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4月14日讯】题記：是泪的文字，是血的凝结，仅把我几十年历经的痛苦生涯，倾吐在纸上，以唤起社会的良知，我们不能再恐惧下去了，要勇敢面对历史……
开篇
人的一生中要经历很多人和事，有些很快忘记，有些却留在脑海里，而留在脑海里最深的莫过于是自己的父母和儿女。
我是个较早失去父母的穷孩子，是在姐姐的照看下长大成人的。1949年底，正当我姐姐不能供养我这张嘴巴的时候，我和众多苦命的徒工一样，流着眼泪涌进了“革命”阵营。如果有人问到我：“小鬼，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我只能用当时视为最朴素的“阶级情感”语言回答：“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保卫翻身果实。”其实“剥削”是什么？根本闹不清；说到压迫吧，似乎还有点门，那就是老板常常打我、骂我，对我吹胡子瞪眼。所以说，我对旧社会的愤慨倒不是来源于生活的困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凌辱歧视。可谁能想到历史会在我身上重演呢？
1957年“整风反右”我被定成“极右”，列入中共四川省委红头文件“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中成员，还是“钦定”的“七君子”中“一君子”。“在劫难逃”，接着开除公职送专政机关改造。时间也流逝得快，一晃就十五年了。临近解系的时候，我思想复杂起来，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多，是悲是喜很难说清楚。不过想得最多的还是长别的妻子和女儿。说也怪，只要思想一触到这个事儿，心里就酸楚楚的痛，好像肝胆都碎了。早几年姐姐的来信中就说到“新华已离你多年，就不要去想她了。现在是保重自己身体，加速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故乡来...”这隐隐不明的话语中似乎暗示我：“她已结婚了。”我有点半信半疑，心想不会吧？！那就是想到我们昔日相爱的感情。
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去面对现实，遇到不好的事情总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幻想，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在等待自己。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为什么？本来感情这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铁铸不变的物质，它受掣于客观环境。
逝不去的往事
那是1953年夏天，时年才18岁的我，被组织上任命为成都市郊站东乡普选工作组的组长。组长虽不是拿着委任状的“官”，可权力并不小。我们工作组有25个男女同志，他们都得听从我的指挥安排。按老人们说“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可我说话是很牢的。全乡几千人的农民大会上，不打稿子我可以讲半天，而且会说得农民不打瞌睡。所以区委书记很喜欢我，说我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实际上我有什么“天才”，由于书记偏爱，同事们都很尊敬我，老是“黄组长”前，“黄组长”后地喊过不停。
当时工作组二三十人中只有一个人不喊我“组长”，这就是她，一个皮鞋商的女儿，省女职的高材生。人生得漂亮，很白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嵌在白里透红的鹅蛋脸儿上，小小的嘴唇红润红润像颗熟透的樱桃，恨不得一口吞下。唯一缺点是身材矮一点，不过矮得适中，和那红喷喷嫩绒绒的鹅蛋脸配得起。她的鼻子、嘴巴不怎样具备特色，和一般姑娘差不多。她是工作组秘书，负责起草工作简报，帮我修改讲稿上的别字错字。那是什么讲稿啊，天晓得！我的文化超过了水平，尽管参加工作后在夜以继日地不停学习，可基础太差了。她对我帮助耐心，每一个字都要讲半天。比如我看报看到“颇”这个字卡壳了，她便抿嘴一笑，柔声细语地说：“这个字读颇，有“很”和“拼”的意思，是状语，修饰副词的。像颇得意、颇着干。”说也怪，经她这一讲解，像烙铁一样地烙在了我的心上，再也忘不掉。一天夜里我们一同下村归来，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我打破沉默道：“x同志，你对我帮助太大了，不知该怎样感谢你？”
“感谢？”她的身子微微一怔，随即轻盈地娇憨一笑：“随你便。你认为哪种方式最好，就用那种方式……”
我低头细心品味着她的话，脚步更慢了，月光下拖出的两个人影。在染着露水的秧苗上忽闪忽闪的。“今后你可不要再叫我同志了，听来多别扭。”她略微放高声音，把一条辫子拉过来放在手里玩。
她把辫子往背后一抛，扯片秧叶轻轻地放在嘴里咬着，用那水灵灵的黑眼睛燃烧着我的眼。我心里感到一阵紧张的热，听她继续说：“...——嚯，你看，流星。”
一颗流星划过夜天，坠落在远处。这时蛙鼓奏得更欢了，把溪流的潺潺声都掩盖去。一阵凉风吹来，她身上的香脂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虽是18岁的少年，也算情窦初开了，...
是故意还是调皮，我道：“那喊什么？”
她似乎有点慌乱，但很快安定下来，把声音压得很低说：“小肖小华高都行，任你高兴。”说也巧，她在说话时忘了看路，一脚踩下了秧田的过水渠，“哦唷”地叫了声，身子几乎跌下去。我即一把扶着她轻盈的腰肢，感到一股强烈的电流从心上涌过。她不挣扎，久久倚偎着我，呼吸变得很急迫。我们就这样悄悄地爱上了。
在我们爱情发展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一晚在公园的花丛中，她如痴如醉地躺在我怀里，接受我轻柔的抚弄。
她柔情地悄声问：“你得到我，满足了吗？”
我点点头，看着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这双眼睛此时已被爱火烧得发红发亮）道：“满足了，完全满足了。”
“你对我的爱不会变心吧？”她张开两臂抱着我的脖子，...
我甜蜜蜜地说：“傻姑娘，说些什么，我倒怕你把我扔了。”
她灿然一笑，把我的手捉住放在她柔软的胸脯上。“做人得讲良心，我又不是‘杯水主义’者。爱情的可贵在于同甘共苦，共患难……我最恨那种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女人，把爱情当成市场上的商品交易。”
我们很顺利地结了婚，建立了小家庭。接着，我因工作需要，调入市委机关报做了记者，也是第一代工农记者。
丈夫的荣誉总会给妻子带来光荣。这时她除了更注重穿戴打扮外，对我的爱简直达到至高无尚的狂热程度。每天早晨挽手送我到机关门口，夜里（我常常值班）倚门织毛线等到凌晨两点过，一日三餐我不回来不动筷子。热天亲自为我做冷饮，冬下又为我用酒精灯煎梨糕冰糖水，上床入睡时非得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爱使她变得更美丽漂亮了！
她为有我这样一个“聪明多才”的丈夫而骄傲，我为有她这样一个多情温柔的妻子而满足。可是当我划成“右派”送到专政机关后，突然提出了离婚。我当时简直惊呆了，这可能吗？
那次见面是在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她跑来找着我，哭得像泪人儿一般，手绢都不知揩湿了多少张。她细声细语地说：“你应该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愿意呀！可有什么办法，别人都骂我，说我划不清界线，是‘右派分子’的臭老婆，为了我的前途也是我们孩子的前途，我们暂时离吧！但我一定等着你，死死地等着你！你去多久，我等多久；你走时家里什么样，回来家里也是什么样……”
也许文人都重感情，重感情的人都容易轻信。我经不住她如水似的眼泪，“诚心”的保证，随即同意她的离婚请求。相信她会死死地等着我，所以在法官问到我财产时，我表示不要，全归女方。于是，她不仅轻易地拿到了《离婚判决书》，也拿去了我的全部财产。在进入专政机关改造后，我一直没有向她写信，怕影响她和孩子的前途。后来就没有条件了，相互各一边，音讯杳杳。现在解系省亲，我想纵然结了婚，一般朋友的友谊还存在吧？何况我还丢下了历年劳动所积蓄的财产和裔亲骨肉女儿，所以我在离开劳改农场前向她写了封简短的信，请姐姐转交。信是这样的寥寥数语：
“亲爱的，请原谅我仍这样称呼你，也许是最后一次称呼。我不是想挽回飞去的桃花，或拾起那打碎的珍珠，更不愿打乱你家庭的宁静。现在我解系了，很快回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一下你和孩子。这仅仅是对旧有感情的回恋——人哟总是有感情的啊！何况孩子是我们爱情的果实。这些年，我做梦都在想着她，想着她！多么希望她叫我一声爸爸呵！……”
我就带着这样千缕情丝，万缕希望，背着简单的挎包，一个频经浩劫侥留存的孤魂，迈着踽踽步伐向故乡一步一步走去。迎接我的是凛冽寒风，咽咽锦水，一地花瓣，一路陌生。十五年多么漫长的岁月，五千多天的年华，请问：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十五年？春花秋月，冬雪夏日...？
他回来了，回来了，带着满身的伤残，遍体疤痕，和那一颗被劳累、屈辱损磨得过早憔悴的心——回来了……他为着什么？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说了一下别人想说而没不敢说的话而已，难道就应该受到不公平的监禁么？
法律呀法律，你为什么变成了权力的姘妇？
真理呀真理，你为什么成了谎言的代名词？
真善美的标准是什么？假恶丑的内涵又是什么？！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五千年的历史古语，竟成了今天活生生的现实。
唉，生活，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你？社会的明灯熄灭了，个人的独断专横成了时代的杠杵。如果说过去指鹿为马是课堂的教材，到今天却是血淋淋的事实！
游荡在故乡的孤魂
火车在崇山峻岭中奔驰，火车在原野上疾如流星速跑。我看见了什么，什么投入了我的眼帘？！我看见的是杂草与稼禾并生的庄稼，破烂歪歪倒倒的草房，不冒烟囱的工厂，以及那逃荒的人群，饥饿的眼神，杂沓不安的社会秩序……五十年代人寿年丰的兴旺景象到哪里去了？这是人民的懒惰，还是领导者的失策？啊，个人命运总是和社会命运联系在一起，难道能分开吗？
我长久伫立在车门，想着过去、现在、今后；想着历史、现实、社会；想着国家、民族、个人……不禁吟诵自己写过的一首诗：
少年追党搏苍龙，一腔热血贯长空。
情真性直焉有二，岂知风狂道不通。
负屈含冤鬼掉泪，壮志沉没神悲恸。
借问青云龙门路，笑指肋肩逆势从。
这列开往故乡去的车是慢车，每到小站都要停五分钟。正值春荒，上下车的人很多，主要是外出购粮和逃难的农民，背夹箩筐摆满了车厢过道，来去极不方便，所以从起点站发车起就晚点。天气虽然不热，因人多拥挤，车上空气很不好，汗臭酸味冲着人的鼻子。车上没有什么卖的，也无开水供应，很少看见列车员，只到停车时才从那间列车员小屋子里走出来，车一开又钻了进去。好在我是经过“锻炼”的人，不仅渴得、饿得，也热得、闷得。十三个小时的长途行车几乎都是倚窗伫观，十五年的囚禁啊，一当自由怎不更加爱恋人间！
车到终点站锦市，也是深夜十二点半，我扛着挎包步出车站。眼前一片漆黑，没有灯，只有敲竹杠的三轮车向旅客蜂拥而来。我走出车站铁栅门，穿过站台花园，沿着宽敞的人民北路向城里走去。城市在沉睡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稀落间断的水银日光灯投射在沥青柏油路面上，反映出一种清冷的光。我的身影在街道上拉得长长的，显得孤独可怜。由不得我有点凄然，心里涌起一阵悸痛。谁能相信这就是生我养我二十二年的城市？这座城市有我祖先的足迹，父辈的辛劳，当我作为婴儿“伊哇”一声降临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的年月。炮声催我成长，炮声又把我推向童年的苦难深渊。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是啊，我爱故乡人和物，我爱故乡每栋房，条条街道有脚印，棵棵柳树伴我长。少年时的竹马侣伴，童工时的弟兄，你们在哪里？在哪里？踏上北大桥，我凭栏眺望，滔滔咆哮的江水勾起我多少情感。
记得二十五年前的黎明，我赤着脚，身着长衫，举着三角红纸旗，在鞭炮声中欢迎毛的解放军进入这座古城。我笑呵跳呵，手掌都拍红肿了。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只本能地感到，这个世界变了，穷人变得扬眉吐气，富人变得低头夹尾。在那庆翻身的日子里，每当喊“万岁！”时，我就热泪盈眶，一股巨大的电流从心上通过，似乎浑身每个细胞都膨胀了、欢笑了啊！也就在这一年，我告别了抚养我的姐姐，去到农村征粮剿匪。临别前姐姐给了我一条花布毯，抹着眼泪说：“你去吧，弟弟，我不留你，...”
