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2日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齐冲我喊：右派！右派……
我家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南池子的四合院，那地界儿，真正是天子眼皮子底下。出了故宫东华门，往东走几十米，有一条绿树葱茏的小街，叫南池子。南池子南口有一个红墙围起的大院子，这里曾是皇家档案馆，名为“皇史城”（‘史’字头上应该加一个宝盖，电脑字库里没这个字，特说明）。紧靠“皇史城”高高的北墙，有一条又细又窄的小胡同，我家就住在胡同最里头那个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分前院后院，前院的房子挺漂亮，有花格窗，红门柱，院里还栽棵大柳树。我家住后院，后院虽然比前院小多了，但是房前的空地也够我们玩了。家里请了阿姨，带小妹妹，做家务，吃饭的时候把小饭桌摆在房门口，一家人围桌而坐，亲情融融。
我对南池子四合院的记忆只留在了老照片里，那些已经发黄的老照片上，有年轻的妈妈穿着裙子，英俊的爸爸拉着手风琴，小天使一般的我们围在爸妈身旁……，从照片上看，这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1957年以后的照片，不见了爸爸。
爸爸离开北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走之前，曾来幼儿园看哥哥和我。我长大以后拼命回忆，依稀想起了当年在幼儿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有一天，阿姨说爸爸来看我了，把我领到办公室，爸爸就在那里等我，他戴着挺威风的大沿帽，穿着挺威风的军装，笑咪咪的。第二件事是，也说不清过了多少天以后，一个晚上，要睡觉了，不知为什么小朋友们都站在自己的小床上，一齐冲着我喊：右派！右派！右派！我根本不知道右派是什么意思，只会一个劲地傻笑。
我长大以后想起那天的事，很是费解，小朋友们和我一样年幼无知，可为什么会对我喊出那个词？我无法找到答案，只能推断，可能是某些大人的言行影响了少不更事的孩童，而孩子们不过把这种喊叫当作游戏来玩罢了，以为喊“右派”和喊“小山羊”“大灰狼”没什么两样。
“园中才数日，园外已千年”。位于北京宽街的这个小小幼儿园里，永远是孩子们的可爱笑脸和欢声笑语，可是小小的院墙挡不住墙外成人世界血雨腥风带来的丝丝冷意。我的幸福家庭已经在险恶的政治风浪里遭遇了灭顶之灾，一夜之间，爸爸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优秀干部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空军头号大右派，他的儿女们从此失去了头顶的光环。
这个变化，只有已经上小学一年级的姐姐感受到了，她原来是人见人爱的“骄傲的小公主”，长得端庄美丽，娇气而任性。她在空军干部子弟小学“育鹏小学”寄宿上学。学校条件很好，每周有专车接送。1957年夏天，一个周末的晚上，姐姐感到情况有点不大一样，校车把姐姐送到爸爸的工作单位空军政治部。下了车，爸爸正在等她，爸爸拎着一只小皮箱，不说话，默默地领着姐姐走回家。一路上，姐姐听到爸爸在抽泣，他对姐姐说：“以后，要好好听妈妈的话……”不久，姐姐转学了，离开了“育鹏小学”，转到东交民巷小学读书， 姐姐的性格渐渐变得沉静而内向。
爸爸出事那一年，姐姐7岁，哥哥5岁，我4岁，妹妹2岁。除了姐姐，我们仨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在幼儿园里跟着老师念歌谣，玩游戏。一个星期妈妈接我们回家一次，家里不见了爸爸，也浑然不觉，反正以前爸爸也常不在家，家里有妈妈就够了，有了妈妈，家里就有温暖，孩子们就有依靠。
一个星期六，妈妈又来幼儿园接我们，这次没有带我们回南池子的家，而是进了一个好大好大的院子，院里有漂亮的办公楼，大礼堂，还有一排排宿舍楼，住了许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妈妈说：这是咱们的新家。这个新家就是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爸爸从北大荒回到家，姐姐告诉来我家玩的小朋友：他是我叔叔。
当爸爸再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已经是二年级小学生了。久别重逢，爸爸并没有看到他望眼欲穿苦苦等待的一家人喜极而泣亲热团圆的场面，除了妹妹还小不懂事以外，姐姐、哥哥和我都用一种陌生的戒备的眼光迎接他。据姐姐回忆说：爸爸踏进家门，已不是记忆中那个带着大沿帽、穿一身军装、威武潇洒的爸爸了。他当时穿一身深蓝色的干部制服，磨难使他增加了沧桑，但他的目光仍然非常有神。爸爸回家那天，有一个小朋友到我家来玩，问姐姐家里来的客人是谁，姐姐竟支支吾吾地说：“是我叔叔……”这个孩子还天真地问爸爸：“您是她的叔叔吗？”可想而知，当时这对爸爸该是何等痛苦的打击！
