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明报》办成一张“喉舌报”又有什么好处？出卖灵魂得来的不是世间的富贵荣华，而是读者的唾弃，办下去有什么意思？
【看中国2014年01月16日讯】有人说，印刷传媒已为网上传媒取代了，《明报》换总编辑是私人机构的内部人事调动，何劳关注？我相信，网上传媒是资讯服务，追赶当下，报章还须是今日的舆论，明天的历史，网上传媒多么发达，也不能取代有公信力报章的地位。
有人说，《明报》还有公信力么？还是知识分子的报章么？查良镛的《明报》的神话不是早已打破了么？我认为，《明报》在它的悠长历史之中，在重要的时刻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从来都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动机纯洁，理想至上；查先生的《明报》从来都是动机复杂而机关重重的，如果《明报》发挥了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是因为在种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处事手法中，正面的力量仍能突围而出，负起使命。这股力量，来自香港人的期盼，来自不甘心放弃原则理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也来自中港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的现实。
有人说，今次《明报》撤换刘进图，不是事出港视发牌的重手报道，而是缘于张晓卿误泊薄熙来的码头，如今要用《明报》全面归顺来赎罪。这个说法的真确性暂且不论，但即使是真的，也不是新事物，仍然没有改变局势的基本元素，就是《明报》的价值，仍是在中港政治上，老板手中的一个筹码。
政治与商业利益的考虑
查良镛年代，也有人说，当年《明报》高调反对大丫湾建核电厂，是误信消息，下错了注。《明报》反对文革的立场，赢得了香港人的认同，但查良镛北上见邓小平之后，坚信中国及香港的繁荣稳定，最佳保证不是在于推翻共产党，而是在于支持中共的温和开放路线。最大的敌人是极左派，所以作为应对的策略，《明报》的“正确路线”就是以舆论为温和派护航。理论上这是无可厚非，但执行起来，就往往以避免造成极左派攻击温和派的借口为理由，压抑批评北京的“过激”言论或“负面”消息的报道。“顾全大局”的理念，令《明报》在有争议的事件上再三采取知识分子难以认同的立场。
查良镛的政治地位与《明报》在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之中的影响力分不开，他的政治目标因而左右《明报》的编辑政策与立场也是显而易见。如果关于撤换刘进图的“真相”是张晓卿的政治需要，那也跟查良镛时代并无二致。
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是同一逻辑。《明报》创刊的年代，报社一般专业办报，从销售量及广告入息获取利润。那个年代，经典问题：“谁来监察传媒”的经典答案是：公众，因为失去了公信力，这份报纸销量就会下跌，就经营不下去了。这个答案早已过时，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报业集团业务已要多元化了，随着大陆开放，中国投资的利润目标远远高出办报收入，报章几乎沦为附庸，报道内容以配合商业利益为上，起码也要避免伤害商业利益，中国新闻的“正确路线”也就不再是勇往直“言”。为大举中国投资而调整编辑方针这个因素，也不是新的。
出卖灵魂得不到富贵荣华
如果一份报章为了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必须严控编辑方针不出轨的话，照说总编辑的人选便十分简单：找一名靠得住遵从上头旨意，镇得住编辑员工的人便是。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样的总编辑，不会是办好一张有分量的报纸的人选。现在与过去，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忽然某某报不好看了，原因就是换了个专责自我审查的总编辑。我眼见《明报》也不乏这样的时代。出卖灵魂得来的不是世间的富贵荣华，而是读者的唾弃，办下去有什么意思？根本不能达到原先的目标：没有分量的报纸，是没有价值的政治筹码。
老板利益需要有分量的报章
《明报》尤其是。以往的查良镛，今天的张晓卿，甚至昙花一现的于品海，都是政治上、公共事业上有抱负有雄心的人，看中《明报》都是为了这个原因。聘用一名唯命是从的庸碌之辈，办一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的《明报》有什么好处？将《明报》办成一张“喉舌报”又有什么好处？官方喉舌报多得很，何必增多一张？如果嫌《明报》太不识时务，干脆结束了岂不更省事？
所以，大卫对哥利亚，大卫仍是会赢的，只要大卫意志坚定，懂得看准哥利亚也有弱点。因为《明报》老板的利益，只有办一份有分量的报章才能达到，而员工的士气与素质是关键，总编辑是否才德服众，是否处事公正，有足够的个人专业修养地位令老板不得不重视，则是能否吸引有质素的员工作出最大的贡献的关键。
港人会怀念今天的《明报》
《明报》新旧员工联署要求公司交代，要挽救的不是刘进图“老总”的职位，而是《明报》的公信力。公司高层不否认打算在大马调人来当总编辑，及调回北美总裁辅政。这些举措若成真，《明报》很快便再沉沦为一份人所鄙视的“喉舌报”，对公司对老板无益，对《明报》、对香港的传媒力量有害，呼吁其三思，实在在理不过。
忠言逆耳，不听又如何？我相信，《明报》会又一次进入黑暗时期。香港人会感受到黑暗的压迫，会更加怀念今天已绝不完美的《明报》，因为再不完美的《明报》，仍是无可替代，它好比一管港人治港、言论自由的寒暑表，尽管我们抱怨寒暑表告诉我们天阴有雨，没有了寒暑表，只会令我们对坏天气毫无预兆的侵袭更加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