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16日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文革”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生正逢彼时，正所谓时也命也。
我1968年底至1977年初到位于海南黎族苗族通什自治州的乐东县某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称三师十四团)屯垦开荒种橡胶。年轻人聚在一起，青春年少，发生许多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知青聚会，均以回忆当年农场的人和事为话题，重重复复，在此仅记二、三事，与知青共享。
初到海南，五指山区的原始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少年轻狂，我也曾写“我们的路”的文章，极其轻浮高呼口号式地写道：“……大地为纸，汗水作墨，锄头做笔，谱写我们壮丽的青春诗篇。”抄在生产队的墙报上而洋洋自得。
但现实却十分严酷。
首先，农场是新建场，我们的工作是砍原始森林开荒种橡胶，清晨踏着山岚瘴气出工，冒海南热带40度高温，头顶如火的烈日作业，砍原始森林，震裂虎口，放火烧山、开荒、挖环山行、挖80×80×80的洞穴种橡胶。橡胶种下了，更要命的是挑水上山浇树苗，知青们歪着脖子，扭着腰，咬牙摇摇摆摆将百十斤重的水挑到山上，晃荡得所剩无几，为此不少知青留下腰椎歪曲的病患。如此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农场职工也吃不消，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更是苦不堪言，收工回来，满手血泡，浑身酸痛，像被剥了一层皮，肩膀皮开肉绽，体力严重透支，散发着汗酸臭味的衣服都懒得洗，根本无法完成每天的工作量。难得休息一天(当时是两星期休一天)，也要挖地瓜、收花生、割甘蔗，上山扛木头抬茅竹盖房子，累得站不直，用知青的话形容是：“北斗都朝南”。
其次，生产队处于黎、苗族山寨的深山大岭之中，生活条件较汉区更差，伙房似乎只会煮空心菜、耶菜、茄子，而且十来天固定不变只供应其中一种。信不信由你，空心菜老得可以用来捆柴火挑回家，茄子皮象塑料薄膜，大会战增加一顿木薯汤，当队里种的蔬菜一旦接不上，就把豆酱倒锅里用开水调稀，将浮在上面的虫子捞出来，撒几把盐，每人给一勺淘饭，整天饥肠辘辘，饿得双腿发软两眼发光。
随后，接踵而至的是海南湿热气候及瘴气所带来的特有的溃疡性皮肤病、疟疾、肝炎和各种传染疾病，个别知青为此长眠于海南大地。还有各类劳动工具及树头竹刺荆棘造成的严重创伤，出入会与无孔不入闻到任何气息即飞奔而来的山蚂蝗、红头黑尾比黄豆还大咬人剧痛的蚂蚁、30余公分长比大拇指还粗呈鲜红色的蜈蚣、或树上吊垂下来或挺起达一米高吐舌的毒蛇、藏在树洞里密密麻麻的蝎子相逢，尤其晚上去茅厕，经常会在手电筒的光圈里看见手臂粗的眼镜王蛇盘坐在粪坑里，恐怖之极。
几下招式，将“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所激发的豪情壮志拆解得片甲不留，毫无“战天斗地学大寨”的壮志。
偏偏遇上我们队长老康是个十分卖命的四川人，当兵复员到农场，没有多少文化，个头不高，颇为壮实，肯干而又带头作用，老康有的是力气，抡起3磅半的锄头轻松潇洒，如舞水火棍，遇到有树桩大石头的穴位，我们避之不及，老康“哼呀、哼呀”轻而易举就把它干掉，每天按质按量挖十来个穴，谁也不敢跟他较量。每当放火烧坝、烧防火带，老康总是第一个高举火把，摆出一付赴汤蹈火的架势，而我们一但点着干枯的树木，马上掉头便跑，管他是否已点燃全部着火点，老康却认真检查火场，总是最后一个灰头土脸地冲出已猛烈燃烧的火海。知青们都盼望下雨，只下一少会，也可以歇一下，但老康却不干，遇到下雨，就在山上大吼：“打于流打汉，抹于拼命看(大雨流大汗，没雨拼命干)，”气得我们咬牙：“跟着老康干到死为止”。
