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镜头下的毛泽东在延安时的面孔
【看中国2014年01月19日讯】一
有一个普遍的误会，认为毛氏传统文化修养很高，其夺权、整人、愚民、御民的技术都是从传统里掏来，他的邪恶毒辣阴谋诡计一肚子坏水是从古书里汲来的。
其实，毛氏的传统学问毫无根基。
经史子集，经是文化至关重要的根，而仁本主义是经典原则，精神主导物质、本性决定习性、道德统帅一切是中华文化特色，与假恶丑、贪嗔痴和各种邪知邪见格格不入。毛氏如真通儒家经典或佛道一经一论，就不可能投入马列主义、唯物主义那种恶性异端的怀抱，不可能欣赏法家思想及人物，更不可能如此胡作非为，对中华文化和天下苍生犯下空前大罪。
论史，毛氏正史不熟，史学不正，倒是了解一些野史，一些小说化、演义化的伪史。有文章如是介绍：
“毛氏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光明日报》2011年6月17日王香平：《“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毛氏等中共领袖的读史人生》）
这不过毛氏吹牛或帮闲文人拍马屁而已。先不说别的，“技术上”就大不易。《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一天读它近一万字，连续读17年，才能读17遍。毛氏一生有这么多时间放在《资治通鉴》这一部书上？
更重要的是，毛氏生平的思想行为与《资治通鉴》体现的政治文化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别说17遍，他是否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都值得怀疑。如果说毛氏读过《韩非子》、《商君书》、《厚黑学》几十遍，那就比较可信。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的各种行为表现，都可以在这两本书中得到解释。
二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根据儒家原则所修的正史之代表作，作者是大儒司马光，在历史上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资治通鉴》直书（如实记录）各种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史实，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黄盛雄将司马光的附论归纳“诚”与“礼”。贯穿《通鉴》的核心是“礼之纲纪”。张须在《通鉴学》云：
“《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尽管“《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陈垣语），但这些评论中透露的立场、原则、思想倾向和价值观无疑是儒家的。司马光坚持的是儒家文化政治的正统立场，强调的是王霸之辩华夷之辨，是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推崇的是“先王之法”是贤明政治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按照这些标准，毛家政治名不正言不顺纲维以绝，最不诚最非礼纯属蛮夷。霸道不过逊于王道而已，毛家政治完全违背王道原则，比霸道恶劣万倍。根据毛氏生平的思想言论行为特别是其政治行为逻辑判断，他不可能喜欢《资治通鉴》，他的一切都是与《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原则和精神对着干的。对于反感反对的书籍下这么大的功夫，不符合人性---即使作为反面教材也罢。
三
自古以来《资治通鉴》读得好的学者不少，我以为王夫之是读得最深入的。他从69岁开始毕其一生心血写过一本《读通鉴论》，根据儒家义理，借引《资治通鉴》中的史实，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和臧否人物，是一个大儒的历史沉思录，是我最欣赏的一部史论杰作。要读好《资治通鉴》，不可不读《读通鉴论》。
宋末胡三省也读进去了。他如是评价这部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胡三省的评价从反面证明毛氏没读进去。作为人君，他“不知自治之源”、“不知防乱之术”，“下无以治民”；作为人，他“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对于儒家礼乐亦一无所知。他只看到了其中的战争和“相砍”。
他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毛氏对《资治通鉴》的批注多浮皮潦草似是而非，对《史记》《资治通鉴》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的评价也不着调。才气算什么？文化、智慧、道德才是“两司马”最富有的呢。）
当然，除了“相砍术”，毛氏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从古书中学到了不少名相，有时候能够把话说得很动听。例如，他曾对孟锦云谈及《资治通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又说：“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道理都很不错，可惜有言无行，全是口头禅，实际行动百分百逆行。毛氏时代正是“四维不张”、吏治最坏的时代，臣下绝大多数是“寡廉鲜耻，贪得无厌”之辈（贪权比贪财更可怕），毛氏本人更是无知无畏无耻之尤，有时话说得动听，反而更显得虚伪可怕。另复须知，毛氏巧言令色、言行乖离的表现，恰恰与儒家仁义、诚信、良知诸原则背离。
四
毛氏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会做诗填词写煽情文章，但他无文化修养，于儒佛道皆浮皮潦草似是而非，更无道德修养----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没有修养的人了，完全负修养。“修养”他的是法家之类异端、唯物之类外道，是权谋术厚黑学……它们虽爱打文化招牌，实质上都是一些伪文化、恶文化、丑文化、反文化的东西。