爸爸这时已经从那个遥远寒冷的北大荒调回北京郊区一个公社工作，不常回家，农忙时几个月回一次，农闲时一两个礼拜回一次。我对爸爸一直采取了冷落疏远的态度，见他回来也不主动叫他，更别提有什么和他亲昵撒娇的举动，我甚至很少跟他说话。有时爸爸主动过来近乎讨好地要和我说话，我故意躲开不理他，每次都让他挺伤心。
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在家里睡午觉，天气燥热，我浑身大汗，忽然睡梦中的我感到有一股凉风吹来，舒服极了，我就在这凉爽的空气里睡得很香。醒来一看，原来是爸爸坐在我身边，一边给我搧扇子，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可我竟然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反而拉下脸跑到一边不理他，爸爸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十分尴尬。
现在回想起来，我内心充满了愧疚。有一天，我忍不住对爸爸说：“老爸，我对不起你。”老爸挺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说：“小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一想起来很后悔。”老爸说：“是吗？我不记得。要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啊！”
爸爸并不计较我们对他的态度，他从心里觉得是他对不住这个家，对不住妈妈和孩子们，他用各种方式补偿我们。我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孩子都参加了机关少年之家组织的夏令营，营地在西郊的中央团校，时间是两个星期。突然有一天，爸爸来看我们，他从通县放假回家，得知我们都去夏令营了，便风尘仆仆地赶来。他给我们每人请了假，带我们到颐和园玩了一整天，我们游泳、划船、爬山，爸爸给我们买汽水、面包、煮鸡蛋，那天我们玩得高兴极了，直到天黑，爸爸把我们送回了营地，他才坐车回家。
爸爸想尽办法满足我们的愿望，让我们高兴，他带我们上公园，看电影，给我们买好吃的。收获的季节，他从农村背回红薯、大豆、苹果什么的，在困难年代里，这些可都是救命的宝贝呀！记得最清楚的是吃饭时，爸爸往往吃了一半就停住了，妈妈问他怎么不吃了，他说吃饱了，妈妈说：“你才吃一点怎么会饱呢？”爸爸说：“你们先吃，吃剩的都归我，我是“橡皮肚子”。于是，爸爸这个“橡皮肚子”的绰号就叫开了。等大家都放下筷子了，爸爸便把所有剩饭剩菜一扫而光。我原来真以为有什么“橡皮肚子”，后来才懂得，这是爸爸为了让我们吃饱宁可自己饿肚子。
爸爸对我们的疼爱和那无法改变的血缘亲情，一次次地把我团团包围，撼动着我心中那道人工打造的壁垒防线。有时候，我真想扑在爸爸怀里大声说：“爸爸，你真好！”可是一想到“右派”这个残酷的字眼，我的心马上像塞了块大石头。小小年纪的我，精神倍受折磨，心灵痛苦地扭曲，我从来不在小伙伴们面前提到爸爸，我只是骄傲地把妈妈挂在嘴边。
妈妈用博大深厚的爱，顽强维系着被政治风雨摧残扭曲了的亲情，我的妈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是我心中近乎完美的女神。爸爸出事以后，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四个孩子。她的工作特别忙，头上还顶着个右派家属的帽子（其实，爸爸1959年第一批摘了右派帽子，但是摘了帽子还叫右派，称为“摘帽右派”。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整人术，就像古时候给囚犯脸上刺了字，一辈子也别想去掉）。
生活的重担和精神的压力并没有把妈妈压倒，妈妈始终是仪表端庄，沉稳开朗，腰背挺直，步履轻快，没有半点怨天尤人的神态和落寞消沉的倦意，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尚的人格引导着我们。
妈妈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爸爸一个“不”字，相反，她拼命在孩子们面前树立爸爸的威信，培养我们对爸爸的感情。她总对我们说：爸爸学问深，爸爸脾气好，爸爸的字写得漂亮，文章写得更漂亮，爸爸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爸爸最疼爱你们。我在学习上有了问题去问妈妈，妈妈就说：“你去问爸爸，他懂得可多了。”我很不情愿，但不得不问，爸爸这时总是特别高兴，非常详细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爸爸从农村回家，又脏又累，妈妈让我去给爸爸打洗脸水。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一层只有一个公用厨房，要打水得穿过长长的走廊，我挺不高兴，嘟嘟囔囔说：“干嘛他自己不去打？”妈妈很生气，站起身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好，你不去，我去！”我知道自己错了，更是因为心疼妈妈，忙往外跑，连连说：“我去我去！”后来妈妈经常用这种激将法“迫使”我为爸爸做这做那。
