么，民生，尤其是底层人口的生计，会不会出大问题？我曾经问过国内一些长期关注经济的专业人士。一种乐观的看法是，中国政府有的是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还有很大余地，民生不至于出大问题。但历史的经验是，政府太有钱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政府给老百姓分钱其实是比从他们身上刮钱更困难的事，中国则更是如此。
带著这个想法到网上搜寻，我有点惊讶地发现，我的直觉判断，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支持。上周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上发表了刘明兴和陶然的文章〈中国民生与稳定的政治难题〉一文，是大陆不多见的敢于触及真问题，又言之有据的政策分析。
这篇文章触及到的真问题就是，在财政集权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加大民生政策的支出力度，反而会增加基层的政治不稳定。换句话说，中央政府给地方改善民生的钱越多，地方和基层反而会越不稳。这显然和一些人的常识是背离的，但文章的作者对这个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近二十年的数据支持了这样一个基本命题。
道理何在呢？文章指出，在集权的条件下加大民生支出力度，会冲击到“基层既有的权威结构”。这是一个在大陆不大常用的概念。用直白的话说，就是中央发放的民生补贴，只能是统一标准，“一刀切”，地方和基层的官员很难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改动，结果就是破坏了基层和地方政治的平衡。文章用具体的事实来佐证，几次中央花钱的结果都是买来了更多人的上访。其具体的逻辑就是，“一方面，上级对基层干部行为的直接干预使基层干群之间的既有利益分配规则被破坏;另一方面，一旦丧失了经费收支自主权之后，基层干部主动实施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就大幅下降。”
因此，文章的作者建议，新的民生政策设计，一定要“适度尊重基层既有的权威结构”。
文章说，“如果存在一定的基层权威，利益分配机制往往比较稳定，民众对其行为所导致的政府反应也一般能做出较理性的预期。此时，那些能通过合规抗争解决的问题，就不容易演变为诉求更高、手段更烈的越轨抗争;而那些本来就难以解决的问题，也不容易激化为越级和重复上访。相反，如果上级贸然改变既有的基层利益分配规则，颠覆既有的基层权威结构、但又不能确保替代性分配机制与权威结构能有效建立，那么许多原本能在基层被控制住的矛盾和诉求就会向上喷溢，结果是政府好意推动的集权化民生政策反会引发更多的社会不稳定。”
由此提出来两个问题，其一，如今中国基层的“既有权威结构”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其二，政治上，习近平敢给地方和基层更大的权力吗？
我相信，文章的作者心里也很清楚，如今农村恶人治村的情况已相当普遍，权力的黑社会化也相当普遍，因此，“适度尊重基层既有权威结构”，一定会导致大量来自中央的民生补贴落入土豪恶霸之手。即便没有这个问题，习近平是否敢分权也有很大问题。因为习近平的大规模反腐，已经导致了各级官僚对中央的极度不满。在习近平与官僚阶层的关系极为紧张、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分权的政治风险和政策效果都是有问题的。
那习近平会如何应对这个难题的挑战呢？从他在延安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式话语来看，他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红色中国梦中。习近平的红色中国梦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多少左派是真心的。因此，习近平如果真的想搞类似四清这样的运动来解决基层治理问题，也难以搞起来。也就是说，很难看到一次大规模均贫富的政治运动的可行性。
结论是，习近平集权、分权和搞政治运动，都解决不了当下的民生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