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2月08日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即使不流动，也不再具有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服务于产业升级的主、客观条件）。此时，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时，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即使没有招商引资也要靠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高涨，客观上与国际宏观经济进入景气周期是步调一致的。从2003年开始直到2007年，中国GDP在5年间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到2007年时达到峰值13%。
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时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如果再加上在新世纪完成金融改革之后出现的金融资本过剩，应该是“三大过剩”。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日益深化，三大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高涨期内被进一步强化。
劳动力过剩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就一直面对的问题，虽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有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08年也已经达到了46%左右这个数值是按照新修改的指标定义而在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比重。——作者注。理论界对城市化多有质疑，农村仍然有1.3亿—2亿的剩余劳动力存在（聂名华、杨飞虎，2010）。从资本过剩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于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高等消费市场发育不足，不仅消费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国内储蓄率也大幅度上升，银行系统从1994年开始出现存差，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存差已达12519.7亿元，存贷比为69.5%，说明国内金融资本过剩也日益严重。从一般制造业产能来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业项目平均5年的投资周期后，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形成总供给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加剧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即已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
伴随“三大过剩”的日益严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比例的失衡也日益加剧。
最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内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低迷不振。一般认为因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劳动力工资报酬长期停滞，购买力不强，特别是主要依靠打工获取现金收益的广大农户家庭，消费能力极度萎靡，是总体上造成国内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的原因。国内因贫富差距拉大而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产品大量过剩，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更多流向海外形成日益增长的巨大贸易顺差。
新世纪之初，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纳入全球化的主流经济趋势，与内需不足同时期，投资和外需增长强劲。
新世纪以来，国内过剩的垄断金融资本显露出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趋势，主要与地产和股市结合，拉动了房地产、基金、股票、期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也是西方核心国家或核心部门维持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而地方政府经济因财政和金融手段被中央政府垄断，更多只能靠土地融资的负债拉动投资，而循着“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去寻求增长的办法。
外需在国民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由于国内总体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以及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而引致的海外需求，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对外依存度处于过高水平，2006年高达66%［计算公式为（进口+出口）/国内生产总值］。而从国际对比来看，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2004）关于外贸依存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即使考虑到计算口径的差异，中国外贸依存度仍然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而基础行业过剩的产能在难以被消化的条件下，只能“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来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郎咸平：《美国正把中国复制成第二个日本》，《中国物流与采购》，2010年第12期。
在这种失衡的结构下，中国经济实际在由两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投资和出口）拖着一匹“瘦驴”（国内消费需求）极不协调地快速行进。
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中国在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招商引资，与国际产业资本过剩条件下追求向要素价格低谷转移而出现的资本供给，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投资拉动型增长道路的形成与1993—1994年财政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财政权力有关，也与1997—1998年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权力有关。
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资源资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两者的地方属性不需多说，劳动力要素那时不能自由流动）。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产业的在地化发展，使这三种资源资本化的收益的相当大部分留在了“三农”内部。
但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即使不流动，也不再具有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服务于产业升级的主、客观条件）。此时，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时，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即使没有招商引资也要靠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
只是，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大规模负债！鉴于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越来越累积的债务，遂使货币大规模不断增发成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由于制度规定和与小农之间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2006年，在东南沿海的县市，高达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约60%靠土地融资；而在西部，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更高达70%—80%（蒋省三、刘守英等，2007）。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城市扩张，以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到2002年地方营业税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2006年时营业税在地方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3%（排第二的企业所得税比重为18.1%）。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这就使得加快城市扩张以扩大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的规模成为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财政收入动机的驱动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后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世界银行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课题组，2005）。
我们在同期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之为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以地套现”，认为这符合金融资本异化于一般产业之后与地产结合的需求，客观地推动了城市扩张。首先带动的就是房地产业的暴利，使其“成为政府偿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额贷款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的通道”，成为过剩资本争先恐后涌入的领域。继而，在基本建设和房地产的带动下，相关的产业投资也如火如荼，蒸蒸日上。自2002年以来投资在新增需求中始终占60%的份额。
这样，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轮圈地运动为肇端，便逐渐形成了新世纪以来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2002年开始地方财政赤字急速增大）。加之，中央层面的过剩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便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