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西安市子午大道旁的活动房门上，刻着许多汉字和数字，房门锁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粒苹果和葡萄干
7月23日，王世菊母女俩在长安区救助站
板房内有12只女鞋，都是附近村民送给孩子的
“精神不太正常”的母亲带着2岁多的女儿流浪了几个月
绿铁皮的房门上刻着家人名字和写错的电话号码如果有人帮她查一查……
救助站的录像里女孩眨着眼睛看着警察和救助人员如果留下她们多问问……
这是被发现死在果园板房里的两条生命—44岁的母亲和她不到三岁的女儿。
5月下旬，租住在西安市未央区的她们走失；三个月后，她们被人发现死在距租住地约60公里的长安区一果园内，死因警察初步判断是疾病或饥饿。
遗憾的是，死前一个月，这对母女还被送进过救助站，却因“拒绝救助”离开。而此前，孩子的爸爸已向警方报案两人失踪。
8月24日下午2时多，环卫工人肖亚梅在西安市子午大道附近扫马路。她感觉有点奇怪，好几天没见到路边那对流浪的母女了。那是一个看似三四十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经常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溜达，可这几天突然不见人影了。
肖亚梅是长安区子午街道办的环卫工人，平时负责此路段的环境卫生。“那娘俩没事吧?”这样想着，肖亚梅沿着马路走向路西的一大片果树林。果园紧靠子午大道，东端紧挨子午大道处有一间绿色活动板房，是给果农存放农具或果品。房子距子午大道只有十余米远，穿过马路边的绿化带就到了。
隔着窗户，肖亚梅看到那对母女躺在地上，母亲躺在靠房间东面的墙根处，一条腿似乎还弯着，小女孩则躺在靠门处的北面墙下，一动不动。
敲了敲门，没有任何动静，肖亚梅吓坏了，赶紧跑开了。一个多小时后，大批警察赶到现场，确认这对母女已死亡多日。肖亚梅听到这个消息，难受得蹲在地上干呕了好长时间。
肖亚梅告诉记者，大约15天前，她还和其他村民一起到活动房看过这对母女。当时，那个女人正在洗衣服，女儿饿了，母亲就抱起女儿喂奶。听女人说，孩子快三岁了。肖亚梅猜测，这个母亲早已经没有奶水了。
当地警方随即发布信息称，一对母女在果园死亡，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
流浪母女，病饿而亡
子午大道是条南北大道，位于西安市区的西南方向，最南端是环山公路。此处是西安市民进秦岭游玩的重要通道，除了过往的游客外，卖水果的、摩的司机及环卫工人是活动最多的人群。
8月25日，记者前往当地调查。几乎所有附近的摩的司机都证实，经常看见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女童在马路上转悠，“那个女孩很漂亮，长得很心疼。”
当地警方和法医对现场及死者进行了勘查，初步排除他杀及性侵可能，结论是疾病或饥饿而亡。
这是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简易活动房，坐落在公路绿化带和果树林中间。果园种樱桃，这个时令没有水果。板房锁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两个苹果和几粒葡萄干。村民推测，可能是好心人送来挂在门口的。遗憾的是，正在生死挣扎中的母女，“可能连开门的力气也没有了。”屋内一片狼藉，气味刺鼻。地上铺着一张凉席和几个编织袋，四处乱扔着旧衣服和小孩的鞋子，再就是地上四处可见的矿泉水及饮料瓶子。保洁员卢志浩说，他多次看到这个母亲捡空瓶子回来，但却未见她卖过空瓶子。
室内一辆半新的女式自行车撑在地上，后面有小孩座椅，地上胡乱扔着几张冥币，很刺眼。小女孩的鞋子有12只，颜色各异、形状不一，从棉鞋到凉鞋都有，好几双是手工缝制而成。
“如果当时谁能给几片药，可能小女孩都不会死”
50岁的卢志浩，是肖亚梅的同事。他觉得这个女人“怪怪的”，“有一回下着雨，这个女的带着女儿又出来转。自己戴了个白色塑料太阳帽，女儿坐在后面用手捂住头。两人在雨中骑自行车溜达，好像天没下雨。”
卢志浩说，这个母亲大约三四十岁，个头矮，但看起来很结实。“那个女的在附近一条河内取水，用河水洗衣服和饮用。那里的水可能都污染了，不干净，但这娘俩儿还喝，用三块砖架个灶，用搪瓷碗烧水喝。”
“小姑娘身材又细又高，眼睛大大的，很聪明的样子，偶尔还吮吸着手指。”一位摩的司机说。另一个女环卫工人说，有人曾提出给这个女子一些钱，将娃抱走，这个女人拒绝了。
附近村民觉得这个母亲似乎还有点钱，有时骑着自行车去买馒头。“现在日子还行，咋能让一个女人跟一个吃奶的娃娃受罪。”善良的村民经常送点方便面、馒头、小孩衣服、鞋子到板房。很多人和那个女人说过话，第一感觉语言不通。她的口音似乎是四川、重庆一带；再一个是答非所问，好像精神有点问题。
