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两三百年间，世界的文明制高点在唐都长安。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亚洲各国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仅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就有8000多名学生来长安学习，他们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唐文化的营养，也成为唐朝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在科举考试中一展身手并高榜得中。在唐朝为官的洋进士不乏其人，充分体现了盛世唐朝有容乃大的大国风范。
一代三鹤
朝鲜半岛同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交往历史，但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来华则始于唐代。在这些入唐求学者中，“一代三鹤”英名远扬。“三鹤”是指崔致远、崔彦撝、崔承佑。
崔承佑，龙纪二年（公元890年）来唐留学，3年后中进士，有《餬本集》。
崔彦撝，18岁来唐，42岁还国，官至翰林院大学士、平章事，为太子师。
崔致远，12岁自费来唐留学，肩负着父亲对他“十年不第，非吾子”的期望刻苦读书，六年后考取了“宾贡进士”，被授以江南西道宣州溧水县尉。唐僖宗为了表明对他年少有为、才华出众的赏识和嘉许，曾特别给他“赐紫金鱼袋”的待遇。赐紫金鱼袋，就是官阶未及三品以上（元丰元年后四品以上），因为特别褒奖，而由皇帝特许改换制服的颜色为紫色，并且配金鱼袋，在正式对外介绍官衔时必须明确表明此名称。崔致远曾在撰写《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时，这样介绍自己的身份——“海东新罗国侍讲兼翰林学士、承务郎前守、兵部侍郎、权知瑞书监事、赐紫金鱼袋 崔致远”。公元884年，27岁的崔致远回国。他带回了许多唐朝的文化典籍，在传扬中国文化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才俊
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盛唐文明，实现全盘唐化，日本先后派遣19批遣唐使来中国，其中真正抵达的有13批，大批留学生、留学僧人长期留唐。留学生中的才俊青年阿倍仲麻吕，便是日本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公元717年间，19岁的阿倍仲麻吕，随第9批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经几年太学中的苦学，学业精进，文章超群，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以优异成绩中了进士。从此，阿倍仲麻吕开始在唐朝政府中担任官职，多次升迁，深得唐玄宗的赏识。唐玄宗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晁衡。后来，他被提升为左补阙。晁衡和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等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常以诗歌唱和，留下许多动人的佳作。
阿倍仲麻吕在唐生活50余年，为中日友好往来谱写了辉煌篇章。
“华心”进士
还有不少大食人，无论经商或入仕，都要取一个中国名字。唐朝为李氏天下，取李姓者居多。《全唐文》卷767载：“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礼部）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李彦升及第在当时也曾引起了部分士人的议论和心理不平衡，“……夷人独可用也邪，吾终有惑于帅也。”对此颍川人陈黯作《华心》：“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心华而行异也；生于异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异而心华也……今彦升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夷焉。” 从中不难看出，这位在中国考取进士的大食人使用的是中国名字，虽出身异域，却饱受唐文化的浸染，人非华而心则华也，充分显示出唐朝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开阔胸襟。
（责任编辑：夏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