爸爸在通县上班，那儿离家有几十公里远，而爸爸每次回家都不是坐公交车而是骑自行车（那时交通极不方便，农村几乎不通公交车），一骑就是好几个小时，冬顶严寒，夏冒酷暑，异常辛苦。有时候，他想家了，骑上车就往家跑，任凭天黑路远风霜雨雪统统挡不住。这个朝思暮想的家，是他生命里的惟一寄托。妈妈睡觉很轻，半夜里爸爸一敲门，妈妈马上起来给他开门，心疼地问寒问暖，给他弄饭吃，烧水给他洗脸洗脚。这时我们早都睡下了，妈妈用报纸把台灯遮上，轻手轻脚地做这些事情，生怕吵醒了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妈妈会高兴地告诉我们：爸爸回来了！ 爸爸站在妈妈身边，笑眯眯地叫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妈妈是这个家庭最强有力的纽带，她用博大深厚的爱，顽强维系着已经被政治风雨摧残扭曲了的亲情。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她用瘦弱的身躯，顶风霜，挡刀剑，忍辱负重，殚精竭虑，撑起一片蓝天，保护孩子们不受委屈和伤害。
有一件事情深深记在我心里。有一天，我哥和一个小男孩玩，不知怎么把那男孩逗哭了，那男孩的家长找到我哥，板着脸，凶巴巴地训他：“你这个孩子太不像话，我非要告诉你的家长不可。我知道你的家长是谁，你爸爸是右派。”他说这番话时就站在机关的公共洗衣房里，当时我和我哥都在那儿洗衣服，周围还有别人也在洗衣服，这个大人毫无顾忌地、恶狠狠地发泄着，我和我哥深深低下了头，一声不敢吭。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的脸刷地变了，她痛苦又气愤地说：“怎么能对孩子说这样的话？我得找他去。”妈妈马上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严肃指出：父亲是父亲，孩子是孩子，你怎么能对孩子说这样的话？这对孩子是多大的伤害！那人还狡辩说：这是事实呀！妈妈严厉斥责他：什么事实？他爸爸早就摘了帽子，早就不是右派了！妈妈回家后把我拉到身边，抚摸着我的头，慈爱地说道：“孩子，别难受了，妈妈已经严厉批评那个人了，他的话是不对的。”妈妈一边说，一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忧郁、关怀与怜爱。
我永远忘不了妈妈的眼神，那里面有大海一样深沉的母爱，尽管妈妈自己内心的痛苦翻江倒海，她也决不让孩子们受到半点伤害。
爸爸和妈妈有很多老同学，都是我特别尊敬的叔叔阿姨，过年过节时，爸爸妈妈总要请这些叔叔阿姨来家里做客，每当这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最开心的时候。此时的爸爸仿佛变了一个人，谈笑风生，神采飞扬，一扫平日里沉默寡言几分拘谨几分羞愧的形象。来我家的客人们都对爸爸非常亲热，唤着他学生时代的昵称，拍着她的肩膀开怀大笑。妈妈忙里忙外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们帮着她摆好饭桌，大家围坐一起欢声笑语不断。我的心绪被这个温馨欢乐的场面融化，喜悦地跳动着，同时也产生了重重疑虑，爸爸不是犯错误了吗？为什么那么多好叔叔好阿姨仍然和他亲密无间而不是划清界限？
同样的疑问早就在姐姐心里产生了，虽然姐姐只比我年长三岁，却比我成熟得多深刻得多。有一次，爸爸从农村回到家，撩开上衣，姐姐看到了他的背，爸爸的背上竟是伤痕累累！姐姐万分惊讶地问妈妈这伤痕怎么来的，妈妈说，那是爸爸在农场劳动时，发生了山火，爸爸勇敢地去扑山火，被烧伤而留下的伤痕。姐姐惊呆了，感到自己的心在痛，在流血！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爸爸扑灭山火的行为，完全可以称为“英雄行为”，凭什么还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在我年幼不成熟的心灵里，只是懵懵懂懂地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人，可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从不敢问，妈妈也从来不提，因为我们年龄还小，什么也不懂。