姐姐啊多么好的姐姐，通晓道理，...在我追南逐北的征战日子里，她来信总是鼓励我的斗志：“弟弟，狠狠地打，狠狠地追，把封建剥削彻底埋葬！我做好了大红花迎接你凯旋归来。”
现在归来了，归来了，可是归来的不是英雄，是服刑15年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有色人种”。我给革命的是赤诚，而革命给我的又是什么呢？不公平啊不公平，革命，我并不向你要奖赏、报酬、享受，我要向你要的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国家的富强！请问：二十五年来你给了国家、人民什么？
回答我，回答我！哦，哦，哦，街灯灭了，月亮钻进了乌黑的云层，冷风刮得梧桐叶在哭泣。这是谁在唱啊谁在唱，我仿佛听到一阵凄凉的琵琶之声：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
这不是歌，这是真实惨淡的画面啊！诗人，诗人写得多么好：“我从黑暗走向光明，又从光明回到黑暗。这是生活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再现？”
偶然再现，再现偶然！
舵手啊，共和国的舵手，你是昏聩了，骄傲了，居功了，还是听信了奸佞的谗言，把这艘八亿的巨轮搁浅在荒滩上？缺乏粮食，缺乏阳光，缺乏淡水，缺乏空气。看，多少人离乡背井，多少人流落街头，多少人啼饥号寒？...
跨下北大桥进入了市区。市区也是在沉睡中。街上没有人影，窗户没有亮光，甚至没有婴儿的啼哭声。惨白的灯光映衬着大字报的陈迹，夜雾里依稀可嗅出武斗的硝烟。看，那断垣残壁不正是历史的见证么？我终于摸到了家，我哪里有家啊，这是我姐姐的家。我举手敲了敲门，门开了，姐姐出现在灯光下。她看着我，迟疑会儿，终于叫出：“弟弟，你回头了，回来了！”
我一头扑在姐姐的怀里，咽喉梗梗说不出话来。姐姐抚摸着我，扑漱漱的热泪掉在我的颈脖上。
“姐姐，你怎么了？”我仰起头望着姐姐花白的头发，满是皱纹的眼睛，心里涌现起无限的酸楚。十五年她为我担惊受险，十五年她为我忍辱负屈，十五年啊，她又节衣缩食源源不断向狱中寄赠血膏。外甥们因母舅是“右派”的这个关系，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入高中，不能入党入团。尽管他（她）们聪明有天赋，仍不能得到一个理想的职业。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株连九族？不，在那个时候，一根“红线”横行的岁月，它远远超过封建帝王对人的作贱。
封建帝王作贱人，你还可以诉屈呻吟，可在这个恐怖的国度里，流泪也是犯法。记得姐姐的来信多次这样写道：“在政治关系上你是我的敌人，在血肉关系上你是我的弟弟。我寄钱粮给你是希望你好好改造，放弃反动立场……”
难道这话是真心吗？她只能这样写啊！不然会落个“同情反革命”的罪名。我们生活已形成了一个套子，各种政治术语和世俗的偏见混在一起，变成一条能致人于死地的钢鞭。友谊、信赖，正直早已不复存在，多数人都是咬人的狗。他们用卖友而求荣，以告密而保安，长于整人害人。这一套为什么能行得通？因为社会是这样要求每一个公民。所以评判一个人的美丑、真伪、善恶、好坏，再不是通过知识、才华、道德、忠厚，而是你能不能吹牛拍马，阿谀奉迎，能不能为书记们提马桶、端尿盆。生活啊，你竟变得这样的丑恶？……
“弟弟，我没有哭，我在笑。我多么高兴看到了你，不会是梦吧？”更多的热泪洒在了我的脖子上，我理解这是姐姐欢喜过度的原因。她自幼把我抚养成人，十余年同住在一间潮湿的黑房里。因为穷，又睡在同一间破床上，直到出嫁我们姊弟才分开。这样特殊的血肉感情，便有难以诉说的离痛之苦。
“不是梦，不是梦，姐姐，我真的回来了。”我笑，抹着眼泪，终于吐出了一句安慰姐姐的话。
“真的不是梦吗？！”姐姐放开手，不相信地拨亮灯，走上前再次细细地把我看了一遍，说：“弟弟，你老了，要是在街上碰着我简直认不出是你。”
是的，我老了。老，这是自然界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规律，不值得哀叹和惆怅。在现实生活中怕老的人，多便是那些锦衣美食的养尊处优者，头戴乌纱拥据权力的老爷们，或那般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吸血鬼，以及“金枝玉叶”的太太小姐们。老，便是死亡的信息，他们多么舍不得已占有的东西啊！为了不老不死亡，竭力服用各种贵重药品，恨不得连呼吸的空气都能消毒以求延年益寿，可我一个时代的“贱民”、“囚徒”是不怕老、不怕死的，在受压受凌到了极度之时，曾希望来个大地震，让世界重造。现在当姐姐提到我老了时，我喟然叹息了一声。
“怎么，你有病吧？”姐姐惊愕了惊。
“我很健康。”我坐下来，环顾了姐姐住的房子。这是一间极为普通约有十五个平方米的住房；既是两代人的住室，又是书房、客堂、饭厅。屋里一间大床，一间小床，一个平柜，一张方桌。墙上贴着毛的画像，平柜上还摆着毛的石膏像。书橱上是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这种家庭的布置摆设，是七十年代中国居民不能缺少的政治内容。当然，这不是官方文件的强行规定，而是人们的“自觉”。不过这种自觉并不是出于人们内心的自愿，而是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强行的社会政治空气。你要生存吗？就必须这样做，否则便不会安宁，...
“我很健康，十五年福大命大，连小病也没有生过一次。”我静默片刻，笑笑，取出本毛语录翻了翻，缓缓地说：“我方才叹气是十五年的人生白白浪费了。十五年要给人民、给国家做好多事情啊！如果没有这场灾难，我不知写出了多少文章。”
“你还这样想？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姐姐知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曾经很支持我。现在也许是生活的磨练，或者为我未来担忧，却这样说了：“不行啊，弟弟，本事才华没有用，你现在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纵然造得起原子弹也没有人用你。你没见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专家、教授、学者，一个个都弄来斗。男的挂牌子，女的剃阴阳头。听我话，快把户口迁回来，干劳动算了。”
我一怔，两颗眼泪夺眶而出。未解系前一度冷却的心又燃烧起来，我相信报上说的话，“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所以仍然想回到故乡后重操旧业——从事写作，为"党"而唱，为人民而歌，把人生的聪明才智献给社会。现在我才知道社会不要我啊！它要什么？——它要点头哈腰的奴才，交白卷的张铁生。我无言以对，只能凄然颔首。
接着姐姐叫我洗脸吃饭。饭后她给我沏了杯热茶，我们面对面谈起别后的事情来。直谈到鸡鸣二道，姐姐才催我到一间小房去睡觉。临别前我提到看孩子的事，她才道：“你的信我交给了她，她看后又退给我说，‘回来不准他来找我，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说想看一下女儿，十五年了，谁个做父亲的不想女儿。她鼻子哼了声，冷冷一笑：‘还有脸看女儿，离婚判决书早断了，谁是他的女儿？！’她早变心了，去看有啥意思。”
我听后痴呆呆地站着，半天没有言语。姐姐怕我难受，安慰道：“她和她妈一样富贵眼，她当年爱你，不过爱的是名誉地位，你一犯错误她就翻脸不认人，所以那么早就提出离婚。人家早嫁人了。男的是省财政局一个小头头，又生了一个女儿。你想，怎么让你去看她？弟弟，忘掉她吧，‘有志男儿娶九妻’，你还年轻，怕找不到么？”
我凄然苦笑了下：“我不会再结婚了，未必还去拖累人。”
“说些什么呵。”姐姐把我叫到小房子，用钥匙打开门。这间房子是二侄女住的，她今晚到医院上夜班，没有在家。她铺好被盖后又小声叮咛：“睡吧，起动轻点，隔壁张老娘是个怪人，听到她要骂人。”
小房里有盏五支光的灯泡，黄澄澄地照着我憔悴的人影。我倚着床难以入眠，望着那盏烛样的小灯出神——
渐渐那灯跳动起来，戴着一朵一朵的喜花，高新华穿着花哔矶的中式夹衣，涂着口红，淡擦脂粉，拖着两条长辫，走过来紧紧地依偎着我。
“林，想什么？”她闪着水灵灵的眼睛，把头枕在我的肩上，秀丽的白净脸蛋因羞涩而发红：“十二点啦，我们睡吧。”
我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狂热地吻了吻：“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高兴吗？”
“高兴极了。”她抿嘴一笑，深深地沉醉在幸福里：“林哥，你不会欺负我吧！”
“傻姑娘，”我把她平整地放在床上，爱怜地抚弄着，低低道：“我原先打算三十岁以后才结婚，至少有一个长篇问世，想不到竟这样快成家。”
“那为什么？”
“因为你太漂亮了。”
“是吗？——”她张开双臂猛地抱着我脖子，喜滋滋地道：“林，我太爱你了，有时觉得自己太主动，可是没有一点办法来控制。我盼呀盼呀，不知多久才能睡到你身边，今晚终于实现了。让我把姑娘的漂亮给你，把少女的骄傲给你，我一切都是你的……”
...
