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5月06日讯】美国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有分析指出，权贵集团把社会财富都垄断在手中，导致百姓与他们的贫富差别惊人。据彭博社报导，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发现，中国的基尼指数过去三十年里几乎翻了一倍，在2010年达到0.55。这与早前西南财经大学计算的，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的数据比较接近，而高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81。
事实上，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即使按照被认为严重缩水的中国官方的数据，中国的基尼指数也连续11年高过0.4的国际警戒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中国的分配制度在扩大贫富差距。
特权垄断使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的权贵手中。其中原因很多，但是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中国没有法治的保障，当官的几乎是无官不贪，很快就成了富翁了，红二代大量的参与国营的垄断企业，利润就非常的高。还有房地产，现在中国的富豪有一半以上是从事房地产的，而官员和他们的亲属搞房地产发财的事情是很多的，就是利用垄断、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换取财富。这样中国的财富就向少数人集中，造成巨大的贫富差别。
据报道，中国0.4%的富人掌握了中国70%的财富。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在中国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国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而各级官员的年收入，已经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说：一般认为超过0.4，这个社会就陷入极度的不稳，中国财富分化已经非常非常严峻了。实际上中国问题不光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房价、物价泡沫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对人权、民权打压，还有环境的污染，所有这些全部都指向问题终极的根源：特权与专制造成了基尼指数的增加，而基尼指数增加会加剧中国社会的矛盾。谢田教授指出，虽然美国有很多巨富，但大部分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并不大。而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并没有相应的扩大。
中国老百姓也在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调侃说，“终于有一个指标超过美国了！”“既然贫富差距超过美国，那这社会主义旗帜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贫富收入差距增幅超过美国，贫富差距已跃居世界第一。衡量收入差距的常规标准基尼系数如果大于等于0.5就意味着贫富差距悬殊，0.4为警戒线。自2000年大陆基尼系数触及0.41后，中国政府停止公布该项数据。而2012年12月，中国财经学府的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81。
为此，2013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创造”百万富翁的速度比其他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都要快，贫富差距是社会的头号挑战。
密歇根大学的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55，美国的为0.45。198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30。调查人员指出，基尼系数大于等于0.5就意味着贫富差距悬殊，0.4为警戒线。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樊纲指出，任何收入水平都存在“掉入陷阱”的可能，关键在于工资福利上涨的速度能否和生产力提高速度相匹配。樊纲表示，中国大陆刚刚告别的低收入阶段，现实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目前的收入差距更大。“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由世界银行所提出，在世银的报告中，提到很多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了中等，或者进入中等水平以后就出现了经济停滞，将这一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据胡润介绍,中国大陆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今年达到263人,比去年增加64人。这些富豪中,有21%是靠制造业发家致富,另外20%集中在房地产领域。这些富豪的家产计算依据主要依赖于上市公司披露等公开数据，在中国诚信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现金交易过大的今天，胡润直陈“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就体制内而言，即使政府正在着力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但究竟有多数潜伏在垄断央企和官场的超级富豪，估计会随着反腐的深入，会逐步拉开其神秘面纱。不少贪官家里有金船、坐拥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房产的奇闻已不时见诸媒体。
更重要的是，当下民生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而收入分配又是重中之重，加上数字出官的传统政绩官沉疴难除，在权力运行不公开，统计工作不独立的背景下，难保这些数据不像过去的GDP那样被一些地区肆意注水。一个佐证是，每年地方的GDP总量都要超过国家统计局数据好几万亿。
即使如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7.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增速跑输GDP。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这得益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对农村的惠民政策显现作用，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仍逾3倍。
但当下收入分配差距的全貌却无法呈现。当务之急不是宣布迷云笼罩的官方数据，而是真正摸清高收入人群的真实状况，让广大隐形富豪早日现出真身，而这又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反腐的持续，最终推动高收入人群收入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毕竟，透明的穷人和浑浊的富豪构成了当代中国一景。
如果中国个人财富状况能实现公开透明，解决贫富差距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日本是全球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一般在0.25左右，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劫富济贫”，高收入群体的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75%，一般低收入群体只有15%。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为全社会创造一个公平创富的可能，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为竞争中失利的穷人托底，如此，方为当代中国理性的公平正义观。
贫富差距扩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问题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差距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正如邓小平生前所说：“如果是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中国。造成今日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公。其结果是，一方面，分配不公催生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快速敛财的捷径。另一方面，分配不公造成的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即经济问题转化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中国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其主要根源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复杂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所形成的“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的稳定。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链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别太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当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权贵们就越霸道。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尊严，不是来自于GDP总量与政府所拥有的庞大财力，而来自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基于互信的良好政治关系。无论是近现代西方还是中国古代，对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都有很好的阐释。美国总统林肯那句“民治、民有、民享”道出了美国政治的精粹。中国的孟子曾将人民列为统治者的“三宝”之一（其余两宝是土地、政事）。那句源自战国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经过唐太宗李世民引用后更是流传千古。
中国今天面临的贫富差距，从本质上看，折射了中国畸形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官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收入分配不均也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人们的不满既包括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也涉及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私企、外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更包括每天支出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阶层以及遍布城乡的失业者与未充分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贫富问题曾经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内战，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灭国。
历史的教训再三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完全取决于执政者制定的政策是否公平，如果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只是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繁荣和发展的成果，中国将会又一次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