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为求“致治 ”，议政之隙，经常讨论历代治乱兴亡的得失，以古为镜。唐太宗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
唐太宗与参预中枢决策的近臣常共观经史、同议历代兴亡，所论多为前王之得失，君臣谋求治国之道，恒至夜分，毫无倦容。他们讨论到守成与创业同样不易，讨论到用君子而远小人，也讨论到教化、禁奢，以及钱不如贤等等治国安邦的道理。其中，尤重汉文帝之得和秦、隋之失，“终及日昃“ 或 “乙夜忘疲，中宵不寐”。而唐太宗亦常常独自观经读史，“披览忘倦，每达宵分”。
唐太宗后来在总结自己在位期间所为时，曾着重提及贞观君臣鉴前代之成败以为借鉴的这种论史议政之道。他在临终的前一年，为皇太子留下一部帝王之大纲 ——《帝范》，专门阐述帝王为政之道。
贞观君臣对于古籍十分重视，认为 “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 为实现“致治”，唐初君臣前后历时10余年，大规模整理古籍对“为治之具”的历代图籍，进行了系统整理，确定了古籍分类的基本门类。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占洛阳。隋朝在东都的藏书和目录，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在水运赴长安时，经黄河砥柱覆舟，图书损失十之八九，目录亦被河水渐濡，时有残缺。这时，在长安嘉则殿的隋朝藏书有8万多卷，加上从东都水运残存的8000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书的总数。
至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以魏征为秘书监兼副相，参预朝政，并总管国家经籍、图书。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上半年，经过系统整理，形成了颇具影响的《隋经籍志》４卷。此志以隋朝的现实藏书为主要内容，以寻找借鉴为目的，“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而“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唐太宗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于是命魏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编选一部有关政术、存乎劝戒的选本。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九月，一部《群书治要》编辑完成，总共50卷，博采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撷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太宗称赞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
唐太宗也很重视修史以览前王得失。鉴于秦始皇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而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唐太宗认为览前王之得失，方可“为在身之龟镜”。贞观三年年底，唐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命房玄龄、魏征任正、副宰相总监，并由魏征总加撰定，以修五代史 ，即唐朝以前5个朝代的历史。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梁书》56卷、《陈书》36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卷、《隋书》55卷全部修成上奏，统称《五代史》。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有《晋书》修成，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和《武帝纪》等帝纪撰写史论，以此来告诫皇太子记取西晋居治而忘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的教训，为皇太子和唐室功臣树起一面镜子，以古鉴今，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亏“贞臣之体 ”而“见嗤后代”。
从贞观年间勤政的实践看，唐太宗的确不愧为历史上最重视以古为镜的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