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对中国的赤化
中共官方称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上个世纪史沫特莱不仅与斯诺和斯特朗一样上了红色邮票，而且因与朱德有不明不白的关系成为红色宣传片的男女主角；还有大陆作者把史沫特莱与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一起视为宋庆龄的洋秘书加以美化；这个世纪，史沫特莱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红色宣传片的配角，不仅当选中共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且还名列自称凤凰的中共海外电视台宣传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这十人除史沫特莱、斯诺和斯特朗外，还有俄国人鲍罗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马海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人爱泼斯坦和德国人李德。但无论他们来自哪国，以什么为业，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操控，为共产党篡夺中国政权出过力，是共产党的走卒，而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中国人都遭受赤祸，即使身为共产党的功臣在红色中国也无不饱尝苦头，唯毛泽东例外。在共产党的外国走卒中，史沫特莱尤其无耻。即使是凤凰台播出的红色宣传片也不得不承认 ，史沫特莱违背常理，在被强奸后，居然公开宣称她因此有了“性的觉醒和满足”。就是说，史沫特莱缺乏羞耻心，乐于被虐待，是个洋贱货。她投入共产国际的怀抱不奇怪，因为共产党是恐怖组织，需要虐待的对象。通过以史沫特莱为首的无耻之人，可以了解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和相关人员。
史沫特莱（网络图片）
与宋庆龄同行
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姨妈是妓女；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亲是暴发户，母亲是大家闺秀，家境富裕。表面上，她们的区别很大，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都属反传统反道德的红色女性。史沫特莱自己的婚姻破裂后，到纽约结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成为其情妇。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没有因为新欢而抛弃老妻。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们也都是红色恐怖主义的帮凶。《史沫特莱的多重生活》的作者普莱斯在专文《史沫特莱，为谁的事业而奋斗？》中，讲述了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史沫特莱时，觉得她受到不公正对待，同情她，试图为她写传，帮她申冤。好在普莱斯有职业道德，面对各种事实，比如苏共当局对史沫特莱作品的高度评价等等，她“愿意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普莱斯还发现，“虽然我知道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为共产国际和中国的苏维埃军事情报做出重大贡献，俄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承认她为他们做的秘密工作。” 是啊，中共官方包括大陆学者都不承认史沫特莱是共特。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控违法，入狱六个月。虽然罪证确凿，她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普莱斯断定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成为欺骗高手”。
二十七、八岁时，史沫特莱随恰托移居欧洲共运的中心柏林。在那里她结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俄国人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是共党在德国的宣传员，曾于一九二五年以“帮助在饥饿中罢工的中国工人”等口号募得二十五万美元。后者的官方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马娄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议派史沫特莱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间谍网。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莱就到过莫斯科。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莱再次去苏联，并从那儿与一位小秘兼情夫进入中国。对此凤凰台的史沫特莱宣传片也有披露。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写作的英文自传《大地的女儿》发表。从中可以断定史沫特莱与鲁迅一样都是属于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到纽约后，面对他人的财富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 一九三二年，这本宣扬仇恨、斗争与性解放的自传就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杨杏佛（杨铨）虽然认识到作者是个“完全未受宗教势力和道德观念熏陶的野女子”，但并不影响他给此书的中文译本写序，可见这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品位低下，难怪他会支持剥夺他人财产的共产主义，赞成视贞操如敝屣的女性主义。此书还由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另一名共产国际间谍尾崎秀实译成日文出版。
宋庆龄则在国民党清党剿共后，与曾代孙中山与俄共联络的陈友仁一起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苏俄，受到厚待。邓演达于十月抵达莫斯科后，他们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底，在南京政府因苏联支持在南昌等地的共产恐怖活动而与其断交时，他们又一起谴责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第一次相见并合作。当时外界报道陈友仁与宋庆龄象蒋中正和宋美龄一样结婚。但史料证明陈友仁去了巴黎，而宋庆龄则于一九二八年五月追随邓演达（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到了柏林。据《最后的女皇》的作者帕库拉（Hannah Pakula）称，有人认为邓演达与宋庆龄相恋。试图以武力倒蒋的邓演达宁死不屈可能是宋庆龄全力支持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原因。史料显示宋、邓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邓演达有离婚的打算。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资巨大、历时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道国葬。
应共产国际操纵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宋庆龄又发表对国民政府的谴责。宋庆龄宣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宋庆龄已堕落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庆龄的赤色宣言没有得到多大反响，于是，宋庆龄又离开中国，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夏宋庆龄才以奔母丧为由回到中国，从此投身于支持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这年十一月，共产国际乘“九•一八事变”让国民政府穷于应付之机，分裂中国，在江西成立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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