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19日讯】卞仲耘是文革之初，在北京被学生活活打死的第一位中学校长，她的惨死极具象征意义，预示了这场即将席卷全国的大浩劫的烈度。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有关卞仲耘惨死过程最详实的记录来自于王友琴女士撰写的《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
有关宋彬彬在打死卞仲耘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回溯到1966年6月2日，这一天的中午，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领衔在北师大女子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响应毛泽东于前一日发出的“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矛头直指卞仲耘等校领导，卞仲耘的死亡历程就此启动，此时，距离她被虐杀而死只剩下63天时间。
这63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6月3日到月31日，刘邓主导的运动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8月1日到8月5日，毛主导的运动开始。首先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在这两个阶段，卞仲耘作为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都受到了极其残酷的非人折磨和侮辱，据王文记载：6月23日，刘邓派遣的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在会上，卞仲耘被当场殴打4-5小时之久，直至被打得呕吐不已，行凶者所使用的打人工具竟然是“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刘式整人与后来的毛式整人在凶残程度上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还留了卞仲耘一条命。
无可置疑的另外一点是：无论宋彬彬与她的亲密战友刘进后来如何辩解，在卞仲耘步向死亡的这63天里，她们因为打响第一枪有功，始终是北师大女附中文革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正如王文所指出的：刘邓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是由她们这些高干子女组成的，工作组解散以后，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也就是说，宋彬彬和刘进，始终是女附中红卫兵运动的领导者，对于在8月5日发生的卞仲耘被残杀事件，她们绝对无法逃避直接罪责。
从随后另外的事实也可以强有力地佐证这个结论：在卞仲耘被残杀后的当天晚上，是宋彬彬以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的身份向“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和请示方略；在卞仲耘被残杀后的第二天，是刘进代表“文革筹委会”向全校师生通报打死人事件；在卞仲耘被残杀后的第十三天，又是宋彬彬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身份登上天安门，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试问，如果宋彬彬和刘进真如她们所谓的“道歉”里所描述的那样“大权旁落”,还会有资格来主导这一系列的重大事项吗？
王友琴女士文中关于卞仲耘惨死情状的记录中，还有一句话至关重要：“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这与宋彬彬刘进后来反复自辩的所谓“她们曾经两次去劝阻打人”根本对不上号。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调查，向以严谨和资料详实著称，她没有理由去编造事实，那么，“劝阻说”究竟是谁在撒谎？
2007年，卞仲耘惨死40年后，女附中授予宋彬彬“荣誉校友”的称号，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曾经愤怒地发表致女附中的公开信，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死者长眠，而凶手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可以衣锦还乡、还校，这是何等的荒唐之事，至于在长达40余年后，还依然敢于用“道歉”之名来开脱自己的罪责，就更令人不齿，这样的“道歉”里，只有无耻，没有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