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2月03日讯】与后面的明朝相比，宋代社会的国民收入与消费表现出相对的“高收入+高消费”色彩。富商的收入与消费难以统计，不过官员的俸禄、雇工的工价与小商贩的日收入，还是可以比较的。
许多人都知道，历史上宋朝官员的俸禄最为丰厚，以致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惊呼“宋制禄之厚！”北宋元丰改制之后，官员领双俸：“本俸”与“职钱”，其中宰相的月薪为本俸400贯、职钱50贯，此外，还有各种补贴，如“餐钱”（餐饮补贴）、“薪炭钱”（燃料补贴）、“刍粟”（养马补贴）、“傔人衣粮”（保姆补贴），以及“养廉钱”（职田租金）等，加起来不会少于600贯。宋朝一名知府（知州）的月薪——本俸、职钱加上“公使钱”（特别办公费）、职田租金及各种补贴，大概也有500贯上下，相当于年薪40万美元，跟美国总统的年薪差不多。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则采取了极端的低薪制，并且官员的薪俸以实物（粮食）计算、发放，正一品高官的月薪为87石大米，折成钱的话，大概只有34贯。正四品知府的月薪为24石大米，折钱则不到10贯。跟宋朝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惊。如果不是明前期的经济出现非常严重的大衰退，甚至可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还真难以想像这样的“低薪制+实物制”能够长期执行下去。
抛开生活得比较体面的宋代官员不提，来看处于社会底层的那部份宋朝人，收入又几何呢？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提供了一些案例——北宋诗人张耒的一首诗写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山民卖柴每日可得100文；北宋淮西的佣工，“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日收入100文；南宋长江渔民“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日收入也是100文左右；都昌县一名农妇“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也是日收入100文左右。这是农村人的日收入水平。
城市的情况：舒州官营酒务的杂工，“每名日支工食钱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资有200多文；饶州市民鲁四公，开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日收入100多文，不到200文；吴中也有两名市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每人每日也有100多文的收入；沧州有一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每日收入则不到1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鄂人，“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发现了，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宋代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
每日收入100文，一个月即有3贯，这个收入水平相当于明朝知县的月俸。另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的统计，明代城市佣工的日工价以30文为常价，农村佣工则以20多文为常价。到清代时，日工价才回升到50-70文。换言之，一名宋代佣工的收入，相当于一名明代佣工加一名清代佣工的收入。
当然单纯比较收入，意义不大。还需要考虑货币的购买力。在宋代，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每日需要20文。100文左右的日收入刚好能够养活一个五口人的家庭。而以这个收入水平，放在明朝的江南，则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因为明代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开销也就30两银子光景（约30贯钱）。显然，宋代的物价普遍高于明代。
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明前期几十年间，粮价竟跌至约300文每石，仅为南宋粮价的四分之一。表面上看，物价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实际上，粮价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经济发生大衰退，在经济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上面这些统计数据显示了一个确凿的事实：明代前期是“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的时代。历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费”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费”则是近代化展开的特征。从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费”转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费”，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