在文革以前，共产党有个政策，“有成份论，不惟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不论是妈妈的工作单位还是我们读书的学校，并不十分强调家庭出身，即使你出身不好，只要个人表现好，仍然能活得比较舒服。可是文革开始后，天下大乱，家庭出身已经上升到判定一个人是红是黑、是好汉还是混蛋，甚至是生存还是毁灭的惟一标准的高度。我们一家人因为爸爸的右派问题深受连累，这时，妈妈看到我们已经长大懂事，便决定把爸爸的事情告诉我们。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天，妈妈倚床而坐，一边织毛衣，一边很认真地跟我谈话。我仰着脸，睁大眼睛，带着探询的目光。妈妈很温柔甚至带着几分夸赞的语气告诉我：妈妈和爸爸是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搞学生运动。那时爸爸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妈妈是民青成员，女同学会主席。后来他们到解放区工作，又随着解放大军进城，调进中央青委（团中央的前身）。49年以后，建立空军，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优秀干部，请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支援人才以充实空军，爸爸被中央青委领导选中，作为优秀干部调到了空军。当时整个共青团系统，只有四个人被选调，可谓凤毛麟角。最初，爸爸调到哈尔滨空军航校当政治教员，几年后又调到空军政治部工作。爸爸工作努力勤奋，还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听到这里内心狂跳不止：原来爸爸竟有这样光荣的过去！我突然感很自豪。我问妈妈：“那后来怎么又……”接下来妈妈讲得比较笼统，因为就连她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她说：1957年爸爸犯了错误，组织上给我看过对他的结论，主要是他放松了思想改造，个人主义膨胀，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到底有什么事实呢？妈妈只说了一个例子，爸爸根红苗正，入党早，又是大学生，知识分子，这在当时的空军算是难得的人才。爸爸好学肯钻，写了不少论文，还自学俄、法、德文，翻译了两本书，于是他就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觉得空军不重视知识分子，如果在地方上，他早就是副博士了。
妈妈并没有提到那张给爸爸带来杀身之祸的大字报（后面我要专门讲到），也许妈妈根本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事，她只能有选择地告诉我当年空军党委给爸爸罗列的那些所谓“罪状”。
听了妈妈的话，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变化，竟然有几分自豪感。我的爸爸，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优秀干部选调空军……，同时，我又为爸爸感到遗憾和惋惜。如果不是57年的错误，那么我们今天就都是令人羡慕的革命军人子女“红五类”呀！“血统论”杀气腾腾地扑向风雨飘摇的家庭，空气中处处弥漫着“血统论”的血腥味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狂吼乱叫杀气腾腾地扑向每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有一天，我看见妈妈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气愤地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胡说八道！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出身封建家庭，照这个逻辑，他们不也都是混蛋吗？”
此时的妈妈再也无法保护我们了，因为她自己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她的名字打着红叉上了大字报。其罪名之一就是“不能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因为她曾经对别人说过，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
姐姐一直是我家几个孩子中的骄傲，她学习成绩优异，考上了当时最好的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但是在这个高干女儿云集的贵族学校里，由于爸爸的右派问题，姐姐被入了“另册”，文革中，更是倍受歧视。那时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在家庭出身一栏姐姐一直填“革命干部”，有一天，一个高干女儿找到姐姐，严肃地说：你不能填出身革命干部，你爸爸是有问题的人，你只能填出身一般干部。
运动如火如荼，学校停课了。姐姐和几个不是 “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跑到爸爸所在的公社锻炼，她们用艰苦劳动的汗水，赢得了老乡们的信任和深厚的感情。没想到，这也引起了班上“红五类”红卫兵的不满，她们认为姐姐她们是逃避运动，骗取贫下中农的信任，因为贫下中农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出身。于是派了一个同学，跑到村里，向贫下中农散布说姐姐她们出身都不好，使得一些原本对她们很好的老乡，也开始冷落她们。姐姐参加高强度的秋收，手被镰刀磨出了血泡，化了脓，疼得钻心，但她觉得心灵上的伤痛，远远超过了手上的伤痛！