经史子集，他学的经是“权经”、史是野史、子是诸子（如法家兵家杂家）。集，毛氏学了不少，如把小说列入“集”类，毛氏读得最多的是大量权谋、草莽、江湖、宫廷、盗贼、黑幕小说及风月黄色之书。他题给江青的诗《庐山仙人洞照》，就有句子是从黄色小说《花荫露》中抄来的。
毛氏研究的根本不是帝王术也不是霸术，而是厚黑学，他实践的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而是马家加法家的贼道邪道。他集中西邪说之大成，将法家、马家中特别阴暗邪恶的一面融会贯通，发挥到极致。他就是一个集古今小人伪人恶人于一体、集中外流氓烂仔盗贼之大成的超级暴君。正可谓：“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馨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对于中华文化正统和中华民族本身，毛氏都是个穷凶极恶的逆子、贼子和乱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般乱臣贼子，或有所收敛，或不无尊重，毛氏更是变本加厉，以毁灭孔子之道、春秋精神为快。
日前看到一则题为的《逆子虐打双亲，逼父下跪叫爹》报道，说的是上海一名忤逆儿子徐贺君，对年迈的父母拳打脚踢，并曾经打断母亲李淑珍的三条肋骨。近日忤逆儿子更以鞭杆把老父虐打得遍体鳞伤，逼老父徐文昌下跪叫自己“爹”。
这个畜生徐贺君的表现，让我想起毛氏和毛共。它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爹”，凌驾于中华文化之上，又以“党妈妈”自居，凌驾于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上，这些做法，也与徐贺君异曲同工。中国人民遍体鳞伤，中华文化气息奄奄，儒佛道三条肋骨早已被打断。
古代和外国也有虐待、虐杀父母的儿女，但都属于偶发事件，一旦发现，举国震动。而“解放”以来，为了革命“大义”或蝇头小利而灭亲已经见怪不怪，虐待、虐杀父母事件遍地开花。
这一切也是拜毛氏及中共所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阶级丧心，民众就会随之病狂。加上一党独大制度和唯物主义信仰，更是贪嗔痴假恶丑的最佳培养液，让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一体同恶”起来。
五
中共其它领导人败于毛氏是必然的，那是小人败于恶棍；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也是注定的，那是君子败于小人。
在非正常社会或战乱时期，小人容易得势，恶棍反而成功。有思想有理论有“理想”的小人和恶棍尤为厉害，一般君子是斗不过的。要战胜恶棍，有两种可能：一是比他们更恶；二是成德成圣成为大人，在文化理论和道义各方面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象面对桀纣的汤武。
如果当时儒门有孔孟那样的“大人物”出现，对马列防之于初萌，拒之于未乱，后来的各种丑剧、悲剧和惨剧也有可能罢演。就是东海在，马列文化反人性、反道德、反文明的真面目被及时揭露，鲁迅们反民主、反常识、反中华的原形将早早暴露，中国人民就不容易上它们的当，它们要成气候就大不易，中共要坐江山就大不易。同时，毛共的参与者、毛氏的拥护者也会有所警惕，或者退出帮凶帮闲的队伍，或者帮起来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六
当时马克思主义恶果未显，世人不识其好歹，有情可原，但法家之恶，是略有文化历史常识者都了解的。自古以来，反儒家、反仁义的势力和政权都是恶的，没有例外。毛氏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反儒，但共产党中反儒反孔者众，陈独秀就是反儒“起家”的。
法家性恶论与马家唯物论及“社会关系论”结合，错上加错，恶上加恶。姑且不论毛氏的马家“修养”，他对法家和韩非子的推崇是强烈而公开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铸定”了毛氏的政治观和人生观，“铸定”了他铁腕和冷血。强调权术权势，治国以暴力加欺诈，为人特别冷酷无情，善于过河拆桥，逆者亡，顺者未必昌。
我曾经教导一文友人，如果你没有一双慧眼，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判断对方值不值得交往和支持，那就是看他信仰什么崇拜什么。如果对方信仰唯物主义之类学说，崇拜商鞅李斯毛泽东之类人物，啥也甭说了，赶快躲开去。
世人绝大多数缺乏知人之明和择法之眼，不能辨别英雄与枭雄、圣佛与盗贼、正见与邪见，不知枭雄盗贼及邪见的可怕。但五四和民国时期，儒家虽倒，根基未断，言论相当自由，国民被愚弄和洗脑的程度还不高，如果有大儒能够象现在的东海一样剖肝输胆地弘真理、辟异端，把各种道理讲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相信必有相当效果，必有相当的国民提前测知毛共和毛氏的可怕。
只要剥下马列主义的理论画皮，揭去鲁迅之流文化帮凶的面具，毛共及毛氏要坐江山将事倍功半，纵然坐上了，未必能再把马列捧上宪位，改良和转型起来就容易得多。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注定有此一劫。当时的儒家群体及广大“文豪”见识、才干、智慧和文化修养都有欠缺，或缺法眼，未能认识到马列文化源头的邪恶和危害；或缺水平，未能从思想、理论上对马列派反儒派迎头痛击；或缺心眼，对崇奉马列的政党及人物抱有幻想，都未能“见机而作”，消恶于初萌，救失于始兆。
当时最优秀的大儒熊十力，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错误有一定认识，但对毛共的社会主义仍不无幻想。熊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至于勾勾搭搭试图从中分一杯羹如郭沫若冯友兰之辈，就更不足道矣……
于是，理论冠冕越来越堂皇，道义形象越来越辉煌，国民热烈拥护武力超速壮大，毛共及毛氏想不成功都不行。仁义道德被当作吃人的东西彻底打倒，中国被当成了极少数人自由品尝的人肉宴，而大量不明真相的愚民争先恐后地往菜板上、刀俎下奔去。到了后来想不去也不行了，变成刁民暴民也不行，因为老爷们已经吃滑嘴吃上瘾戒不掉了。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