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23日讯】王炽,一代钱王，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王炽,1836年5月25日生于云南省广西直隶州（今泸西县）弥勒县十八寨（今弥勒县虹溪镇），卒于1903年12月25日。早年以马帮创业，1866年在四川设立天顺祥，开展银两及资金的转运承兑业务，因信用昭著，在全国15个省设立分号，在香港设分号，在越南海防设办事处。
1872年在昆明创立同庆丰为总号，各埠天顺祥为分号，是清末云南金融业的创始人。参股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捐资建书院、办学堂、修路桥，其子开办云南的电灯、自来水，建设石龙坝水电站等。
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云南弥勒人王炽的一生充满了奇蹟。曾经，钱王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巖却不知有王炽。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爱国忠君，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钱王。
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炽生于1836年，弥勒虹溪人（旧称十八寨），由于家境贫寒，14岁时又遭丧父之痛，因而不得不辍学习商。王炽16岁时，母亲变卖首饰得银20两，交于王炽。王炽用这笔钱从家乡虹溪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著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不久便攒下了百多两银子。这笔银子成了王炽扩大经营的资金，王炽由此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在建水、泸西、师宗、丘北一带往返贩运土杂百货。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至他20岁余时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
与一般小商小贩不同的是，王炽很快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须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年纪尚轻的王炽开始积极寻求官场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寻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蹟之路。
就在这时，灾难降临了。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后，宿有积怨的表哥与他发生冲突。在一场斗殴中，表兄被杀，王炽匆忙出逃，几经波折避祸于重庆。王炽见此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临街舖面一间，挂出“天顺祥”的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由于当时王炽的银资不过四五百两，做小买卖没有多大赚头，做大买卖又感到资金不足，于是他四处寻找融资渠道，想法与当地颇有实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伙人出资扩大经营，而王炽则组织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
据传，一次王炽的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到凹里时，遇到百余名劫匪，赶马人吓得四散逃命，但王炽却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指明要见匪首。匪首对王炽的勇敢机智大为赞赏，不但放走了王炽，还归还了一半货物与全部马帮。这件事传开之后，“滇南王四”名气更著，沿途各路山贼也对王炽马帮礼让三分，王炽的生意也更加兴盛。王炽看准这个大好机会，一方面借机树立声望，另一方面抓紧时机在叙府增设分庄，与席茂之合伙在昆明设立“同庆丰”商号。
王炽富而不惰，以身作则，亲自赶马运货到云南，又由云南办货至重庆，并在“天顺祥”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商舖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光绪初，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
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不出十日，王炽凑足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蹟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亦设有办事机构。
除此之外，王炽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设置“同庆丰”分号。自此，全国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均可在沿途钱庄凭票取款，“同庆丰”每年各省调济云南协调及省县解缴朝廷款项，便达数百万两之巨。“同庆丰”还在四川代办盐运，在昆明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余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有人认为王炽的钱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
王炽虽富甲全滇，但却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王炽在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不仅如此，王炽还仗义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钜，一时筹应不及的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振灾；见学子失学，便建义塾以教；见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见大渡河船渡常淹没人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供行人过江；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状元，王炽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兴文当”公款，一半奖给袁嘉谷这位云南首名状元，一半在拓东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状元楼。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锆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明义重德的商人本来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巖。
1903年12月25日，王炽在他创立的昆明“同庆丰”商号内溘然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68个春秋。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回到了故里——弥勒虹溪，安葬于青山绿水的十八寨。时光流逝，他的生命早已化为尘土，然而，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却一直流传于坊间，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一段最灵动的记录，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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