卢志浩清楚记得，在这对母女被发现死亡的前四五天，他在扫马路时发现，路边拉下了很多粪便。“都是稀水。手纸用的不是卫生纸，都是捡来的脏纸。”后来发现是那个小女孩，“孩子拉肚子了，光屁股没穿裤子，只有上身穿衣服。”
卢志浩一直很后悔。“如果当时谁能给几片药，可能小女孩都不会死。”
小房间门和窗都向北。在房间东侧，记者看到了卢志浩所说的三块砖的简易灶。砖已被熏黑，搪瓷碗也分辨不出颜色。
屋外东侧的墙角处，晒着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和果实。地上有些已经腐烂的水果，还有一堆桃胡，每一个都被砸成两半，村民猜测，“母女俩最后病饿交加出不了远门，只能砸桃胡度命了。”
死前一个月，她们与救助擦肩而过
检视房间，记者意外发现在绿铁皮的房门上，刻着许多汉字和数字。最多的汉字是人名，“王世菊、王世成、王世秀”等最清晰，很容易联想到三个人可能是一家人，“王世菊”在上面出现了2次，再就是一些地名和一些“生日”的时间，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以“566”开头的8个数字，疑似电话号码。
案发当天警方通报称，现场发现一张身份证，死者似乎为陕西商洛人。身份证显示其姓罗，32岁，家庭住址为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大荆镇。
按照该信息打电话过去，当地村干部很愤怒，“你们怎么调查的，人家好好活着，还在上班，咋说人家死了，你们也不拿身份证上的照片和死者对比?”显然对方把记者当成了警察。记者试着按墙上的数字打电话，无果。后来，这张身份证被证实是捡来的。
这时，记者了解到一个信息，这对母女此前曾接受过长安区救助管理站的救助。
一个月前的7月22日，果园的主人、长安区子午街道办张村村民张建设，发现自家板房内住着一对母女，他将此事上告村干部。村干部向长安区救助管理站报告。
当天上午，救助站人员到达果园，当晚找到这对母女。救助站人员刘波和肖利浩当时简单做了询问。
“这个女的在本子上写了王世菊的名字，刘波就问她是否叫王世菊，女子点头称是。但是她拒绝去救助站，我们的人随后就返回了。”长安区救助站站长侯金良说。
7月23日，这对母女带着行李、拉着车子，被警方送到了救助站。
记者在救助站提供的数十分钟的录像中发现，救助人员和警察一直用陕西话和王世菊交流。王似乎听不懂，又似乎不愿交流，而且她的口音含糊，似乎救助人员也听不懂。
录像中，现场多位工作人员重复转述了王世菊的话，“我想回家。”但只知道姓名叫王世菊，其他一概不知。有人发现女子有部手机，没电了，就抽出手机卡放进自己手机里，却显示该卡已经失效，而且没有电话记录。
由于“这个女的言行似乎不愿意接受救助”，当日下午5时许，女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离开了救助站。 8月24日，整整一个月后，这对母女的尸体被发现，警方认定二人死于疾病或饥饿，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
曾经的报警和立案
就在此时，死者家属也找到了子午派出所。来人名叫苏学明(又名苏明)，44岁，陕西商洛人，租住在未央区辛家庙街办新房村，在西安打工。8月25日，他正在劳动力市场找活干，无意间看到了那则母女死亡的警方通报。越看越觉得像自己的老婆孩子，苏学明慌了。
次日一早，苏学明就赶到了子午派出所，确认死者就是他的老婆和女儿。苏学明告诉记者，老婆叫王世菊，原来是重庆市奉节县人，后来移民到了浙江。2011年，苏学明在浐灞打工，认识了在路边卖矿泉水的王世菊，随后二人就同居了，“老婆原来结过婚，但人很好，我们俩也没办证。”
因为家境贫困，44岁的苏学明一直单身。王世菊的到来，让他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2012年5月，女儿出生了，苏学明高兴得几天没有睡着觉，读过书的姐姐给起名叫苏静怡。
渐渐地，苏学明发现王世菊精神有点不对头，“总是自言自语，不喜欢和大家相处。喜欢静静地一个人发呆，或者站在高处向远处看。”
没孩子以前，王世菊也走失过，苏学明根据她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到重庆，王的老父亲说没见到女儿回来呀。苏学明有时候很矛盾，担心王家人把人领回去。还好，王世菊最后又回来了。
在一起的日子，苏学明惊讶地发现，“老婆不但烧得一手好菜，还会做面条，做的臊子面非常好吃。”孩子一天天长大，叫妈妈、爸爸了，而且“不像她妈，像我个头高”。最令苏学明烦恼的是，王世菊有时会犯病，和房东吵架。
2014年5月24日，可能此前因为和房东吵了一架，王世菊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失踪了。苏学明印了“寻人启事”四处张贴。这对母女就是他的命根，没有她们，他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呢？5月24日晚上，苏学明的姐姐苏粉娥前往辛家庙派出所报警。25日1时48分，警方就将王世菊以及女儿走失的信息录入到“西安110走失人口查询管理系统”内。
