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
【看中国2013年10月12日讯】唐太宗李世民称帝之后，改年号为贞观。他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实行轻徭薄赋、蔬缓刑罚的政策，终于促成了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他任用李靖、侯君集等名将先后出兵打败了北方的突厥和西面的吐谷浑、高昌国，既解除了外来威胁，又拓展了疆域。以广阔的胸怀接纳了众多少数民族，他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唐太宗任用贤臣，虚心纳谏，即使臣子言辞过激，也不加罪，因此群臣敢于冒犯龙颜，直言 唐太宗治国得失。太宗在纳谏时展现了千古明君的坦荡心胸和从谏如流的品德，他曾经对公卿说：“人想看见自己的样子，一定要藉助明镜。君主想自己知道过失， 一定要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贤，大臣阿谀奉承，刻意迎合，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怎能独自保全？希望你们勇于进谏，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藉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
贞观四年（630年）四方各民族首领要给唐太宗上尊号，称他为“天可汗”。太宗谦逊地说：“我是大唐的天子，又要负责可汗的事务吗？”朝廷群臣及各族首领 一起高呼万岁。由于得到了各方首领的认可和拥戴，从此以后，太宗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都自称“天可汗”。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虽然能平定中原，却不能臣服戎、狄，而使夷人滞留中原，甘愿事君者就更为少见。太宗因此询问手下﹕“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是功绩却超过了前代帝王，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由，请诸公能直言相告。”大臣们纷纷称赞太宗的英明如同天地日月。但是，唐太宗却说：“不对。我能够超过前代的帝王，是因为我具备五种品德。自古帝王大多妒嫉胜过自己的人，然而，我看见他人善良的品德，就如同自己的优点一样珍惜。我看到他人的能力，自己不能兼备，我常常放弃他的缺点，而采用他的长处。君主往往引进贤能的人，就想把他置于自己的怀抱中；罢黜不肖之人，就想把他推下悬崖。而我尊敬贤能的人，怜悯不肖之人，这样贤能的人与不肖之人各得其位。很多君主讨厌正直的人，暗地里进行杀戮，没有哪个朝代能避免。自从我做皇帝以来，正直善良的人，比肩于朝，没有一位被罢黜的。自古以来，中原的皇帝皆重视华夏民族，蔑视夷、 狄少数民族，然而，唯独我爱之如一，所以他们依恋我，就如同依恋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五种品德，使得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贞观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
日本京都古城的唐式建筑
在贞观王朝的倡导之下，初唐的商业经济出现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国际大都会。
贞观时期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仿学习的对象。唐朝的对外交往四通八达，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丝绸之路再次承载了文明交流的重任，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也是在此时传入中国。
受唐文化影响最大的邻国是日本和朝鲜，日本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遣唐使”的影响下发生的。时至今日，漫步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仍能感受到大唐文化的气息， 从日本的建筑风格乃至生活习惯可以看出，日本是当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唐朝文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