一惊，是手把床头开关带动了，“叭”的一声小屋一片黑暗。暗中我听到一板之隔的街道工业车篷厂的缝纫机在嚓嚓地响个不停。听去好似一个被遗弃者的哭声。它哭得那样伤心悲切。我烦躁地重新扯亮灯，找出一张纸，若有所思地写道：“鸳鸯钟情犬重义，天下多变女人心。朝发百头终身誓，晚随心欢早忘君。“我写完念了一遍，又觉得自己无聊，天下女人变心者还是少。就说高新华吧，要不是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劳改，她又何至离婚？她的变是社会迫使，印证了中国一句俗话：“昧良心出乎无奈”。
我要去看女儿
明知不可能的事儿仍不相信，只有当他经历了，也许才能改变初衷。
第二天早饭后我向姐姐重申了这个意思，姐姐不好过于阻挡，但也不支持，沉思一下说：“你还是这个脾气，决定了的事就不变……她要是不理睬你呢？”
“我看华华。做爸爸的看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很理直气壮地说：“记得1961年我在旺苍快活镇劳改修铁路，你带着华华来看我，分手时她不走，哭着要爸爸，晚上非要挨着我睡。”
提起这悲切的往事来，姐姐的眼睛红了。那时正值所谓的“灾害”时期，我们的定量从48斤锐减到36斤，有限的热能不能支付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手脚肿了，体重由136斤下降生命极限的95斤。为了活命，成天除劳动外四处找野菜吃。她闻讯从故乡赶来看我，带了二十个高价点心，每个1.5元，在工地上看着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吃完。她哭了说：“林弟啊，你怎么成了罗汉肚皮。”强烈的食欲也和精神因素分不开。说来也怪，当林林来到我身边后，我一下吃不下东西了。每晚我们定量是四两苞谷羹——两小铁瓢。我却将这仅有的活命粮食，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来喂林林。我不仅不感到饿了，心里还十分满足。这是什么填补了空虚的肚皮呢？——亲情。亲情，巨大的感情！她不仅深深地抓住你，还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千百年来支持人们生活工作劳动的，不正是这种宝贵的亲情吗？可是一个时候，我们的"党"却不惜动员一切宣传机器和行政手段，强迫人民去割断她，搞什么“大义灭亲”，“划清界线”，结果把人的理智、尊严毁灭，彻底毁灭，教训呵教训！
姐姐听完我话，轻轻地叹口气：“那是过去，现在高新华把华林管得紧，再说又是这些年了……”
“世界上没有孩子不认父母的。”我断言道，“姐姐，我求求你，你去她家把林华叫出来吧，我要看她，我要看她，整整的十五年了啊！”
姐姐最疼我，拗不过只好道：“我去给你叫，我去给你叫。”
吃完饭，姐姐领着我向高新华住的太平街——省财政局机关宿舍走去。我们一路走姐姐一路说着文化大革命的新闻逸事。我没有听，思想飞到了遥远的年代。
十六年前春末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高新华各骑着一辆自行车去郊外玩耍，路经现在穿行的总府街，她下车到水果店去买了几斤李子，又买了一串青葡萄。我看着纳闷，不禁问：“这样酸的东西能吃么？”她红脸一笑，娇娜地道：“又不是买来叫你吃的，管这样多。”我道：“这是关心你啊，怕它酸坏了你的牙。”她看看左右，瞪我一眼，轻声道：“你呀就是不关心人。”我莫名其妙想辩白，她把葡萄装在提包里，翻身飞也似地走了。那晚回家洗完澡，她穿着水红汗衫睡在旁边，望着我哧哧地笑。我轻轻地在她鼻上划一下道：“调皮，又笑我不懂生活吧。”她把头揍过来道：“我亲爱的记者先生你就是不懂生活，成天只晓得写文章，连别人身上有什么变化都不知道。”我打量她一眼，认认真真地说：“你近来常爱呕嘛，我问你，你不是说不是病呗。”她停了会儿，欲言又止，最后捉住我的手：“你摸，这是什么？”我的手在她光滑细腻的右下腹滑动，老实正经地摇摇头：“摸不到什么。”“你呀，”她咯咯地笑起来，把灼热的嘴唇放我耳朵边道：“我们有孩子了。”“真的？”我猛地一下把她抱起来，热烈地吻着，她羞涩地耷拉下睫毛，合上水灵灵的眼睛，接受着我的爱。在销魂落魄的幸福中，我搂着她问：“不会压着小家伙吧？”她抱着我的腰肢，摇摇道：“才三个月----。”爱啊，你留下的不是幸福，而是无边的痛苦……
“当心汽车。”过街口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姐姐拉住了埋头前走的我。我思绪从回忆中拉回现实，看着当顶的太阳。到了太平街省财政局宿舍的门前，姐姐指着临街三楼一孔窗眼说：“那就是高明华的房子，你到前面等等，我进去叫林华。”
姐姐进去了，我在街檐上徘徊，长时间地看着那眼窗孔，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不一会儿姐姐走出来向我说：“来啦，林华来啦。”
我站在一株梧桐树下，看着一个小姑娘从宿舍里走出来。她穿着花布衣服，蓝色下装，拖着两条短羊角叉，个儿纤细，高高的身架，眼睛大而圆。她就是林华啊！一别十五年了！孩子，孩子，你是爱的结晶，情的凝结，生命的火花，未来的希望！普天下哪个父母不热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又难道不热爱自己的父母吗？是谁强行把我们拆散？是谁强行不让我们生活在一起？你说呀，苍天！我笑着张开双臂向她迎上去，多么希望她能扑到我的怀里。可是突然响起了历声的尖叫：
“林华！”
随着声音高新华冲了出来。她变矮了，瘦了，难看极了，一张脸青白，眉毛像刀样的立在眼睛上。她冲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气咻咻地道：“你跑来干什么？”
林华吓往了，站在妈妈后面，不时地偷看我。
“看着林华。”我平静地道。
“好意思，还有脸来看。”
姐姐觉得她太气势汹汹，不过意地道：“他是林华爸爸。爸爸为什么不能来看女儿？”
“哼，”她瞪了姐姐一眼，大言不惭地道：“林华的爸爸姓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大右派’的‘反革命’爸爸。”
我眼前一黑，感到心里在被刀戳，定定神道：“高新华，我是她的亲生爸爸啊！”
她冷笑一下道：“呸，你养过她，供过她，还自称亲生爸爸。”
姐姐气得脸色熬白，手不住抖，我反而平静，轻蔑地一笑道：“高明华，我虽然没有养她，供她，却留下了几年的工资和稿费。”
“你找法院去。”她转身，脸也不回的拉着女儿走了。姐姐看着她的背影，气愤地说：“好狠心的女人，连血缘关系都不承认。”
我没有吭声，站在那里冷冷地不说话。姐姐仍在气头上说：“要是我，不扇她两耳光才怪。”
“这样做没有一点好处，太有失身份。”回家路上，我这样平静地说，其实心里恨极了，恨又有什么办法？难道我能用刀把她砍成两块。女人心像云彩一样，随着风的摆布。如果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解系囚徒，是个衣锦荣归的达官，她无疑会跪在面前，吻我每一个足趾。权力的社会，市俗的眼光，是构成我们时代的轴心。人们在这个轴心中择其利而行之，但他们却披上一件袈裟，以掩盖丑恶的秽行。
回到家里我二侄女惠芬得知后，大为我打抱不平：“舅舅，高孃孃太不对了，你过去对她多好，可她现在比禽兽还不如。我陪你找她去。”
她幼稚的诚实的气话，使我笑了起来：“感情的东西不能借助于暴力，这样反会把事情闹僵，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让良心去谴责她。”
“良心，良心，现在哪个人有良心。”惠芬都嘟嘟着嘴，不满我的懦弱。一个人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同的。她二十三岁了，正在恋爱中，还不能真正理解感情的微妙，于是我给她讲了朱买成的故事。她听后笑起来：
“未必你想搞个马前泼水？”
“我不相信才华和勤奋是罪恶，总有一天她会哭。”
第二天下午惠芬上街碰着了林华，不由分说强行拉到了家里。见着时她不喊，怕羞似地把头低下，我问她什么也不回答，惠芬道：“林华，喊呀，这才是你的爸爸。”
她望我一眼，仍把头低着，以手玩着钮扣，面对自己亲生骨肉竟是这样陌生，我们父女间像有堵墙隔着，使感情不能融合起来。我记得1957年1月4日下午三点钟，我坐在编辑室里，看着排字房送来的小样。这篇稿件是我写的，标题叫《青春的火花》：
“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会变成珍珠，石头会化着黄金。为什么青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人民把她栽培，……”
一阵电话铃声使我放下了手中红笔，拿起听筒问：“喂，哪里？我就是。……”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姑娘声音：“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爱人为你生了一个千金，九磅重，胖极了……哈哈……”
我向总编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车，喜滋滋地向市产院奔去。寒风扑打着我的面额不感觉得冷，飞雪灌着衣领不感觉得冰。我只感到车速太慢，可双腿的运动已到了最高的极限。对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做爸爸还为时过早了一点，感到自己还没有脱孩子气哩！一月前我曾问到妻子：“华，她落了地是不是就会叫我爸爸？”妻粲然一笑，捅我一拳道：“哪儿那样快，至少一岁后才会叫爸爸妈妈。”我想了想，望着她临产前圆滚的腰肢道：“我怎好答应嘞？”妻瞪我一眼，憨嗔地道：“傻瓜，说些什么，别人的吗！”我大笑起来，捧着她的头热烈地吻。妻爱怜地推我一掌：“还是那样轻狂，孩子会笑话你。”她嘴上虽这样说，却柔顺地倒在我怀里...
