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建设，就会有拆迁，晚清、民国，都不能例外。
号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号侵略者的英国“鬼子”，并不敢强征中国人的土地。1843年，英国人想租赁广州十三行对岸的珠江南岸田地数十亩，但是，这片田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愿意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鬼子”“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毫无办法。
当时正乘着第一次鸦片战争胜利的余威，可英国“鬼子”就是不敢强征。
1880年，广东商人陈承德向清政府申请：承建天津至通州的铁路。陈承德承诺：可将部分利润上交朝廷、作为北洋水师的军费。
陈承德的申请，遭到了以翁同龢为首的中央大臣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的反对理由是：建造铁路，沿途贫苦居民的房子如何拆迁？遇到钉子户怎么办？还有，铁路一建，从天津到通州的车夫、轿夫、棒棒军，通通都会失业，怎么办？如何安排他们的再就业？
晚清的中央官场，对拆迁老百姓的房子，以及维护贫苦人民就业这些问题上，是有所顾虑的。
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里面，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庚子年(1900年)之后，清政府设立”民政部”，命肃亲王善耆重新搞北京的城市规划。
当时，在北京“大明壕”这个地方，有许多民居房屋，依照善耆搞的城市新规划，本来需要全部拆迁的，但是，清政府研究再三，最终不敢对老百姓进行强制拆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没有钱赔得起老百姓的拆迁补偿。
北京这个事例，出自(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40页。
史上最牛钉子户，恐怕要数浙江慈溪奉化溪口的周顺房，他家和蒋介石家是邻居。蒋介石当上委员长之后，想扩建奉化老家，他指示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拆迁通知书》给周顺房。周顺房收到《拆迁通知书》之后，用讽刺的口吻说：“瑞元(蒋介石的幼名)现在当皇帝了，不认我这个乡亲了，我可是看着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皇帝要我这个子民搬家，我有什么办法？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回来一趟、亲口对我说。”
办事人员回到南京、把周顺房的话，如实转达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贵为一国元首，无论出于时间问题，还是出于面子问题，都不可能亲自回奉化办这个事的，事情于是搁浅，最终也只好作罢。
看看袁世凯后人的案例，很有趣。
国民党(1928年)夺权之后，立即没收袁世凯在河南的遗产。后来，河南被侵华日军攻占，侵华日军当局却将被没收的袁世凯遗产、归还给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
再后来，侵华日军想购买袁家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花园，开价颇高，袁克定坚持不卖，日军也只好作罢。
这个事例，参袁家宾回忆《我的大伯父袁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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