为了取得喘息的机会，想方设法装病是最普遍的手段，无病装有病，小病大呻吟。知青们各式各样的小病不断，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请假，老康十分生气，大声嚷嚷：“生病有什么了不起，完全可以干活。”终于有一天，他拉肚子，泻得他脸色发青，气若游丝，他在队里宣布：“什么病都不许请假，拉肚子除外。”其后，腹泻是队里发病率最高最常见的流行病。
当时，农场使用一种中草药制剂注射液，用于消炎，注射后，大部分人的针口处会红肿化脓，严重者要到场部卫生院住院开刀，得悉这一情况，不少知青如获至宝，相约商量安排好得病与痊愈的时间后，都报自己“屁股红肿”而得到休假，之所以能得逞，得益于队里卫生员梅县罗知青的配合，此君面慈心软，对知青一贯采取“包庇纵容”政策。但好景不长，不幸地被老康发现众多号称痛得不得了的知青，有的腆着“红肿屁股”到处串门，谈笑风生，有的一整天坐着打牌而屁股不痛，十分恼火，想找罗知青算帐，找出未注射而“屁股红肿”者，罗知青知大事不妙，马上迎上去：“队长，我正想找你汇报，现在有一情况十分严重，他们都注射了这种药，通通屁股红肿流脓，以后可能不会肿了吧?”老康干瞪眼，同时结束了知青们靠屁股而混得的逍遥日子。
当年在海南的知青，没人会忘记上世纪70年代正面袭击海南的那场台风。风从早上就一阵紧似一阵地刮，中午，已吹得人左右摇摆幅度超过40度，队里要求每个知青负责背一个家属小孩，趁风势较弱的间隙跑过小桥，集中到河对岸养猪场的山坳避风。下午，台风怒刮，山洪暴发，冲垮小桥，冲塌小发电站的堤坝，卷走猪场大小猪只，老康眼看全队一年到头唯一指望的猪肉被冲走，狂叫：“会水的，下去救猪娃。”眼前狂刮的台风就像一只无情的巨手，拨倒树林，捏塌山坡，抽打混浊的河流，使其掀起恶浪，继而扭出漩涡，人被笼罩在乌天黑地、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苍穹里，肝胆俱裂，恐惧地发出“人定不能胜天”的哀叹。曾经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畅游五队水库的知青，蜷缩在里外全湿透的军用胶雨衣内，谁也不敢承认自己会水，任凭老康嚎叫，装聋作哑。好不容易台风喘着粗气渐渐平息，我们若干个会水的知青，沿着山坡往上游走，从菜地下水，顺着水势斜游到伙房的门口上岸，钻进部分尚未倒塌的茅房睡觉去也，老康在对岸被气得哇哇叫。
我们聚会，谈到老康，一致认为：老康是个老实肯干的人，本质不坏，只不过处于那个年代，他也只有这样。
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的副连长是老高，山东退伍兵，他口头禅是“伙计”，我们也就叫他“伙计”。
某日，中午开工之前，全队聚在生产队的老野荔枝树下，等待天天读，有的昏昏欲睡，有的传着小道消息，称某农场的一个会计，因经济问题，在批斗会的前一天，逃入深山老林，两天后找到他，吊在树上，已被蚂蚁、山蚂蝗吃得差不多之类的流言，广州招知青提出：各种自杀手段中，上吊是最无稽的，因为吊的过程中，如果后悔不想死，可以随时双手抓住脖子上的绳子，引体向上，即可自行解脱。此言一出，大家纷纷加入辩论，有的认同，有的却认为：绳子一套进脖子，两眼即翻白，只有挣扎之功，再无举手之力，引体向上谈何容易。争论越趋激烈，招知青为证明自己的立论正确，挺身而出，愿在荔枝树上以身试行，但条件是一旦他翻眼，无论如何也要解救；二是打赌的赌资由原来的一罐梅菜扣肉罐头加码，改为两罐红烧鹅罐头，虽然赌资较贵，但十分刺激，大家马上来了精神，七手八脚把箩筐的绳子解下来，挂上荔枝树，在一阵高过一阵的起哄声中等看一场好戏，节骨眼上，老高从人群背后一声断喝“干嘛,干嘛，还不赶快天天读？”大伙作鸟兽散，戏还没开演即谢幕。若不是老高这家伙，这场戏演下去的后果如何，至今仍无法想象。老高已回山东，“伙计，你在家乡还好吗?”