进了产院，见妻安稳地睡在洁白的床褥上，脸色潮红，微闭双眼，疲倦极了。我不愿惊动她，进门后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地睁开眼，见是我，笑了，兴奋的泪水落了出来，从被窝里伸出无力的手。我把她的手举起放到嘴边吻着，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每天都来看你。”她点头，“孩子在婴儿室，36号。”
按照产院规定：初生婴儿在七天内不能接触院外人员，以免引起感染。所以每到喂奶时间，便响起电铃，催离探看家属。我连续三天也没有看到孩子，心里痒滋滋的。妻子她看出我的思想，给出了主意，叫我听到电铃响时暂时离开，待一刻钟后再来到产房，如果护士问就说忘了钥匙。这个办法终于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么孩子啊！既不会叫爸爸，也不会叫妈妈，裹在围裙中，两眼紧闭，头和脸红得像个血球。
“叫呀，这是你的爸爸。”惠芬的催促声，把我带回现实，林华呆呆地站在我面前，怯生生的不知所措。
十五年父女远别，她怎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个黑大汉是她的爸爸。我爱抚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子上，感情深重地道：“林华，我是你的爸爸，亲亲的爸爸。你是我的女儿，亲亲的女儿。”
她身子后退一步，摆脱我粗大的手，又注目打量我一眼，突然问：“爸爸，你是不是‘反革命’？”
“反革命？！”天呀，你叫我怎么回答？说不是吧，组织和领导却说我是；说是吧，我情感实难接受。我“反”什么革命啊？十五岁就跟随"党"和毛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闯进闯出。1950年4月，我们武工队小班六个人被千多土匪困在圆山寺，打了两天两夜，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其中一人面临死亡哭了起来。我炸了：“哭什么，革命还怕死么？同志们跟我来，没有子弹的用石头，拿不动石头的用木棒，战斗到底，决不投降！”我反革命么，1951年全国大逮捕中，我只身冲进当时还为国民党“地下”残余势力盘据的兵工厂，抓获了十几名“特务”。接着我又最早的参加土改队奔赴农村。“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我哪次落了后面？为了响应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学习，使我很快从一个文盲变成知识分子，成了第一代工农记者……难道这就是“反革命”么？！我的手和心一样地颤抖啊，语不成声地道：
“林华，我们……不要谈……不要谈……政……政治问题。”
惠芬看出了我的难过，不快不慢的从旁补一句：“舅舅好学，从文盲变成记者，写了篇讲真话的文章就打成‘右派’，要我说，连‘反革命’的边都沾不上。”孩子终算明白了一点事理，凄然说：“听妈妈说，你和她讲恋爱的时候连她名字都写不起。”
这是实话啊！1954年当我们爱情发展到热恋阶段的时候，她机关里的好朋友闹着要看“女婿”，她也想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以明正言顺地公开关系。可是我面浅不愿意去，她迫着我非得去，还说什么“丑媳妇终要见婆婆”。躲是躲不了，一天我穿着一身农村干部常穿的灰布制服去了。她们是大机关，设有门卫制度，会客需得登记。那守门值班的是个女的，叫什么“春芽”。我被“会客登记簿”难住了，拿着笔老半天写不下去。那“春芽”是个调皮的胖姑娘，一个劲地催我：“填呀，同志，你会谁嘛？”我硬着头写下去，心里想写好一点，糟糕，发起急来竟将高新华写成“高亲华”了。胖姑娘看着歪歪裂裂的字体，故意为难我：“我们这是没有高亲华这个人。”我望着“春芽”那狡黠忽闪的黑眼睛，悻悻地不知说什么好。正在危难时，她来了。她一看知道胖姑娘在作弄我，便扑上来笑着扭打：“春芽，你太坏了，欺负老实人。”胖姑娘才抱着肚子笑起来，并光着嗓子吼：“大家快来啊，快来看女婿哟！”
无知并不是羞耻。只有无知又不学习的人才是羞耻。“以粗为荣”是可悲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能进步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知识统治，知识统治的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当我用惊人的毅力获知而开始笔耕生涯后，她一次以骄傲的口吻向我说：“春芽夸我，说我找了一个好女婿。聪明、勇敢、有才华。”我笑了笑道：“你认为呢？”她垂下长长的睫毛，羞涩地说：“不好我还把心给你。”在这个问题上，她毕竟吐了真言，没有欺骗孩子。于是孩子矛盾起来：爸爸是“反革命”，可又是个好学的“反革命”。
“反革命”——是共和国最凶恶残忍的敌人，烧杀抢夺，破坏建设，无良心没人性为老百姓切齿痛恨。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危险不亚于十八世纪的天花，十九世纪的霍乱，二十世纪的鼠疫，接触了就有死亡的危险。这个风气的形成，全是理论家们的“伟绩”，也是各报刊杂志的“丰功”。它真正撕下了人们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再没有亲情、友情、人情，只有怀疑与憎恨。
这次和女儿的会面是短暂的，没有深谈什么，留在我心灵的是悲怆与凄凉。
拭不去的黑暗
十二天的探亲假很快就结束了，别前姐姐做了几样菜为我饯行。我怎么吃得下去啊！在席间写了一着诗：
三杯苦酒别情重，千言万语锁心中。
姊弟相离八千日，又去天涯忆重逢。
平原菜花春袅袅，茶山风雨雾濛濛,
不知今宵何处宿，旧梦可否在芙蓉。
姐姐看后哭了，惠芬也哭了，说我太伤感，看不见人生光明。光明呵你在哪里？十五年我们含辛茹苦，栉雨沐风，朝南暮北，身转天涯，饮尽天地风霜，大自然雨露，冻馁、劳繁、饥饿、皮鞭、凌辱、歧视，人间的哪一个灾难不落在我们的头上？十五年我们开垦了座座荒山，筑通了条条铁路，挖煤、掘矿、播种、采茶，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十五年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批判斗争，九十度的“柔软体操”，“喷气式”的双臂后举，挂黑牌的游街示众……我们既愁肚皮又忧死亡，既担风雪又恐打击。
奴隶，奴隶还能繁殖后代；贱民，贱民还有一个窝棚，我们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不应该有，能留下的是自己的脚印，能带走的是自己的影子。我们热爱祖国，不能为祖国服务；我们热爱人民，不能为人民工作。才华、聪明白白地从身边流走。无怪乎我们中好些朋友，有的郁郁致死，有的久抑成疯，活下来的也万念俱灰，失去生活的信念。折磨太漫长了，打击太可怕了，请问这无边的痛苦何时才能结束？……
我回去了，回去了，回到风雪茫茫的茶山，回到所在的就业单位茶场。来时嫌火车太慢，归时嫌火车太快。真是“车离乡土方有泪，人在天涯眼才红”。难听的长鸣汽笛，难听的飞驰轮声。夕阳下，归鸦投林；西风中，流水东西，熟悉的不见了，陌生的闯入了眼帘。土丘、茶山、荒地、野坡，等待我的是茫茫黑夜，以及那无边无际的峥嵘原野。它们张着血盆大口，似乎要吞噬我的余年。我枕手几桌，凝目窗外，不禁唱出：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殚剑作歌奏若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乡恋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梦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回到茶场的一个月后——1975年8月，女儿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信写得十分悲切苦楚，感情真切，读后心都碎了。信写道：
“亲爱的爸爸：
请原谅我吧，那天我没有叫你。我想现在你都还在恨我吧？爸爸，我知道你十分疼爱我，想念我，我又何尝不疼爱和想念你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妈妈不准我认你。说认了你，就要把我撵出家门；还说认了你我变成了‘黑五类’的嵬子，再不能入党入团，参加工作，将永生干着笨重的劳动。我呵，我呵，只好不敢认。爸爸呀，这不是女儿的自私，是出于无奈。我才十七岁，一朵羸弱的花蕾，怎能经得住风吹雨打？我只能将爱藏在心头，将眼泪抹在被子上……
亲爱的爸爸，听姑妈说你每天还在坚持学习，坚持读书，坚持写作，这有什么用呵！你要是当年不学习、不读书、不写作何致成为‘右派’哩？你唷不应该背叛你工人阶级的出身，现在还是个童工该多么好呵！听女儿的话，不要再学习、再读书、再写作了吧，听从命运的安排，接受时代的惩罚，既然社会把你遗弃了，你就不要强求去改变它，要知道个人力量是有限的。
亲爱的爸爸，虽然我现在不敢认你，等将来我长大了，参加了工作，我一定会认你，一定会公开叫你爸爸。放心，我会供养你的。因为你是我的爸爸啊！尽管我们父女接触时间短，但我发现，我的爸爸是有学问的人。可是学问并不能使我们父女团聚呀！相反会拉长分别的时间。唉，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好爸爸却不能共同生活啊！难道真是命运吗？……”
我读着读着，信上的字跳起来，渐渐地模糊了。它化着岁月的春光，往事的蜜糖。记得，当她来到我们幸福小家庭的时候，妻和我第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取什么名字？我毫不犹疑地说叫“翻身”。妻子笑起来，说这个名字太俗。我又改说“解放”，妻子仍说不好。我道：“你就取吧。”妻想了多一阵才道：“孩子是爱情的果实，父母血液的结合，名字应该体现这个意思。”我灵机一动，拊掌笑道：“有了有了，用你高新华的华，用我王林的林，叫林华如何？”她点头道：“可以可以。”我回味了下，摆摆头道：“这好倒好，这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妻用水灵灵的眼儿瞟我一眼：“封建，现在哪还兴名字上分男女。”我道：“不管分不分，我倒喜欢是男孩。”妻道：“我喜欢女孩。”接着她谈了一番喜欢女孩子的道理。她说女孩子性驯不野，能帮家里做事，所以做妈妈的第一个最希望的是女孩。其实当时我也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说“喜欢男孩”多半自己是个男人关系。在名字定案后，我又傻傻地问：“那第二个又叫什么？”妻笑着啐我一口，脸上飞出两朵红云，道：“您贪心。”我失声地笑起来，笑得她不好意思极了，扑到怀里踢打我。我们在狂吻中平静下来，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孩子未来的职业。
职业，这是人生的战斗岗位，也是人们为社会发光散热奉献的地方。看来它似乎是自由的，实际早已有社会与命运为你作了安排。但是，人们总会去考虑它，特别是父母，她们总希望自己子女有一个好的职业，如何出人头地，显姓扬名；如何飞黄腾达，位处要津。我是个平民，对职业的选择上也是平民打算，唯一希望孩子能继承父业——搞写作。妻说，写作是由人的天赋决定，强求是不行的。她为孩子未来的职业提出三点建议：一，医生；二，演员；三，教师。我问其理由，妻说：医生是健康的天使，向死神争夺生命；演员是快乐的天使，带走人们劳动后的疲劳；教师是智慧的天使，向社会播撒知识的绿芽。除此，我们还谈了从孩子降生那天起就记日记。记到在她自己能日记时为止。想得多么美！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呢？连“爸爸”的呼诺都听不到叫一声。我的眼泪潮湿了，点点泪水洒在信纸上，再注目看时，信尾有这样一行字：“爸爸，请千记不能让妈妈知道我给你写了信。”在“千记”上还打了两个“··”重点符号。我不由得有些气愤，在床沿上擂了一拳：“过于了。”这里的过于是指高新华对孩子的控制。
