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员”成校园“告密者”代名词（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01月27日讯】日前，一篇中共党媒刊发的似乎冠冕堂皇的批评高校鼓励学生“告密”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因为，早就听说中国大陆学生中被安插有“信息员”、“五毛党”，这应是中共当局从上而下的安排，怎么党媒不知道？而且，这些告密行为，在针对一些特定被打压的群体时，往往会置人于死地，属于伤天害理之举。
党媒批高校制造“告密者”
1月23日，中共喉舌网站《人民网》刊文，批山东一高校出“揭发”题，声称“大学生岂会心理幽暗告密？”
该文章称，山东某高校期末考试一道试题是：选出你认为上课最积极的3名同学和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这题被披露后引发网友批评。中共党媒的报导也承认，“这不是在鼓励学生们相互揭发吗？”
文章同时又曝光湖北某大学的一个班级出台了“盯人”管理办法，指每名学生的一言一行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梢。并强调说，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
这一文章写的应是没有错，但是却让笔者越读越有些不明：这是谁的媒体？难道中共党媒忘了其党的所为？还是作者真的不知道？
“告密者”充斥校园
在本应是尊师为本的大陆大学校园，很早就存在让学生充当告密特务的所谓“学生信息员”制度。近年大陆有多位老师被学生以“反党、反革命”告发。
2013年11月，原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遭北大一年级新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美国之音》报导说，学生告发，仅是因为夏业良在课堂上谈到中国与其它国家在专利发明数量上的差别时，提到台湾。
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说：“学生信息员被要求把同学之间和老师中听到的一些不正常的话，或者违反他们理念的话及时上报。这些学生信息员会得到经济上的补贴、政治上的信任，将来实习也好、找工作也好都会得到多方面的关照。”
而据香港《南华早报》去年8月11日报导，北京大学正在进行的一项涉及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改革，将以设立学生委员的形式让学生参与教师不端审查。这项所谓改革，实际上已经从“政策”上，“堂皇地”打开学生告老师的“恐怖之门”。
一个遭打压群体被集中“告密”
“告密”这一“人斗人”的行为，近年更集中表现在针对一个被中共肆意打压的信仰团体——法轮功。告发法轮功学员的人，不只党媒自己都说的心理幽暗，还会置人于死地。因为，血的事实说明，被举报的人，面临的可能是坐牢甚至冤死。
在海外《明慧网》搜索栏输入“被举报”，得到的信息是巨量的，说明这种打击信仰自由的告密已经成风，成为整个社会的癌症。这里只选取几个发生在高校的告密例子。
据《明慧网》消息，广东培正学院法律系教师孙岩，2013年12月底在学期最后一次复习课上向学生提及法轮功的事实真相，被学生举报，学校将孙岩除名。当局多次去孙岩家骚扰、抄家，孙岩被迫流离失所。
四川省内江师范学院的中共党委诱惑学生举报学生中的法轮功修炼者，其中从四川达州考入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的女生龚群雅，2012年冬刚学了法轮功感到身心受益，却被同寝室的两位学生举报给班主任，班主任又汇报给学院。之后，龚群雅就失踪了。
2007年12月的消息指，37岁的英语教师车洪飞，2006年2月去沈阳于洪区一所私立高中教英语，被学生举报给校长，校长把他举报，当局派人将车洪飞绑架、拘留。
据后来的报导，车洪飞被判刑七年，关押大连监狱，被迫害得失去记忆，生命垂危，大部份肌肉萎缩，心律紊乱，胃出血，骨瘦如柴，不能行走。
2007年9月4日消息，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等一些高校配合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通知，奖赏教师、学生举报法轮功学员。
2003年1月15日消息，山东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97级学生李鹏在校发放法轮功材料，被学校学生举报而被抓。
“告密者”其实谁造？
大陆校园“告密”成风，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众所周知，中共在其历次政治运动中，建立了“与党保持一致”、“大义灭亲”、“检举揭发有功”、“划清界线”等等斗争文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成员间、师生、同事同窗均互相揭发、批斗成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中共党性强烈扭曲成斗争与仇恨。
许多有此经历的老人，有着这种恐怖的记忆。但是，中共这一次更多地利用了对历史真相不明、又先行被洗脑的学生。
中共为政权“维稳”，处于极度恐慌。制造“告密者”，绝不是来自高校本身，而是从上至下的，来自其党中央。
当局首先会以所谓“责任制”的方式，将维稳压力推向高校，使近年高校对意识形态等方面加强严控。据大陆官媒报道，中共教育部去年10月18日曾举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专题研讨班，要求校长站在意识形态斗争第一线，“守土尽责”。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三所大学，去年9月1日曾集体在中共《求是》杂志上刊登文章，称要让中共“牢牢掌握高校阵地”，在网络言论方面对师生进行严控。特别卖力的北大还建立了“24小时值班”的监控队伍。
与此同时，中共党媒及社科院等党的宣传打手机构，不断抛出“抵制敌对势力渗透”等种种洗脑宣传，在人权、信仰自由等方面制造白色恐怖的舆论环境，封闭的校园情况则更加严重。
比如针对法轮功。尽管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准则，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传，并强调不涉政治。但当局从1999年7月起就有一整套抹黑宣传内容和手法。这种洗脑可谓“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课本都有污蔑法轮功的内容，还教育学生举报法轮功学员，这些小学生、中学生后来又成为大学生，难免带有被强加的仇视思维。
在这一“维稳”政策基础上，加上挑动仇恨的洗脑宣传，“告密者”很快就被制造出来了。
旅美学者何清涟在《现代‘东西厂’制度再现》一文中表示，中共的专制政治文化本来就鼓励告密。中国共产党政治中，曾经赋予告密者一顶光环，即“积极份子”。在现代中国，“告密”一词极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检举揭发”。
由此，“告密者”的产生，首先是来自中共一手打造的“告密传统”，然后再是中共政权现实的“维稳”需要。中共才是真正的罪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