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长胡锦涛 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图)

【看中国2014年08月05日讯】偏向绝处飞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刘涛谈恋爱？此事应对得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 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 《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之间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 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此词的总字数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而“冰”恰好比“水”多两点，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处处都充塞着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此人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对那个疯狂年代的无可奈何的嘲讽和调侃了。

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里，在荒诞的后面则是恐怖。我跟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曝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里一位青年讲师刘老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助抄中山大学同学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笫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ＫＧＢ（克格勃）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当时我的处境与此相似，随时可能被人陷害，所以我对此事格外记得清楚。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魄，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成了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时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健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这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 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每天早、中、晚的时间都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遗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哇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人群。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1975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 工程，不属于政治领域，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 * * ，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稻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1961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60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症”，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文革正式开场之前，就先拿“三家村”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会。《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实。他非常认真，并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了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次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组长王光美无限信任和崇拜的，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的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人，甚至让另一个处于高位的女人妒忌得抓心。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竟把随便支使来一个什么女人当成了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在那个抓心女人的利用和支持下，就这样混成了蒯司令。他们两人间最得意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般地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1966年6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唾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还要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还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这个人就是段某，段某自称“老贼”，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 “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 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近主席台，我不仅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出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上的红卫兵，对这突然嘣出来新绕口令，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无几。为了摆脱眼前的尴尬局面，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立刻站起来向外走，心里则在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这是什么道理？陪伴我的，又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被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 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账。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 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 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 “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话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89年，我不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 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1966年7月30日到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20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4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一次是8月22日，中间8月18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了敌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8月4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23天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巍巍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8月22日夜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8月4日周的博闻强记，到8月18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8月22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我的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表情冷峻、胡和任待人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 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 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脸上也有光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 “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 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 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学起了江青的腔调，声音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 ’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立刻想起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副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显然老蒯的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即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吹捧江青的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本人，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等处贴上电极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检查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大串联时回到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由于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地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由于心情好转，我让那个妖精在心里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脏话”，有“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

“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 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1949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邻家婶婶欲盖弥彰，反而弄得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第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时候，那天是1966年6月24日，这一天应当明定为“校耻 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 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已被打伤了，为了避免再次挨打，他奋力地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 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 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空望月儿明

从1970年1978年，我在承德前后生活了八年。人生的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本来应该是充满绚丽和璀璨，因为普遍的大环境、因为独特的个人境遇，给我留下的却是一段晦暗的记忆。那八年当中，我先是在铁路车辆段当工人，后来在铁路中学当老师。当刘涛南下西去（承德在北京东北方向）后，留下我一个人，家徒四壁、冷冷清清，可说是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能给我精神安慰的，一是读书、二是收听来自太空的“靡靡之音”。

你们听说过梁绍良和周友康吗？他们是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也是美国之音的时事播音员。梁绍良的音色，不亚于中央台的夏青。收听他们播讲的时事经纬，是我一天生活中的大事。记得他们评论林彪事件后的中国社会，用“上层僵持着，中层瘫痪了，下层灰心了”来概括，我觉得言简意赅，说得极为准确。我也喜欢ＶＯＡ的音乐节目。记得听过一首吉他曲 “Aloha”，伴随着夏威夷海水的涛声，每一声叮咚都轻软地敲打着你的心。仿佛吉他歌手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你的心弦。我也喜欢美国的乡村音乐，那里有美国早期拓荒者艰难辛苦的吟唱，也有西部牛仔追逐绿草水源的高亢。对我来说，这都仿佛是从月宫里飘下来的仙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偶尔也能收听到苏联的广播，播音员浓重的俄罗斯腔，让人大倒胃口。后来我读到美国ＣＩＡ关于对外宣传的条例，其中有一条是：流利地使用对方国家的语言是有效宣传的前提，因为任何人对借用他们的语言都会有反感。起码在这方面，美国人比俄国人更明白，也更有效。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在海外遇到中文流利的周友康，他还在VOA工作，这回是他和我面对面的访谈。我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嗨，久违了，老朋友。我还向他打听梁绍良，他说梁是老一辈的，已经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