姐姐曾向惠芬说：“此生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把你弟弟（指我甥儿惠伟）从农村调回来（他初中毕业插队落户已经四年）；第二件把你舅舅户口迁回来。办不好这两件事死也不闭眼睛。”为了实现这个毕生的愿望，她不遣余力地四处奔走。可怜的是她一无地位，二无臂膀，仅凭每月工资节余下来的几个钱在活动。换句话说，是拿自己的血去换取权势狼狗们的“恩赐”。仅就惠伟的回调说——惠伟在农村表现很好，全年不缺勤，所做工分三千以上，几次评为“五好社员”、“先进知青”，后还担任大队民校教师，可就是回不了城。同年去的知青安置完了，他还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次都为招工单位录取，大队却不放，借口“革命需要”。为了打通大队这一关，姐姐每年远道去农村几次。每次都带不少高级糖、纸烟、上等酒，后几次还带皮鞋衣料。1974年春节，大队干部上城里来看灯会，姐姐就像接待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一样，把他们请到家里，拿出所有的供应招待，并让出住处，自己跑去睡地下。这些大队干部，一个个像喂不饱的狗，得着好处的时候笑着表态：“惠伟的问题，我们再研究研究，下次有招工的来一定推荐。”屁，推荐，不卡脖子就算有良心了。所以当时农村有句流行语：“大队多一个知青，书记就多一两黄金。”实际，大队多一个知青何止才多一两黄金呢？短短四年时间，姐姐花在送礼上的东西，不下四五百余元。大队一关打开了，县一级的问题又来了。1975年春，省交通局分配的四个名额到了大队，书记们发善心，惠伟被推荐上了。谁知报到县里被挤了下来，原来工业局副局长儿子媳妇的亲家老丈人的儿子补了去。姐姐气得大哭一场，第一次背着人破口大骂大队干部为官不正，一个个都是黑良心。”
惠伟的回调未办成，现在又为我的事情操心起来，当然又是花钱又是送礼。大城市户口回迁政策是很严的，但是再严的政策总是人在执行。人是活体，谁又不是“提刀割肉——看人说话”呢？好在我们辖区的公安分局局长竟是我当年土改工作队的，他发了善心，同意我入户。不过有一条：户主必须是直系亲属。姐姐得知这个消息后喜欢得不得了，两次电话催我回来。劳改队干部不放行，说我才请了假。姐姐没办法只好拍了一个病危电报。我便在1975年12月又回到了S市。一进门姐姐就喜笑颜开地说：
“林弟，好了好了，你马上就可以脱离苦海了。昨天我又找了张局长，他对你很同情，愿意在政策范围内为你帮忙。唉，这些年你的苦头吃够了，总算老天保佑，回到了我的身边。”
是的，十五年来我都生活在劳改队，一直在羞辱的铁轮下挣扎。解系就业了，仍然如此。干部眼里是刑满人员，同类中叫“二犯人”。我对它的痛苦并不在于称呼上，而是做人的不平等。如果说我真的是犯了罪，那么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罪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事实，可为什么社会还不给予我人生应有的地位，仍然是专政的对象呢？记得维克多·雨果的巨著《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在失业的饥饿中为偷窃一块面包，被罚做了十九年的苦役犯，释放后当局给了一张“黄护照”。他拿着这张“黄护照”，有钱住不了旅馆，有钱买不到吃食，钻进狗窝里狗也把它撵出来。想我自己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回家拿着就业员探亲证明时，国营旅馆就不收留我，声称我们这儿不住就业员，去派出所得喊“报告”，与干事说话不能坐着。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歧视大于折磨的痛苦。所以解系后我竭力争取回家，目的不是畏惧劳动，是要甩脱就业员这张皮——这张侮辱我人格的皮。
“户口上到哪里？”听了姐姐的话后，我却有点忧心忡忡地问。因为我没有家，入户有一个不能更改的条件，也是铁定的政策：必须有直系亲属——儿女、父母、妻子、可是这三者，我一点也没有。
“就是叫你回来商量这个问题。”姐姐说，眉宇间出现着焦虑的皱纹，看得出她为我耗了多少心血啊！
“我想过，如今只有一个办法，把林华的户口暂时迁出来，立一个单独户口，然后你的户口就可以上上去。”
“高新华同意吗？”
“向她说清道理，求她救救你。”姐姐想了想，缓缓地说：“你们毕竟是一场夫妻啊！”
“哼，夫妻，那天的那副凶相你不是没看见。”我冷冷地说，表现出一种愤然情感。
此时姐姐反为她着想了，从中调停道：“她结了婚，认了你怕惹起老吴的忌妒，所以才翻脸。这户口只是借一借，等你上了就把林华迁回去，不损伤她一点利益。”
“我不去求她，愿一辈子死在劳改队。”
姐姐笑起来道：“你想些什么，事情已经办成这样，能借到东风为啥又不借？林弟，听我劝。你不也说过大丈夫能屈能伸吗？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现在又不是求外人，自己的妻子，虽说离了婚，俗话说‘一夜夫妻百世恩’啊！何况你们过去的感情那样好。生林华她住产院，你每天都去看她。一次我碰见你用棉花裹着鸡蛋。我当时闹不清，问你为啥这样干？你说天气冷，怕鸡蛋冷……”
是呀，我何止用棉花裹鸡蛋呢，还用棉套盛着装鸡汤的锑锅。记得当她喝上家里熬去的热腾腾鸡汤，看着我冻得红肿的脸蛋和鼻子，也感动得两手发抖了，流着眼泪道：
“林，你对我太好了，今后我不知该怎么感谢你？”
我笑了笑，一边剥着蛋壳，一边柔声细语地安慰：“你说些什么，夫妻间有什么感谢不感谢，做丈夫的爱妻子是他的天职和本能。试想一个不爱妻子的丈夫，怎么能爱‘党’和人民呢！”
她激动地抓住我的手，长时间地把头枕在我的肩上，深情地道：“林，你真像一颗发光的珍珠，晶莹剔透，不带一点杂质。我此生能和你结合太幸福了！愿我们的爱情能像《长恨歌》上所说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限期’。”
也许是往事情牵，我终于答应了姐姐的要求，决定去找找高新华，求她暂时把孩子户口迁出来。巧好做“侦探”的惠芬回来了，她报告说高孃孃的老吴出差了，她一人在家里休息。趁热打铁，我便带着侄女寻门而去。
她的家住在楼上，要登上两道“之”字拐的水泥楼梯再穿过30米过道。过道很黑，白天没开电灯，从强光向暗光处走，由于瞳孔突然缩小，几乎要摸着走。惠芬来了几次，熟悉路径，我跟着她跌跌绊绊地往前走，到了一处我撞着炉上锑锅，咣当一声，惊动了主人。一扇门开了，丝儿亮光射出来。
“谁？”高新华站在门前，警惕地问。
“是我，高孃孃。”惠芬迎上去笑着说：“舅舅特来看你，他不熟路，撞了你的锑锅。”
她被我们突然的行动惊呆了，一时不知怎么对待。我走过去，不温不冷地道：“新华，你好。”
她没有回答，站着木然地发愣。
惠芬没动，笑着轻轻地推了推她，“高孃孃，有什么坐下说呀，客来了也该招呼招呼。”她转头向我眨眨眼，也不等对方同意，便以主人的口吻：
“舅舅，里面坐。”
我跟进去，坐在临窗一个方凳上，打量下屋里布置。这是她的寝室，寝室里的家具——楠木床、红漆平柜、玻璃书柜，以及柜上的摆设闹钟、花瓶、糖缸等器皿，全是当年我们结婚所置的东西。一切依旧，只是墙上那张婚照把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换成了个年近半百的老头。我们相对沉默，各一想着各的心事。
“高孃孃，你屋摆置得好漂亮呀，这被面多时新。”惠芬坐在床沿在无话找话说，“你和舅舅好些年没见面了，谈一谈吧，我到外面打一头就来。”
惠芬走出去虚掩上门，她立刻起身，把门拉开，向着我大声道：“你跑来干什么？”
我审视下她那张冷得毫无表情的脸，笑了笑，文静而有礼貌地说：“看看你。”
“看看我？”她坐在床边，薄薄的嘴唇在抖动着，不难看出她这时的内心很复杂，思想在剧烈的斗争。
她苍老了，一头黑发已依稀花白，原来光洁的额头现在满是皱纹。虽然脸上涂着扑粉，也不能遮去眼角长长的鱼尾。青春的美丽从她身上消逝了，胸肌平踏，玉洁光润的手也枯燥了，但仍白晰细腻。尽管衣着华贵，却难掩盖她生活中的空虚和痛苦。我想再狠心的人，在一刹间也会想想往事中有过的幸福，何况曾经钟爱过的人就坐在眼前。
我展开了感情的攻势：“新华，虽然我们离了婚，作为朋友的关系应该保持。何况我们的离婚并不是感情的破裂，意趣的不合，完全是阶级斗争使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这些年我并没有忘记你，常常想到站东乡普选工作的初恋，你教我学文化的动人情景。我们多少月夜漫步府河，谈未来人生理想，倾诉憧憬前途；我们多少春日追花寻芳，骑着自行车在郊外奔跑，跑累了躺在草地共进野餐。公园里到处是我们爱的脚迹，荷塘里哪儿不是笑的倩影？……”
“我忘了，我忘了！”她用两手塞着耳朵，大声地叫起来：“……你提这些干啥，难道叫我要和你同归于尽吗？办不到，我们已离了婚，往事只能使我仇恨，说明我当年眼睛瞎，政治觉悟不高，才受了你的骗。王林，不要罗嗦，你今天到底来干啥？”
我沉默了，面对她这副狰狞的面孔，难以说出目的，在门外停立的惠芬听到此问，知道我们难以愈合伤痕，便走进来道：“高孃孃，舅舅要回迁户口，现在各方面的关系都讲通了，就差个入户的直系亲属关系……”
“这关我什么事？”她像被火烧屁股样，猛地从床上跳起来：“迁就迁他的户口嘛！”
“是这样，”惠芬抿嘴笑了笑：“现在回迁户口必须具备直系亲属的条件，舅舅的父母早死，你又和他离了婚，现在唯有一个关系就是林华。我妈的意思是暂把林华户口迁出来，立成一个独立户口，待舅舅入户后，她又迁回来。”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她板着脸不住的摇着头。
“怎么不行？”惠芬似乎有点火，为了顾全大局竭力压着，不让它爆发出来：“高孃孃，舅舅受了十五六年的苦，当年写小说得的几千元稿费还不是花在你和林华的身上，现在未必连这微小的请求都不同意么？好在你们过去总是夫妇，就是外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同情的。”
“不行！”她挥着胳膊，斩钉截铁地说。
“高孃孃，”惠芬近于哭了，声音在哀求：“你就可怜可怜舅舅吧，让他把户口迁回来，今后他会感谢你的。”
她冷冷一笑道：“告诉你，我不能用原则做交易，这是立场问题。你难道叫我去同情‘反革命’吗？”
我心一颤，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虎”地站起来道：“高新华，不要欺人过甚了。”
“谁欺你，找法院去。我们有《判决书》。”
是呀，我们有《判决书》——离婚《判决书》！在这张《判决书》上写着：孩子和家庭一切财产尽归女方所有。这不是法官的不公平，是我上了眼泪的当。谁说女人的心仁慈？当一个女人为了追迎新欢，讨取再嫁丈夫的喜悦，她可以忘记一切旧情，成为世界上最狠毒的人。无怪乎旧有的书上说，“妇人心，门斗钉，有好深钉好深。”不假呀不假，高新华不是这样的人吗！？
在回归的路上，惠芬余怒未息，说“舅舅，高孃孃怎么是这样一个人，连冷血动物都不如。”
我看着她那气鼓鼓的胸脯，红喷喷的脸蛋，以及那双因愤慨而直立的修长眉毛，倒忍不住地笑起来。她今年二十二岁了，很有正义感，也爱好文学，目前还在恋爱中。我们走了一段路，我才发挥见解：
“残酷的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越来越把人变成畸形。有些人是出于无奈而随波逐流，适应生存；有些人是高攀求升，想踩着别人肩头爬上去；有些人是愚昧无知，出于所谓‘觉悟’。”
“那高孃孃出于那种类型呢？”
“在这三者类型中她哪种也不是。”我有理有据地分析道：“其实她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牺牲者，在内心深处她十分痛恨‘阶级斗争’，可是她不敢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出来就将变成一个被打击的对象。再者人的特点都追求平安幸福。一个人的青春年华毕竟有限，要想等上十五年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国家早已不存在民族的传统理念忠、孝、仁、信、礼、义、廉、耻、节，一切以政治标准作为善恶的分界线。于是什么‘划清界线’、‘站稳立场’成了自私、卑劣、附势、趋炎的护身符。你高孃孃为了讨取现在丈夫的欢心，也拿出这个盾牌。尽管一千个人中有一千个人背着说她不是，可是在桌面上便会是一片赞扬之声。为什么？所谓‘真理’在她手中。要说悲剧这便是我们社会的最大悲剧。”
