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仇官”和“仇富”的谣言在中国社会传播最为活跃。
【看中国2014年06月12日讯】北京社科院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了北京蓝皮书系列《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其中《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潜在关联实证研究》的报告指出，调查的谣言样本中58.3%的内容涉及仇富；63.6%的内容涉及仇官。经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星期三的报道，大多数谣言在中国是仇官和仇富就成了一条新闻。
什么是谣言？百度网站提供的解释是指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受众未被明确或暗示虚构的前提下，被捏造及传播的与事实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论。我们由此不难判断谣言在任何社会都应该受到限制，受到批评。
然而，大多数谣言在中国为什么偏偏与本该是“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和富人扯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对此，中国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吴非博士星期三表示，在中国之所以所谓谣言有市场是因为谣言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贴近受众的心理，在很多情况下稍微改正一下基本上就不能算是谣言。
“因为谣言内容是受众的心理反应，是受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受众认为现实就是那样，谣言由此产生。与此同时，传统的媒体无法为大众提供全方位和更加细致的新闻报道，受众群体由此选择接受谣言。受众接受信息的认识能力在信息数化时代已经大幅提高，但中国的媒体没有提高。”
吴教授表示，如果只是简单报道中国谣言的大多数都是涉及仇官和仇富，不进行深入分析和客观挖掘数字背后原因的跟踪报道，《环球时报》的报道无助于缓解中国已经十分尖锐的官民矛盾，无助于化解中国老百姓对富人那种“为富不仁”的认识。
北京独立学者陈永苗星期三表示，在中国的语境下，仇官和仇富的区别并不大。
“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享有权力。所以仇富也可以纳入仇官的范畴之中。除了一少部分老百姓是因为司法不公才仇官，绝大部分老百姓仇官还是因为官员的财富和腐败问题引起的。一言以蔽之，在中国，仇官等于仇富，仇富也等于仇官，两者区别不大；你的权力基本上已经资本化了，你的资本也基本上已经权力化了，权力和资本两者水乳交融。”
陈永苗进而表示，谣言现在在中国成为弱者的武器。
“就是说，在中国信息不公开的环境下，公众用谣言反击权贵和官僚，比较容易引起同情和共鸣。再者，北京社科院报告中所说的大部分谣言其实往往不是谣言，最终都被证明是真实的。”
《环球时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的话说，“政府官员的负面形象和不当举止永远会更引起公众的关注，缺少有效的权威性的信息发布，公众当然就更倾向于相信坊间消息”。
吴非教授对“有效的权威性的信息”有着不同的解读。
“问题不在于权威，而在于是否全面的报道。换句话说，报道不仅有新闻，而且还有新闻分析和事后跟踪报道，要满足受众的需求，服务于老百姓。服务于老百姓不是说中宣部说媒体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那么简单。媒体只有服务于受众，受众才能慢慢理解那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现在的问题是，只要你是官，大家就认为有猫腻，官民完全对立。由此，在中国，新闻报道的形态不改变，你说建立更权威的信息发布，受众根本不相信，根本不吃那一套。中国的新闻报道如果不从被管理向服务于受众方面的转化，中国政府就无法阻止公众相信谣言。”
仇官和仇富在当今中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说到“官”和“富”，许多老百姓似乎个个都气就不打一处来。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难道中共执政下的当今中国必须有仇官和仇富的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