我原来在小学里一直是三好学生，班干部，中队长，也是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的女孩，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我，学校里还经常选派我去机场献花。 文革来了，血统论来了，我变成了姑姑不疼姥姥不爱的“灰姑娘”。有一次，我穿件黄军装，臂佩红袖章，当时这身行头是“红五类”的符号。我走在院子里，只听背后几个人指手划脚：“她怎么能穿军装戴红袖章？”吓得我赶紧回家，连门都不敢出，吃饭也不敢去食堂，让妹妹帮我打回家来。有些原来挺要好的小伙伴此时也疏远我，冷落我，躲着我，上学放学时，别人是挽臂搭肩一起走，只有我孤零零地走在最后边……
我的性格全变了，处处谨小慎微，噤若寒蝉，只有在家里，才能找到一点安全感。那时候，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具有红色家庭背景的革命后代呀！我不止一次地幻想着如果爸爸57年不犯错误，我不也和他们一样吗？现在看来，这些想法多么浅薄幼稚。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这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又能怎样想？
真正把我从痛苦迷茫中唤醒、彻底颠覆了我对爸爸偏见的一记重掌，是来自我插队时姐姐的一封信。从1968年开始，姐姐、哥哥和我先后上山下乡，姐姐去了云南兵团，哥哥去了山西农村后来又转回广东老家，我也到广东老家当起插队知青。我和姐姐经常通信，姐姐有思想，有才华，我从小就佩服她。她给我写的信经常是洋洋洒洒几千字，充满理想激情和哲理，我特别爱看。有一天，姐姐又来信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突然有一句话跳进眼帘，那是姐姐在提到爸爸的问题时这样写道：“……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战场上流弹也会打伤自己人……”我只觉头顶炸了一颗雷：这么说，爸爸是自己人？是被误伤被冤枉的？就是这句话让我如梦初醒，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爸爸的态度，也开始怀疑那些加在爸爸身上的罪状。
那几年，我和爸爸相依为命。1971年，我从广东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小厂当工人。当时，我的家庭四分五散，六口人分散在五个地方。妈妈在安徽五七干校，爸爸在通县，姐姐在云南，哥哥在广东，我和妹妹则在北京的工厂当工人，我们住了十几年的团中央机关大院早已被军队霸占，我家不得不搬到一个大杂院里。当时妈妈不在北京，爸爸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虽然他仍然和以前一样不常回家，但是只要一有空他就回来照看我和妹妹。我妹妹住在工厂，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平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身体有病，爸爸对我特别关心，就在这些年，和爸爸接触多了，他的学识才华让我彻底折服。
记得那时天天唱革命样板戏，有一个杨子荣的唱段《甘洒热血写春秋》。爸爸有一天问我：“你知道‘春秋’是什么意思吗？”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知道，就是写历史写人生的意思。”说完我挺得意，心想爸爸没考住我。爸爸又问：“你知道‘春秋’的出处吗？”我想了想自作聪明地说：“不就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嘛。”爸爸笑了，给我讲道：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有一本编年体史书《春秋》，经过孔子修订。这本书具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权威地位。我一边听爸爸讲，一边不住点头，感叹着爸爸的学识渊博和自己的肤浅。
有一年，毛泽东号召大家读红楼梦，我便也找本“红楼”看了起来。有一天，爸爸回家看我正读“红楼”呢，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开了。他说：红楼梦里很多人名都是有寓意的，暗示了他们的命运，比如贾家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她们名字连起来“元、迎、探、惜”，谐音就是“原、应、叹、息”，她们的命运都很悲惨。还有书中一开头的两个人物：甄士隐，贾雨村，谐音为：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寓意很深……，我被爸爸的讲解深深吸引。当时邻居家一个小姑娘也和我一起听，都听呆了，她对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每次爸爸一回来，她马上过来缠着我爸爸说：李叔叔，我要听你讲“红楼”。在那段清苦的日子里，我和爸爸的感情越来越近。