“这么说来你还是同情她？”
“不，我可怜她。”我说：“她是受害者中的追求幸福的变态人。如果说我现在突然有了钱有了地位，她便会哭着鼻子找上门，像当年一样的爱我。”
惠芬思索了一下，道：“舅舅，按照你这个观点推论，那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爱情了？”
“一般说是这样，特别是现在更是这样。”
“我不这样看。”惠芬固执地说：“要是今后我找的对象也像你一样犯了政治性的错误，我就死死等他一辈子，决不变心，决不改嫁。”
我笑了，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天真、纯洁、正直的侄女儿而高兴，不过又为她的话而思虑，便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想？”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像你出身这样好又是童工的人都犯了错误，其它人哪个又保险？”
是呵，她倒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制造“犯罪”社会，也是一个组织人“犯罪”的社会。1957年“整风运动”就是如此，领导先是动员你“鸣放”，给党提意见，一旦你提了意见讲出心里话，又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不是设下陷阱害人吗？其原因是它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的理论错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可是现代却归结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好像阶级斗争成了社会轴心，如一离开大厦便要倾塌。从1955年机关“肃反”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历经“反右”、“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当前的“一打三反”和“清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遍地都是“反革命”，遍地都是“阶级敌人”。监狱、劳改队恶性膨胀，布满全国。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理论搞下去，八亿中国人民都将成为“罪犯”。
我不愿意和不成熟的后辈谈论政治问题，转开话题问：“怎么不见林华呢？：
“下乡啦，到雅安K县××公社插队去了。”
“几时走的？”我感到惊愕。
“你刚回去就走了。”惠芬的气又来了：“是高孃孃迫她走的，说读书有什么用，不如早去早回来参加工作。”
我低低骂了一句：“胡想。”
惠芬道：“她去的那地方是杨尚才在当县委书记，总会有点照顾，看来锻炼两三年会调得出来。”
杨尚才是高新华大姐的女婿，1950年参加工作的干部，进步快，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是K县县委副书记了。
“我看她去。”
“好远啊！”
“再远我也去看她，现在农村不安全极了。”
“我想她凭着杨尚才的关系，倒不会有人敢去欺负她，再说她也小。”
“正因她小我才去。”
假亦真来真亦假
姐姐听说我要到雅安地区K县看林华，表示不同意。她说路程远，去不一定找得到；第二，没有证明（我的就业员事假证明只开到S市，何况这张“黄色护照”拿出来会被人作践）；第三，去了会影响她的前途。我却执意要去。姐姐深知我的倔强性格，一经决定了的事，决不更改。于是为我张罗起来。我没钱，来去路费在二十元以上。为省这笔路费便四处找车。巧好同院有个萧司机的车运纸板去雅安，同意捎我去。解决了车又要解决去时所需的东西，姐姐用工资给我买了几斤糖和一件女孩子穿的的确良衬衫。一个初冬的早晨，我乘着这辆载运纸板的汽车向雅安进发。
雅安原是西康省会，是个十分富饶的盆地边城，人口稠密，街市热闹，茶香酒浓处处可闻。我1960年作流徒去西昌修筑成昆铁路曾路经于此，脑海里有一个浅浅的印象。似乎城中有道河流把它一分为二，连贯这座一分为二城市的是座大桥。大桥是钢筋水泥的，白夜有警岗。我到的时候正是暮色苍茫的傍晚，碰着一长列农民。这些农民从地里收甘蔗回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群。不知他们是饿还是渴。边走边撕嚼甘蔗。从那狼吞虎咽的情况看多半是饿。在队伍两侧有一群押解者，一看见谁撕嚼甘蔗，便挥着甘蔗梢恶狠狠的打下去，并大声叱斥：“狗日的，偷吃，占国家便宜。”我看着看着，流出了眼泪，不禁自语：“他们是囚徒么，吃一点自种的甘蔗有什么罪？”以后我把这种观感写在日记里，曾被干部查到批判斗争了几天，说我诬蔑攻击“三面红旗”。现在我将去到这里，雅安啊你将是什么面貌出现在我的面前？从S市到雅安约三百公里，全是南行的斜坡，黑色路面。虽称全省甲级公路，实际并不平直。汽车行驶在上面颠簸得很厉害。按照规定，货车不能搭客，如被车辆检查站发现，司机执照就会被吊销。萧师傅便把我安顿在一席之地的顶篷上的一个空档里。顶篷不到两尺高，坐不直，只能俯伏。七个小时的行程，全俯伏在纸板上难以挪动，饮够了尘灰，吃尽了废气。但我并不感到怎样难受，似乎比1960年之行愉快。那次行程没有希望，纵是大白天也觉得前途黑暗。这次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我将和女儿在山乡团聚，父女俩将彻夜畅谈。谈什么呢？我将告诉她我们家世。祖爷王锡金帮工四十年，最后怎样死在资本家的屠刀下（因为他积存了十余年的工资未领，准备自开一个小店，去向老板索取，黑心老板竟然支使人将他杀在店铺门前）；爷爷王亦章在大华茶厅作茶房，怎样惨遭特务和流氓的毒打；我怎样从12岁起就进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当童工，过着不死不活的奴隶生活；我还要告诉她，解放后我怎样翻身追随“党和毛主席参加革命”，又怎样在工作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学习，从文盲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了共和国第一代工农记者，后又怎样当“右派”劳教判刑……不，不能告诉她这些，对她的成长没有好处。那谈什么呢？谈生活、工作，以及她的学习情况吧？这些年我多么想看一看她写的字，听听她说话的声音……这样我便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幸福。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依恋孩子，在接近四十岁的时候便十分想念孩子了。每当我看见别家的孩子依偎着爸爸亲昵地叫喊时，我就自然地想起林华来，要是她在我身旁也将是这样。唉，做了十六年爸爸，真叫徒具虚名啊！这虚名转眼就变成现实了，怎么不叫我高兴。所以我感到眼前景色十分光明，毫不感到俯卧车篷吞食尘灰的“旅途”之苦。
一路平安，车到雅安已是上灯时分。是夜我住在车队，睡在萧师傅的床上。萧师傅是个老司机，已有二十年的驾车历史，阶级觉悟高，政治警惕性强，按照姐姐的吩咐我不能暴露身份。要是让人知道了我是“右派”，“劳改释放犯”，那么住不上三天就会给革命大院的委员们轰走，并给她家留下后遗症。因此我一直没有去派出所报户口。同院的人问着，我姐姐便笑着为我应付：“他在×县茶厂工作，这次出差，随便来耍耍，住不了几天就要走。”于是同院便以为我是出差人员，加之我行动检点，不接触人又不多言，大家便摸不透我的底。此次雅安之行我仍然保持着沉默，谁知入睡前，萧师傅几次用话来打探。
“老王同志，你一直在外地工作吧？”
“唔。”我含糊应着。
“那你女儿为啥下放在雅安呢？”
“她是我前一个妻子生的。”我撒谎，感到脸一阵烧。
“那么你在S市安过家？”萧师傅笑着审视我一眼咬住不放松。
“那时我在S市工作，1958年‘大跃进’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区。”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继续撒谎：“她不同意，我们只好一刀两断。这个孩子就跟着了她妈。”
萧师傅“哦哦”地点着头，又讳莫如深地提了一个问题：“现在的工作单位是……”
“105信箱。”我为了终止这场为我所不高兴的谈话，便故意编纂了个信箱的代号。信箱是保密单位，稍有点社会经验的人便不多问。萧师傅当然懂得，一下被这张“王牌”打哑了。可他并不就此止步，拐弯抹角又开辟了新的战场：
“好单位，好单位，三线建设。”他笑了笑：“那你一月的工资起码是上百元罢？”
为了不露馅，我想了想，很老练地道：“没有，加补助、粮差一共八十四元六角五。”
肖师傅这番“火力”侦察没有发现破绽，也就不再问了。当然，我能度过这场“危机”全凭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撒谎。撒谎是不道德的，应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是一个谎言的社会。报纸电台每天在说谎，书本、杂志每天在说谎，电影戏剧也在说谎，甚至大人物的言论无不说谎。人们也就自觉和不自觉地说起谎来。政治借助于谎言来打败对方，国家借助谎言来稳定形势，领导们借助谎言来欺骗人民。普通人说谎不外乎有两个目的：炫耀能耐和保护生存。我这时的说谎就是出于后一种动机，就好像被追急的翠鸟要吊在花丛中一样，使捕捉者一时难以辨识。有什么办法，难道我能说：“萧师傅，我是‘右派分子’、‘刑满劳改犯’。这样他会立即把我赶出屋子的。因此，说谎不是我的过失，是社会不公平的过失。谁叫它把人分成这样多的类别啊！
第二天一早，我辞别萧师傅搭上去K县的客车，向林华下放的公社奔去。汽车过了飞仙关还有段步行的路，我就背着行囊按照惠芬提供的路线，一路问着走。山区的初冬已经很冷了，北风呼啸凄历地叫着，一股一股的寒流从树林里钻出来，像刀样地刮着人的脸。头上的天空好似块铅板，凝聚着灰褐色的云层，一动不动地压在杂草丛生的田野上。路旁的农家生燃了地炉，围坐一团，把手放在蓝色的火苗上薰烤。
在这条通往公社的小径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荒凉苦楚极了。我约走了两里之途，碰见了一个提油罐的中年农民。他穿了一件蓝布棉袄，臂肩因长年磨损打了块补钉，两肘暴了线，露出不甚白净的棉花；头上是顶有耳护的棉帽，遮檐耷拉着，盖去了他那粗犷宽阔的眉宇；下面是一条单裤，没穿袜子的足拢在一双黄布胶鞋里。
“同志，看人的吧？”他打量我一眼，主动问。
“看女儿。”我点点头，接着说出了要去的生产队和名字，末尾补一句问：“你知道吧？”
他摇摇头说：“我们这儿知青多，一个队都有十五六人，闹不清楚。你要去的地方不远了，顶多还有三里地。”
我问：“这儿知青还好吧？”
他憨厚地一笑，晃着手中油瓶说：“还好还好，城市里的人嘛，一下离开了爹娘总有点不习惯。女娃顶多哭哭鼻子，男娃就撒野了，赌钱摸包什么都有。”
知青在农村赌钱摸包我早已听说，但对造成这个原因是不详的。现在听他这么一说，便以请教的口吻：“这些年轻人在城里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来到农村反而变坏了？”
这位中年农民很有见识，也不回避我提出的问题，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城市生活好，有电影有戏看，又在父母眼皮底下。来到农村吃的是苞谷沙沙饭，每天在地里干活，也没电影看，咋不乱搞嘛！依我说，政府不该把这些年轻人送到农村来，我们农村管不住，他们父母也不痛快。说实话，什么再教育？他们学不好反学坏。”我淡淡地笑了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啊！”
