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0日捷克利迪村88位儿童被纳粹德国残忍屠杀，这事成了惊天大案，7年后，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开会，为保障儿童权利，反对虐待或杀害儿童，设立了6月1日国际儿童节，中国人丁玲参加并作报告。
时间恰好又过去了7年，即“从1958年开始，来自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
“峨边县属于四川小凉山地带，地广人稀，人称‘中国百慕大’，‘死亡谷’的黑竹沟就在这里。1957年四川省监狱系统派出两名干部，去勘察适合设立劳改农场的具体地点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边县中选。”
以上摘自2013年5月30日的《南方周末》登载的《妈妈，我要回家》中的两段文字。这是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寻访的一段历史。
偶然读到这篇文章，我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越读越叫我感到恐惧，这些孩子许多还没有锄头高，“一举起锄头，人就仰过去了，罚站也无济于事，开荒定额只好作罢。”
这个地方不适合农业发展，成年“右派”在这里劳作苦干一年的结果是收获的玉米，一个月不到就吃光了。因为小凉山地区海拔近2000米风大雾大日照少，土壤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生产。
小劳教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才九岁，他们有些人一直在叫喊“妈妈，我要回家!”这幺小的娃娃，这么贫瘠不堪的土地，按理说，这样的劳教农场，根本不应该存在，更不应该继续坚持办下去，但问题恰恰是这些人民的解放者，存心要把几千人彻底“解放”到底，连同他们的性命，他们有家也回不了。
1959年的大饥荒，大堡小劳教不能幸免遇难，甚至可以说，这些孩子更是绝对的不能逃脱被饿死的人为恶运。
“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时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嘴还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么甘心被吃掉，它会咬人的舌头。陈同均吃蚯蚓。当地蚯蚓特别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长，我两头一掐，中间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孩子们吃过种子，“挖出来就吃掉，甚至包括用福尔马林泡过，粪水浇过的萝卜，最好吃的是推屎粑(屎壳郎)。”
吃一切不可以吃的东西，但还是逃不过死神的手。“林宪君现在还记得一个名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怕这个孩子死在队里，叫他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一路上，萧复新和他讲自己的身世：3岁父亲去世，母亲靠捡垃圾养他到17岁。饿得难受，偷了农民几块红薯，就劳教了。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说得林宪君也掉起了眼泪。刚掉了没几滴，感觉自己后勃颈的呼吸没有了。怎么办?背回队不行，而医务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说‘萧复新，原谅我!没办法，锄头也没有，不能埋你，只好把你水葬了。’他把萧复新扔到了一旁的河里。”
也有幸存者，王玉凤14岁被母亲送到大堡农场劳教，因为长得漂亮被选进农场的京剧团学戏，她偷了剧团一锅猪蹄炖花生，藏在山洞里，饿了就去吃。熬到了大堡作业区被撤销，她和一个“小劳教”结了婚。
还有一些小人儿也熬到了1961年被解放军“解放”的一天。但这些幸存的孩子已不能回家，背负着“劳教人员”的恶名，也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只好作为“工人”留在农场工作，有的被安排到铁厂工作。
究竟有多少孩子被共和国之手送进“劳改”农场，是五千?还是六千?幸存的“半拉子人”又有多少?根本没有数字。劫后余生的“劳教”者去寻访祭奠当年死去的“难友”，没有坟茔，只好用布条拴在树上代替，两年后，这些树也消失了。
共和国成功的抹掉了这页历史。如果不是当年被劳教的人追寻这旷世苦难的旧迹拍了个《大堡小劳教》纪录片，这段历史，恐怕将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
我想，当年德国法西斯屠杀了88名儿童，成为惊动全球大案，被全世界同声谴责，主其事者也可能受到了惩罚。我们这个共和国，单在大堡这个地方，这三年的时光，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杀害了几千名儿童，是不是又会悄没声息的以中国特色方式不了了之?
我三四遍的读《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我的一个感想是，大堡事件体现的歹毒、邪恶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但偏偏发生了，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共和国之手又营造了多少更大更无法想象的事件呢?
就在同一天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红校守望》的文章，河南周口市的夏祖海，他主持的民主中学坚持毛泽东思想教育十八载，他在学校里打出一个红色横幅，宣布“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使我不理解的是，德国法西斯杀害88名儿童，成了历史大事件，法西斯在全世界在德国遭到了谴责和有效的禁止，在我们中国杀害或以其它方式毁灭了不知其数的儿童，但我们还有人在公开打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古怪?
“妈妈，我要回家”妈妈听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