爸爸是怎样被打成空军头号右派的？直到爸爸彻底平反的1979年，我才完全搞清楚事实真相。爸爸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是怎样被打成空军头号右派的” 。
母女两代新闻工作者的不同遭遇
时光转眼到了1982年，我已经是工人日报记者了。夏天，部主任派我去采访空军双文明表彰大会，这是我步入新闻界以后接受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的采访任务，我怀着一种新鲜和好奇的心情来到了会场。负责接待记者的是几个年轻的军人，听说我来自中央新闻单位，他们显得特别热情，一个军人给我安排住处，端来茶水，递上材料，他说他是空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有事找他联系。
我并没有和别的记者一样急着了解大会的情况，而是突然间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控制了。空军，空军政治部……我的心感到隐隐刺痛。二十多年前，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苦难旅途。
吃饭的时候，年轻军人殷勤地向记者们频频举杯，他问道：“各位记者还是第一次来空军吧？”别人都点头，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冲动，冲口而出：“我和空军有缘分，我父亲当年就是空军。”
大家都满怀兴趣地扭过头来看我，那个军人显得更热情了：“是吗？您父亲在哪个部门？尊姓大名？”
我说：“就在空军政治部，不过他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头号右派，他叫李凌。”
众人哑然。
饭后，年轻军人走到我身边，表情凝重地说：李记者，我们都知道你父亲的名字，我参加了空政为他平反的工作，请代我向你父亲致意。
此时我心绪难平，我想起当年在爸爸被打成右派后，发生在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妈妈身上的一件事。
1957年的夏天，妈妈和《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到总政去了解部队反右斗争的情况，妈妈当时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接待他们的一位军官介绍说：“部队里也有右派，比如空军就出了个大右派，名叫李凌，他曾经是领导上培养的重点，先进分子，可现在，却成了一面白旗，空军头号右派。”妈妈当时对爸爸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她听了这些话如遭五雷轰顶。
妈妈有一篇写了一半的日记，是她当时痛苦的心理描述：“看着他的背影在暗淡的路灯下消失在小胡同的尽头，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屋内，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成串地流出来，流吧流吧，让它流吧，愿泪水冲去我心中的痛苦和抑郁。这难道是真实的事吗？多年的战友、伴侣、爱人，突然之间成了敌人！？……这个幸福的家庭从此失去了幸福。”
妈妈的那次采访和我的这次采访，间隔25年，母女两代新闻工作者，遭遇了冰火两重天。我望着会场上那些年轻官兵的身影，多像当年的父亲！可是还有谁记得父亲？还有谁了解那个黑暗年代？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也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不知为什么，一见到满头白发的父亲，我突然会有一种愧疚感，我为自己年幼时对父亲不近亲情的作为而深深地自责。我不能忘记那些用荆棘编织起来的苦日子，我也在反省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这段崎岖曲折的心路历程。
我现在对父亲充满敬重钦佩之情，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父亲深感自豪！
我最亲爱的妈妈几年前驾鹤西归，她已化作美丽的女神，站在高高的云端，含笑俯视着自己的亲人在这块播种了苦难与希望的大地上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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