“‘最高指示’也得要人有吃有穿的啊！”
“怎么农村还缺少吃食？报上不是说现在农村生活如何如何好吗？”
“好啊，好得来快吊锅儿了。”接着他谈了他们生产队的分配情况：“一年大小一拉，每人不上三百斤毛粮，工分么两角多。比起‘食堂化’那些年喝‘大锅清水汤’好一点，不论怎说，一天总能吃上两顿苞谷沙沙饭。你说喂点鸡牲、鹅、鸭，可又是什么‘资本主义’，荒地荒坡栽几窝南瓜吧也不准，有什么办法？吃不饱饿肚子还不敢吼还不敢叫哩！要吼要叫了，便说你‘诬蔑攻击社会主义’，弄去劳改。现在的农民呀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一包眼泪水在肚里。不怕你同志见笑，我是放牛娃出生的泥足杆。解放前我帮地主，一天三顿白米饭尽肚皮装，年下十二斗老斗米的工资钱棒棒打了不脱。唉，现在，现在……”他情动万分，却戛然中止，心里有说不出的怨屈。
这位农民谈的是实情，农村生活坏得不能再坏了。山区是这样，平坝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但是在我们的报纸上却说农民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幸福。为了证实“幸福”的事实，特别把解放前农民的痛苦过分夸大描绘一番。诸如他们如何受地主剥削穷得啃树皮、吃野菜、穿襟襟、吊绺绺，又如何卖儿卖女逃荒上吊。还经常组织农民吃“忆苦饭”。地主剥削农民是事实，农民穷也是事实，个别地主为富不仁也是事实。但解放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却能吃饱穿暖，这却是铁的事实！个别不能代表一般，特殊不能证明普遍。从事“搞阶级斗争“的理论家们却抓住这种“特殊”不断重复的宣传，而在农民中一种以穷为荣的人也便用说谎来证实谎言。于是谎言变成真理，统治了社会，统治了人们的大脑。为加强巩固这种统治，法律便渗入进来——也就是说，谁敢对这个“真理”怀疑和动摇，就会遭到打击。农民沉默了，仅将真实情况埋藏在心头，碰到合适的人才吐露吐露。年轻的朋友，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解放前四亿农民真是如此的话，怎能繁衍子孙绵延不绝啊！一个人对幸福的评判不能借助于宣传，应该是、只能是自己实际生活作出的回答：你是否真正吃饱了穿暖了？是否真正不受歧视与他人平等而自由？要记住，凡是借助于法律的保护真理，借助于警察、监狱、刺刀保护的“真理”，那它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和这位中年农民的一番谈话，使我对女儿的生活忧虑起来。我发现高新华做事太狠，为了想割断我们父女的联系，过早把林华逼到农村来受苦。什么“锻炼”，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是如何把她变得愚昧和无知。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怎能担负得起山区农民的繁重劳动？我按照他指的路，穿过小径沿着一道坡坎走去，那上面就是女儿所在的生产队了。每接近住房一步，心就剧烈地跳动，我想林华一看见我，无疑惊呼着向我扑来。那场面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常看到的镜头一样：久别的女儿伏在父亲的怀里，父亲流着眼泪，用慈爱的双手，抚着女儿青丝般的头发……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久别的团聚。眼下，这个幸福就立刻来到了，我怎么不激动啊！我加快了脚步，飞快地向那栋住房拔腿跑去。
那是一排三间的瓦房，立在土坡上，坐南向北，四周几乎没有什么树木，门
前有个篱栅。我大步流星跨进去，碰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便道：“请问，林华住在哪里？”
妇女打量我一眼，用手指着敞开门的住房，转头向另一房子喊：“林华，有人找你。”
我进得房，把提包放在木桌上，然后在墙边的一条凳上坐着，因发热解开衣领上两颗钮扣。房子不怎样大，除一张桌、两条凳外，还有一个简易的写字台。那张白木的单人床架在屋角对着门横摆着。床上铺着洁白的褥子，花被单折叠得整整齐齐。看得出女儿是讲究卫生的。
女儿穿着件开襟短棉布大衣走了进来，我笑着叫了“林华”，以为她会扑上来。她惊疑地离我远远的站住了，表情极为淡薄和陌生。我又叫了声“林华”。她突然转头跑走了，一边还叫道：“认不倒，认不倒……”
“认不倒”？这不简直不可思议，世界上竟有女儿认不倒爸爸，其中是什么原因呢？在S市她还敢避开妈妈的视线跑来看我，尽管那次时间不长，但毕竟在高新华的眼皮底下啊！现在远离家乡，纵有红外线追踪也不易发觉的边远山区，却叫出“认不倒，认不倒”。我正在狐疑，一个穿毛皮大衣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年约五十，瘦而且高，脸窄窄的，没有什么肉。
“你姓王吧？”他坐在床边，大模大样地把话挑明。我呢也很敏感，这个男人不正是挂在高新华屋中那个婚照上的男人么！我毫不退缩，理直气壮地道：
“我姓王，叫王林。你是吴运凯同志吧？”
他点点头，未及开口，我又说话了：“很对不起，不知你也在这里。我来看她仅是做爸爸的感情，决不是想把她从你们家庭中夺走。对于这种感情你应该谅解。”
“你来看她我不反对，现在是在同一地方出现了两个爸爸，对她会有影响了。目前林华正在争取入团，我专程来就是为她活动，争取早日把她调回去。”
“这样吧，我以叔叔的身份出现，我思考一下说：“她姑妈给她带了点糖和一套衣服来，请你将她叫来，我交给她就行了。”
吴运凯叫来林华。林华依依地站在他的身旁，竟然不正眼看我一眼。
“林华，你姑妈托王叔给你带了点东西来……”吴运凯话还未落口，她用头贴着继父的肩臂叫开了：
“我不要！我不要！”
我拉开提包锁链取出糖和的确良衬衫，说：“两斤糖，一件衣服，还有十元钱……”
“我不要，我不要。”林华把头转到吴运凯的胸前，那亲热样儿就像雏鸡站在老母鸡的腋下有了庇护的地方，再也受不到外来的惊吓，不停地摇着头说：“我们爸爸给我买得有。”
我克制着情感，难过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一生经受了很多痛苦与打击，劳役与饥饿、打吊和捆绑，可是它们只能激起我的仇恨和反抗，却不能摧毁我的意志和信念，只有在面临今天这种痛苦时才撕碎了我的心，一个做父亲的心。女儿为什么不能认裔亲的爸爸？父亲为什么不能叫一声裔亲的女儿，反说是她的叔叔啊？怪，真怪！《红楼梦》上有句诗，“假作真时真亦假”，眼前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是什么原因把事情打了颠倒？是什么力量改变了生活的面目？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中国人民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卷入了这场酷残可怕的政治斗争。都想从这场斗争中上爬、高升、发迹、暴富，什么道德、品质、良心、节操，全都出卖殆尽。留在脑海里的只有一个恶字。因为只有“恶”才能生存下来，才能吞噬他人，因而社会生活中才会出现这些难以解释的咄咄怪事。比如妻子揭发丈夫床头上的私语，女儿检举父母所谓的“反党言行”，邻里相互诘击对方的不轨行为。唉，我们整个国家不存在一点人情、一点温暖，只有残杀、残杀！
我这时全身颤抖，艰难地站了起来，抓着提包，冲出房门，向空阔的初冬之夜高喊：“谁抢走了我的女儿？谁抢走了我的女儿？……”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只有山区的寒流穿透我的心扉，无叶的乔木站立在我的眼前，两颗灼热的眼泪，顺着脸颊滴在了胸上。我加快脚步，沿着青衣江大踏步地往前走。青衣江，大渡河的支流，横贯四川西南。多少年多少代这样流着，流着。灌溉两岸肥土梁膏，润育众多生命，频经尘海烟云，几度盛衰兴废，看了多少人世辛酸苦痛？请问可曾见今日的悲愤啊！江涛拍打着屹立于水津中的岩石，发起凄凉的吼声，愤激的浪花跳起来落下去，落下去又跳起来，在愁云下喧嚣呐喊。难道你也有不平么？望着暮色中的青衣江，心里是恨，是愤，是苦，是悲，难以说清楚。我只觉得生活不公平，生活对我太不公平了！它不仅抢去了我的青春、年华、幸福，也抢去了我唯一的希望——孩子。孩子，孩子，你为什么这样狠心，竟然这样对待你命苦的父亲？回答我的只是那奔腾咆哮、滔滔东去的青衣江水……
女儿真的被人抱走了
1976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在毛泽东逝世前夕的五个月，为再次打倒邓小平，“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查政治谣言”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历来是“运动员”，不管你参与不参与，每次运动都是被批斗的对象。在这次“追查政治谣言”的运动中我又成了中心人物，在所在的劳改队被批被斗、被捆被打，为此愤而潜逃流落天涯。
我决定再去看看女儿，打算好好和他谈次话，如果能听到她亲昵地叫我一声“爸爸”，那将是无比的欣慰和满足。“爸爸”——这一声多么温暖，多么甜心，多么醉人呀！它会一扫我满腹愁肠，慰藉孤寂的灵魂。我没有想过她不会认我的问题，要是上次不碰上她的继父，她肯定会扑向我的怀里叫着“爸爸”“爸爸”。于是我又风尘扑扑，日夜兼程去到了她落户的地方。那天赶场，她一早和同学去了。接待我的是她借食搭伙的农妇。
“同志，你是上次来的那个吧？”农妇四十一二岁，一张被太阳晒黑的脸上嵌着两颗诚实的眼睛。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灶房洗碗，一下认出了我。
“哦”我迟疑下，终于作了认识，“你眼力不错，大嫂”。
“你上次来尽管连板凳没坐热就走了，可我们总记着你。”她笑笑，又注目打量我一眼，“你……和林华一个样子，都是圆脸蛋，方鼻子，大眼睛。”
“我们像一个样子？”我无声地一笑，掩饰道：“我是她的叔叔，”“叔叔？”农妇洗完碗，撩起围裙擦干手上的水，送来两片叶子烟，坐下来，诚实的眼睛里现出不相信的神色。“我问过林华，她也这样说，怪，可是女儿不像爸爸，到像叔叔。”我沉默。
“我隐隐听人讲，林华生父犯过什么错误，她妈和他离了婚，现在这个姓吴的是继父。”
我见不能再隐瞒，如实作了承认，并简略地谈了下不幸的遭遇。农妇听后十分同情我说：“这有什么，‘右派’又不是强盗又不是贼，说错了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我想林华会认你的，要不认我说她。”
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原在县上工作，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遣送回家劳动生产，1963年被甄别，安排在公社作会计。
“林华她妈也太做得出来了，离了再嫁有什么好。”“这不怨她，是社会风气，不离婚她日子难过。”
“不离婚充其量不工作就是，未必劳动不是人做的么！”农妇憨厚直率地对世事发表起评论来：“那时我在县妇联，又是团支部书记。他打成‘右倾分子’后，组织上叫我去发言揭发他，我就是不去。我说他没有错误，说了两句真话，坚持了党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亩田怎么能产上六七千斤黄谷。不是他保守，是你们太‘跃进’了，‘跃进’得太不合乎实际。组织上批评我与他划不清界线，一个鼻孔出气。我暗自好笑，两口子未必还要分开出气。后来提出最后‘通牒’：要不划清界线就一同遣散回家生产，这样我就回来了。”
“你是干部？”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语不出众，貌不惊人，熟练做着家务事的农妇竟是当年县妇联主任。
“未必干部还有个干部样子，可你还是记者哩！”看来她的摸底工作做得很细，对我历史十分了解。
“现在干部有什么不好当，上面怎样说你就怎样做，保险犯不了错误，又不要文化又不要知识，照本宣科就行。不过我却不愿当这样的干部，宁愿回家劳动生产，自己做来自己吃还快乐些。”
