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英语：nation state）的概念，大约自十五世纪后期，在欧洲出现并发展起来。但此概念传入中国，并渐为国人接受，已是清末民初了。
时逢中华国力衰弱，日本有纳中原为己土之意，罗刹存变华夏为黄俄之心。遂使“亡国”成一敏感词汇，并常与“灭种”同现，使国人联想到一副山河破碎、尸横遍野的凄惨画面。
何为“亡国”？然而，此前华语中的“亡国”涵义却与此大不相同。依照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先生的说法：“易姓改号，谓之亡国”(《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意即——皇朝更替、国号变更，称为“亡国”，红朝时时恐惧叫嚷的“亡党亡国”，亦在此列。
因为“中国”原本指的是中原地区，作为国家的名称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在历史上，只有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清帝国，因而，每一次“易姓改号”的改朝换代，便是“亡国”。然而，在红朝建政以前，神州沃土上数千年来，无论如何“易姓改号”，华夏民族都未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民族与西方的nation(民族、国家)不同。追本溯源，nation(民族、国家)一词来自于拉丁语 natio (nātĭō)，意为已经出生。后来其含义虽有些变动，但依然倾向于以血统与出生地来划分。而“华夏”则不同，“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春秋左传正义》），“华夏”族是以文化划分的，因而，孔子的“华夷之辨”——判断某人是否属于华夏民族，不以种族血缘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仪做度量。所以，元、清两代入主中原，于血统而言乃外族入侵，在文化上却奉中华正溯，因此，依然属华夏文明史的一部分。
由此观之，“亡国”——某一政权的灭亡——并不可怕，正如顾炎武先生所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卫政权，是当政者们的事情。尤其作为红朝“屁民”，不必用“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天下已亡！
但是，顾老先生也提到了与我等升斗小民有关系的事——“亡天下”。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为政之道，孟子问道：“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权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答道：“没有区别。”孟子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厩里有健壮的马，而百姓吃不饱，郊外有饿死的人，这等于带着野兽一起吃人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所以，顾老的意思是，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仁义充塞”）——即当政者引领着社会道德败坏，到了“率兽食人”的地步时，民众之间也会互相残害（“人将相食”），这就叫“亡天下”。中华文明由释、道、儒三家融合而成，释教说慈悲普度，道家言返本归真，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因而，顾炎武先生所言之“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即是中华文明之亡。
此时，“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捍卫华夏文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都有责任——这句话后来被梁启超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观红朝，岂止“率兽食人”而已？“马列教”为其邪说能得苟活，自窃取神器之日，便不遗余力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华夏文明经历红朝六十余年摧残，至今虽尚存一息，然巍巍“华夏”之“亡天下”已从彼时始。
而今，党官贪占亿万、“屁民”身无立锥，早就司空见惯，“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嘛”（苏州信访局官员语）的叫嚣，亦已不足为奇。古训：“女慕贞洁，男效才良”（《千字文》），今现——官商影艺，男盗女娼。红朝淫官群体，流行强奸幼女，更是亘古亘今闻所未闻，岂非断绝我华夏未来之希望？
红朝以物欲摧毁道德、用淫乱蛊惑人心，才是今日九州“人将相食”的根源。似此等“亡天下”，又岂是“亡国”可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