移民后“精神不正常了”，到处漂泊
8月29日，王世菊的嫂子、侄子和叔叔从重庆赶到西安。家人看着自己的亲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刻下的那些字迹，隐隐垂泪，“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最可怜还有那个不到三岁的娃儿。”王世菊的嫂子何贤梅说，刻在门上的“王世成”是自己老公，也是王世菊的四哥，而且门上也刻有自己的名字，“王世秀是她二姐，旁边是她二姐夫的名字，他们一家兄妹5人，王世菊是老小。”上面的数字都是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只是写错了几个数字。他们还发现，王世菊不但刻下了亲人的姓名，而且还有一个地名，康平(坪)乡，那是王世菊的老家，重庆奉节县康坪乡。2002年，因为修三峡工程移民迁徙，他们从奉节县迁到千里之外的浙江。记者查阅有关资料证实，“2002年康坪乡外迁移民到浙江道清、福建南安全州32户163人。”
何贤梅说，王世菊和她同岁，17岁结婚，在家乡生有5个孩子，大女儿21岁了。“小姑子的缺点就是不爱和人说话，喜欢安静，孤僻，但没其他啥毛病。”自从搬离家乡，王世菊的厄运也一步步开始。
何贤梅记得，当年搬家时小姑子还是很高兴的，摆了十几桌席和亲友告别，但“本乡本土住了几十年，说走就走，难免心里难过”。谁知5年后，王被丈夫送了回来，说有精神病，“让在家看好再说，否则就不接了。”
侄子王维权记得当时正好是收获季节。看着姑姑总是自言自语，王维权非常同情。家里太穷，养不起闲人，精神好点的王世菊就跟随远房亲戚到新疆打工，帮人摘棉花。后来漂泊到了西安，认识了苏学明，再次有了个家。
如果……如果没有那么多如果
家属们很不理解，一对大活人能“活活饿死”!“是病死的，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把人饿死了太残忍了”。苏学明不明白，明明王世菊和孩子已经进了救助站，咋能又出去了？而且自己已经报案一个多月，救助现场也有警察，只需举手之劳，随手查找个“王世菊”就行，咋就错过了呢？
记者采访中注意到，其实这对母女有若干机会可以活下来。
采访中救助站和警察多次提到，听不懂王世菊的口音。视频中，记者也注意到，所有问话都是陕西方言，也就是说王世菊可能也听不懂；王世菊随身带有手机，但没电了，当时曾取下电话卡放到救助人员手机里，或许因为手机卡不对应或欠费，没反应。但如果能给手机充电，或许就有机会发现通话记录，哪怕只有一个，都可能找到王的家人。
还有，救助人员和警察在已知其姓名的情况下，没有上网查找，此时这对母女的失踪信息已经上网。辛家庙派出所一警察坦言，因为该失踪人员信息库，目前还不能输入关键字搜索，其他兄弟单位要查，也需要一条条信息慢慢翻看，信息库没有检索功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救助站人员称，没发现王有明显精神异常，但村干部、街办人员和警察都说其“答非所问”有问题，如果救助站不认定其“拒绝救助”或“不能强制救助”、“不报真实身份拒绝救助”，而是做个简单精神鉴定，或因涉及未成年儿童的安危，请示上级、取得警察和街办干部的理解，把她们留下来观察几天也好。要知道，长安区救助站可是全国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单位。
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妇女，带着一个不到三岁的女童，离开了救助站又回到了果园。如果此后的一个月期间，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个人，不管是出于责任还是个人好心，再去看看这对母女，给她们哪怕一点帮助，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8月28日，苏学明回到出租房取东西，发现因为欠租，房屋已被房东租给了他人，他的行李、物品被堆在走廊。苏学明一点不觉得意外，在他看来，老婆孩子都死了，这个家也完了。
在长安区救助站的视频记录里，人们可以看到这对可怜母女的最后影像。那是7月23日，在救助站，王世菊表情古怪，不多说话，3岁的苏静怡也不太爱说话，时而眨着大眼睛看着周围的警察和救助人员。
在妈妈的怀抱里，这个漂亮的小女孩，拿着那部已经没电而且欠费的手机，正放在耳边试着打电话。只是她不知道，这个电话永远打不出去了，而爸爸苏学明，已经找了她们很长时间，而且早已报了案。
那一刻，几个公务人员正在询问着王世菊，直到几小时后，这对母女骑着自行车离开，回到果园那间孤独的板房。一个月后，她们被发现病饿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