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0月04日讯】走到这一步，对香港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北京既不能谈判，也不能镇压。
在过去几天里，庞大的抗议活动笼罩香港，其影响远远超越了这个有七百多万人口的特别行政区。因拒绝接受北京只许香港下一任行政长官假选举的计划，数万港民几天来走上街头。面对警方的过激反应，雨伞成了示威者们和平抵抗的时尚。这些由年轻人主导的示威者已给中共当局造成了自25年前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对于香港的政治危机，中共统治者只能怪自己。自199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移交回中国后，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享有显著的自治和公民自由。在过去17年里，香港人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北京兑现基本法（第45条）承诺的“循序渐进地”最终达到“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2004年，当北京宣布香港不会实行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及2008年普选立法会议员后，许多港民大失所望。但是，人们仍怀抱希望等待着2012年，现在又在等待着2017年。
北京今年8月底宣布的决定无限期地推迟了香港实现民主自治的梦想，也引爆了民愤。对于“普选”，北京统治者给出了伊朗式的解读：即每个人都可以投票，但候选人必须由真正的统治者同意。随着经济力的上升、媒体和学术自由日益萎缩，香港正在走向“一个国家，一种独裁”，而不是“一国两制”。
香港年轻示威者们有对经济上的忧虑，但更多的是对政治上的愤慨。像17岁学生抗议领袖黄之锋那样，他们很多人是在香港回归后出生的，成长在一个繁荣、公民责任活跃、开放的社会。在他们看来，民主自治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香港基本法承诺的。许多老一辈的香港人记得英国的统治，他们珍惜公民自由和法治。现在，他们看到在北京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影子下，这些正受到蚕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比例的香港人愿意冒着繁荣受损的风险来推动民主诉求。但是，北京的政治不妥协，在数十万示威者和同情者看来是对香港未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危机。多年来，为了实现“循序渐进”走向民主，出现了许多创造性的想法。中共领导人可以与温和的香港民主派协商，逐步扩大获准竞逐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范围，分阶段来实现全面直选立法会委员。政治妥协可以让大多数人接受一个耐心的进程。现在香港得到的是没得商讨，毫无进展；是一个专制强加、稍加伪装的主权在民。
北京的强硬态度并非只对香港，也不只对目前的香港抗议。这是关于中国自己未来的一场斗争。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党内同僚大佬们非常害怕如果不保持严厉、集中的政治控制的话，他们将遇到与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命运。习会追求经济改革。他会尝试清除党国无耻的腐败（也一并清除对手）。但政治改革被排除在外。所以，也不会谈论如“普世价值”、“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和“司法独立”这些理念。
紧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正在发生迅速变化。伴随着一个务实、更具独立思想的商业阶层，一个文明社会在慢慢崛起。现在，人们通过即便受到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来探讨问题。中产阶层到台湾、香港旅行，接触到民主自由的思想。讽刺的是，在本周的十一长假，许多到香港度假的中国人突然看到了一场非常不同的革命。
北京的统治者现在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陷阱。如果他们残酷地镇压港民示威，正如他们25年前所做的那样，他们将严重损害自己的国际合法性。如果他们现在谈判，做本应几个月前做的事，他们担心看上去是在屈服于民众压力，从而引发在中国更多这样的做法。现在在中国，每天都爆发数百次地方性抗议。因此，他们可能会等待，希望抗议活动退潮，同时保留（在必要时）放弃当前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做法，让他做牺牲品。
如果抗议持续壮大，中共统治者们将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他们很可能会重复1989年悲剧性的错误。但是，这不是25年前的中国。习近平不再能够让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变得不复存在，就象克努特大帝不能下令海水退潮一样。但可惜的是，克努特大帝了解自己的权力受自然的限制，而习近平似乎不懂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说他很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共产主义统治者。
（本文译自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主任Larry Diamond于10月1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题为：习近平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共产主义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