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收集了足够的史料证实卡玛影片的主人公之一宋彬彬是“恶之花”，她亲自参与了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时任北大女师附中语文老师的林莽亲眼见证了卞仲耘被宋彬彬们殴打致死。当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被打死后，到北师大附中讨说法时，见他的红卫兵头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当年请这些负责人留下的签名。而殴打不是自发的，是革委会组织的。林先生两次被提审时，宋彬彬都在场。
王容芬在影评《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中表示，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于中共中央台广播后第二天，北师大附中就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就是宋彬彬。而“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给宋彬彬、李南央等提供了面对历史的机会，但他们却只为自己辩解，避而不谈他们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学里都有老师被学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带头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在宋彬彬于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敬献红袖章并因此被改名为“宋要武”后，北京女三中的校长沙坪，从十九号起被殴打，旁边还跪着一大片老师，打到二十号中午全校斗争会上，就被活活打死了。李南央的学校打死了语文老师孙迪。卡玛的学校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学生红卫兵打死的。但是亲历者卡玛不仅在“文革”纪录片里回避了如此史无前例的罪恶，反而让拒绝忏悔，不敢见人的宋彬彬们（在影片中宋是黑面）为自己开脱。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的中学生宋彬彬成了“文革”纪录片中的演讲者，而王容芬却没被采访。或许卡玛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迹，但她却认识当年也象宋彬彬一样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啊？
属于“文革”一代的网友螺杆气愤地表示，“卡玛的无耻，在于她对文革没有正确认识，在于她的影片没有揭露文革的惨烈野蛮，如果她没有参加文革，不是文革当事人，而且是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青春无悔’，文革只不过是一种全民疯狂的闹剧，她觉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忆”。 螺杆还发表《卡玛的〈天安门〉的解说词是甜砒霜》和《柴玲为什么不与卡玛合作》两文，揭批卡玛。他说，“因为从《天安门》解说词来看，她确实是在同情和理解中共当局，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品出个中滋味。对六四事件时的当局和学生，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其实用心很险恶，绝对不是出于无意”。对害人的中共当局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是洋五毛的惯用手法。
简言之，卡玛不具有记录片制作人应有的道德观、公正性和历史观。她在主动配合中共掩饰罪行。
曾被卡玛迷惑，在《天安门》里露面的封从德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出版《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在后记里，他陈述过去二十年里与中共势力进行的“记忆的战争”。“追寻真知坚守真实”的封从德也是通过王容芬的长文获知卡玛的来历，明白卡玛的用意。
遗憾的是，卡玛不仅能骗大陆人，还可以骗台湾人，卡玛因上述两部影片在台湾轰动一时。《中国时报》发表对她的采访，不过她的表弟阳和平就此采访写作的《也谈人性、恶和文革》却未得到采纳，毕竟自由社会的正常人无不“指责文革和毛泽东”，不会接受阳和平的观点，“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
除此之外，阳和平透露， “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的《从中国到美国：卡玛专访》中却说，“卡玛即不可以跟他们去串连，更不能跟他们上山下乡。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个别几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乡下可不是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就是说，阳和平和卡玛中有一个人在撒谎。（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