这儿她两个出早工的女儿回来了，大的一个有二十一二，长得很秀气，像山村一朵花，小的一个有十六七岁，比姐姐瘦，显得灵敏。她们赤足脚，放下背上的背夹，走进屋里，妈妈便向我介绍：“这个叫玉柳，那个叫玉秀。我就是两个女儿，她们跟林华相好，像姊妹一样。”转向女儿：“这是王叔叔，林华的亲爸爸。”
“你们一次背多少粪，一天背多少，得多少分？”我关切地问。
“一背二百多斤。”玉柳坐在远处一条凳上，把足放在桶里。
“二百多斤？”我简直惊了，看着这个秀气的大力士姑娘，“林华也背吗？”
“背，她背得少一点，现在每背可以背到一百一二。”
“老王你是在家里等，还是我叫玉柳去把她找回来。”
我想看看山区集市，便道：“不麻烦你们，我自己去。”
我跟着她们指的路，步行了八个公路桩到了石马，场已经散了，街上没有什么人，除百货公司、供销社还开着外，就只有一家卖面食的馆子，留在场上的多是知青，他们无目的地在街上转去转来，多半是为了混时间。在场口一家茶馆门前我看见了林华，她穿着黄军衣，拖着两条不长的辫子，背着个军用挎包和一个女同学坐在椅子上吃着买来的饼干，她转脸一下看见了我，显得十分惊讶。我笑着叫了声：“林华。”
她阴沉着脸，眼里充满怒气问：“你跑来干什么？”
“看你。”“谁要你来看。” “做爸爸的看女儿是他的天职。”我忍住心里的火。
“我不需要这种天职，十七八年来你把妈妈和我还没有害够吗！”她在同学耳边嘀咕了几句，便扬长而去。我呢，由于爱的心切，竟尾随在她的身后，她在街上走了一圈，碰见了一个男同学，不知向他说了几句什么，男同学竟提着拳头向我走来。
“你老跟着林华干什么？”男同学也是穿的军装，胖笃笃的身体蛮好，他截住我，摆出一副斗殴的架式。
“干什么？”我笑起来，语意有点挑衅：“你说干什么。”
“干什么？老子要捶你。”他扬着手里拳头。
“你为什么捶我？”我敛住笑有趣地问。
“你一个陌生大汉老跟着一个姑娘想要干什么？”
“陌生大汉……”我望着他那大义凛然，誓与邪恶战斗的样子有些敬佩，但又觉得不问青红皂白地介入也未免太天真。我看实在忍不住了，哈哈一笑：“你看我像不像陌生大汉？告诉你小伙子，我是他的爸爸。”
“你是她的爸爸？”他不相信地看了多一阵，渐渐松开拳头，那张充满敌意的脸变得迷惑，继而转变为忏悔，最后向我赔礼道：
“你姓王，叫王林是不？”我点点头。“我叫郑南，听我爸爸说过你，想不到在这里看见。对不起，刚才我太冒失，不问清情况就要动武。”他转头向着远去的女儿叫一声：“林华，你搞些什么？”
林华头也不回，挽着同伴的手，加快脚步走出了场口。郑南笑了笑也抱歉地走了。
我尾随着她走了好长一段路，在一条小溪边的女真子树下，她和同伴坐了下来。当我走近时，她抬起头火冲冲地问着我：“你怎么老跟着我？”
我站着，用手绢拭着额上的汗，放缓声音，感情真挚地道：“林华，我几百里路跑来干什么？要你不是我女儿何苦这样做。”
“我不是你女儿，我认不到你。”她口气很硬，说完却笑起来，把头枕在同伴肩上，带着几分娇气：“他说，他是我爸爸，你看像不像。”
同伴抱着她脖子，无言地望着我一笑，然后不知在她耳边说了几句什么。王华用手扯一根丝毛草挽个圈，扔到水里，停了半响道：
“你多久走？”“明天。”“你今晚住在哪里？”“陈会计处。”我怕意思不明白，补充一句：“他们留我歇。”她站起来，展展眉毛，向同伴道：“今晚我不回去了，到你那里住去。”“林华！”望着她的背影叫了声，可她连头也不回。我真的气了，感到有生以来没有过的辛酸和失落，满腔悲愤难以言表，决定不再跟去，便毅然地掉头顺着马路回到陈家去取东西。
“王叔叔，找到林华没有？”我进门玉柳这样问我。“找到了。”我感到我声音在发抖，眼角有点湿润。“她……”玉柳看我难过的样子再没有说下去。
我强忍着满腔辛酸，取上挂在壁上的行囊。陈大嫂瞥见即抢下来，“老王，今晚就在我家住，要走明天走。等会玉柳她爸爸回来，你们摆摆，我会教育林华，哪有连亲生父亲都不认的道理，世界上没有这本书。”
这时，玉柳也安慰我道：“王叔叔，不要走，我是团支部书记，我帮助她，叫她认你。”
天黑前陈会计回来了。他个儿大，身体魁梧，一脸是岁月风霜留下的皱折。穿着一套褪了色的蓝咔叽制服，经妻子介绍后热情地和我握手：“稀客稀客，山区地方没好茶好烟招待，便饭是有，要不嫌弃耍上十天半月。”
我道过谢以后，他坐在桌边卷叶子烟，问：“王同志，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不能说真话，只能撒谎：“去年解决问题后，安排在铁路工段上当医生。”
“好工作，好工作！”他吸上烟，“方向盘、听诊器都称‘实权’派人物。现在社会呀，不像五十年代了，一切都得讲关系，你能放下笔杆学医到走上了好路子。对医这行道我看得起，要不是解放我也会去学的。”接着简介他的历史。他出身中农，十八岁高中毕业正赶上解放，参加了县工作队，因工作积极很快入党，1952年土改后分配到县上财政科作副科长，1959年反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他的遭遇和我相近，对我便十分同情，说话也就很合拍。
“我就不承认‘右派右倾’是什么错误，‘反右’斗争我也鸣放过，好在当时县委杨书记是我剿匪工作队的队长出面保了驾，不然那时我就遭取了。谁知躲脱第一关没有躲脱第二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倒给我戴起了。戴就戴，有什么怕的，劳动不一样吃饭么。他们后来又觉得不合适，要给我甄别，我说甄别什么？当官的说这是毛主席政策。我看啥子叫政策，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用尿淋。甄别先安排我到公社当会计，我先初是不去的，经不住左说右说才答应。‘上回当，讨回乖’，现在我除了账目什么也不管，免得卖力不讨好……”
他的经验之谈，对我们社会是一个真实的写照，生活以无情的事实告诉人们，一心扑到革命，热爱“党”的事业的人并不一定得到好的结果。相反庸庸碌碌，混天过日，安于现状，落后保守，无所事事，得过且过，对上级绝对服从，对人民百般欺压的人，却一直过着舒适日子，并且步步高升，还得到漂亮的桂冠，原因何在呢？这就是层层干部委任制所形成的媚上压下的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公社所负责的是县，县所负责的是专区，专区所负责的省，省所负责的是中央。如果将委任制改为民选制，实行“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那么就不会存在以上的弊病。“为人民服务”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区、部门完全是句空话，正确点说是在为上级领导服务，权力才是令他们眼红的东西。
在我们谈得正浓的时候，不觉已是上灯时分，陈大嫂摆上了饭菜，一碗腊肉，一碗油香葫豆，一个白菜汤，主人的盛情使我感动。
“陈大哥，我打着一双空手来，这样操挠实在不好意思。”
“不要这样说，要你看得起我就耍两日。”
饭后不久林华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三十多岁戴遮沿帽穿制服的中年人。玉柳向我说这是他们的大队长。大队长进屋和陈大哥打过招呼坐下来，空气一下显得有点紧张，沉默了好半天，大队长开腔了：
“同志，你是路过的吧？”
“我来看女儿。”
“看女儿？”大队长似乎有点懵了：“你女儿是——”
“林华。”玉柳补了一句。
“林华？”他更懵了。陈大哥轻轻拍他下，两人走到另一间屋子低低说了好一阵又才进屋。
“你有证明吧？”
我镇静地笑笑：“外出人员怎么没有证明。”
大队长不言串了，林华却如同生人样地向我进逼：“有证明就拿出来看。”
“好厉害！”我心里自忖，谁敢相信说这样话的是自己亲生女儿。我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只是惨淡一笑。
“有证明就拿出来唦！”林华进逼得更厉害了。
我望眼大队长，他是有点拿不定主意这样说：“本来这些事不由我们管，按正常你来时先到公社，我就不会来过问了。”
语气间很明白，他还是想看证明。“大队长你是不是需要看证明？”“看一下也好。”
我打开皮包，取出那张经药水洗掉涂改的废证明。林华一看却叫开了：“假的，假的。”我不动声色地笑笑：“我没有听说过证明还有假。”
大队长拿着证明看不出破绽还给我，临起身时道：“对不起老王同志，我参与了你们家庭矛盾。林华跑来向我说，说一个陌生人缠住她。我们为了对她安全负责才来麻烦你。”看来林华不可能认我这个贫穷潦倒的爸爸了，因伤痛过余，我也不存在希望。陈大哥将我安顿在他的住室，声称回公社有事，明早再陪我摆龙门阵。我一人穿着衣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深感人间太冷酷。玉柳轻轻推开门走来，向我说：“王叔叔，不要难过，我正在帮助她叫她认你，她主要怕她妈妈知道以后不好过日子。我说你妈妈不会知道，只要你不说。隔几百里，她又没有生‘千里眼’。”“谢谢你，用不着劝她，离开她我照样能活下去，怪我不该风尘仆仆跑来，十几年来我总感到对不起她，没有给她缝过一件衣服，买过一本书，对她的成长没有尽一点责任，但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右派’，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但我决没有想到，我受了社会的作践，还会受女儿的作践。唉，跑来这里为着什么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不假。我没抱任何希望，既不靠她供我，也不靠她养我，如果我有能力的话一定支援她。你是团支部书记，我拜托你三件事，第一，决不让她过早谈恋爱；第二，每晚必须归宿；第三，督促她加强学习。另外请将这10元钱转交给她，作为我此次来的一点心意。”
“爸爸。”林华不知是几时走进来的，她忍不住了，这时叫了一声。玉柳笑起来：“你想通啦？”
林华低着头，站在我的床前，在灯光照射下眼角闪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也许由于过于惊喜，我反说不出话了。
“你们谈谈吧，我出去一下就来。”懂事的玉柳姑娘满心欢喜，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走了出去。
“爸爸，不是我不认你，你应该为我着想啊！你来干什么嘛，我要是调不出去在农村怎么办？玉柳看来对我很好，可现在的人反复大，万一她今后为了自己利益，说我和你‘划不清界线’，麻烦就来了。”
“不会吧？这姑娘不是这样的人。”
“你敢保证？”林华过于的成熟，使我感到惊讶。多么奇怪，幼小的心灵竟这样深通世故，想得好远好远，这是险恶社会对她的冶炼啊！出于爱女儿之心，对自己行为似乎感到不对了，我以承认错误的口吻道：“林华，原谅我这一次，今后我不再来了。”
“就这次都够受了。”她笑起来，少女丰润的脸上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挂在眼角的一串泪水滚了出来，是欢喜是高兴还是悲伤啊！隔会儿她拿来本日记羞涩地说“爸爸，你看这是我写的。”
我展开细细地读了一遍，见是诗，写得还可以，有诗的情感，有诗的凝练，但字里行间显得对前途忧郁，对人生彷徨，流露出某种不幸的悲观情绪。
“现在你应该多学习，准备升学。”我看完后还给她，“现在还是写的时候，练练笔可以。”
“升学？”她凄然一笑，笑得像朵惨淡的白玫瑰，“怎么可能呀，去年考试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一个，五科465分，还下到了乡下……”
以下的话她咽了回去，我也不用问知道它是什么内容。我们父女谈了会儿其它，临了她告诉我说：“玉柳问，还是说我没有认你，免得日后麻烦。你明早起床就走，就不要见我了。”
我答应着她的请求。这一夜睡得很不好，不到天亮我就起来告别主人悄悄地离开了。我披着一身霜色，踏着枯草铺黄的山间小道，沿着黑巍巍的山岩，穿过莽莽林原，向着一线曙天走去。大地呀！哪儿能容纳我？宇宙呀，谁处可以让我这片风中的落叶栖息？我向前走，盲目地向前走，仅抱着一个希望：明天比今天好。是的，明天会比今天好。但我的女儿已经被“阶级斗争”的政治陷阱抢走了，永远地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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