1969年来了一批梅县知青，老曾混在其中。起初我们误以为是知青家属或带队的，原来老曾是社会人员，原在广州某工厂工作，文革前被送回梅县老家，没落脚的地方，随知青到海南。
老曾虽人到中年，仍安排到伐木班，与年青人上山伐木。班里有的人在山顶发现蜂窝，想掏点蜂蜜补补，谁知一动，群蜂攻之，捅蜂者不吭一声自己跑掉了，群蜂向山下狂涌，老曾与其他伐木人被追上，蜇得抱头鼠窜，有的跳进鱼塘泡在水中躲避，有的伏倒地下用衣服盖头装死，仍无一幸免，伐木班满营伤兵，只好下山撤回生产队，看见他们完全走样不成人形的五官，肿得奇形怪状的脑袋，我们毫无同情心地捧腹大笑，可怜他们痛苦不堪，呻吟不已。
过后，老曾走在乡寨小路，见一堆黑糊糊的东西，跨过的瞬间，“嗡”声骤起，老曾怪叫一声，拔腿狂奔，但不见“嗡”声追随，惊魂之下细看，原来跨过的是一堆牛粪，惊动了伏在上面的一群绿头大苍蝇，他瘫在地上哈哈大笑。老曾是“一朝遭蜂蜇，十年怕苍蝇”。
1976年中秋前夕晚上，老曾与广州李知青和普宁方知青，跑到花生地，点燃鞭炮丢进队里的鸡棚，将鸡轰出，抓之煮之，又煮了一锅花生，三人光着膀子，披潮汕方巾，喝鸡汤，吃花生，饮糯米酒，跳自编的黎族舞，相互取笑打闹，自取其乐。正当他们准备向大伙炫耀中秋之夜偷鸡未摸狗之事，传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合指一算，恰是他们载歌载舞饮酒食肉之时，三个家伙吓得再也不敢吭声。
其后，老曾随知青潮返回梅县，又再重返农场，总没安定，据梅县知青提供的信息，老曾已逝数年，不知他享年是否过六十?
我们到农场已是深秋，生产队的坡地长满了金黄的菠萝，某日清晨，尚未开工，老康扯着喉咙大喊：“全连集合”大伙冲到球场集合，神情凝重，不知发生什么重大事情，老康宣布：“连队的菠萝被坏分子破坏，一定要追……”嘎然而至，我们顺老康的目光，看见广州刘知青的嘴唇红肿外翻，宛如横摆着两片肥厚的红烧肉，谁都知道是吃了未沾盐水的菠萝引起的过敏，不打自招，大家轰然大笑，老康气得头顶冒烟，大喝一声：“解散”。之所以不再追查，因为刘知青是铁路工人子弟，老子不反动，儿亦不混蛋。
除了开荒种橡胶，就是植保了，要给橡胶林砍坝、补苗、施肥、锄草、除虫等工作，到林段后，各班都派一人负责找木薯，烤熟，供大伙休息吃。海南木薯无毒，个头大，可以生吃，亦可烤、可炒、可煮，清甜松软，且十分粗生，农场职工家属把木薯杆插入地作篱笆，即可生长，一举两得，只有黎族同胞小规模成片种植，黎胞木薯必然成为我们的目标。刘知青往往自告奋勇承揽烤木薯的任务，他凭气力与胆量，连拔带扛，跑回林段，从未失手，可每回烤熟了，他总是自己吃饱了，才满嘴乌黑地招呼我们。可见此乃是“偷吃从不用抹嘴”的典范。
知青们上山下乡，从城市到农场、农村(尤其到海南黎苗区及云南边疆，目睹当地仍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其社会状态及生活方式与城市的落差给心理带来极其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年轻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再教育，又处于当年政治环境下，多种客观原因造成的知青的各种遭遇，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更使知青们陷入绝望与迷茫，因此，知青们并没有按当年历史政策的主观意愿扎根农场或农村，更没有把农作视为职业，上山下乡长达十年，知青们仍想方设法通过招工、招生、顶职、病退等各种途径争抢回城。
我们返城之际，正值经济改革开放之时，注定我们步入中年之后，要面对与承受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因耽误十年青春，知青们的文化水平在原有的初、高中学基础上踏步，且没有一技之长，使之缺乏社会竞争能力，由此所带来的困扰与生活压力倍增。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