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14日讯】（看中国记者鹿鸣综合报导）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9月9日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办理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解释共有十条，规定了八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规定，诽谤信息被转发达500次便可判刑，行为人可能因此入狱三年，将钳制网络言论运动推向法律层面，遭到舆论和律师界的强烈抵制。
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解释还规定，利用网络诽谤他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案件不适用于“不告不理”原则，将由公安机关直接介入。这一司法解释在中国有等同于人大立法的效力，于2013年9月10日起施行。
媒体反击：对现行刑法的“亵渎”
两高出台“法律严惩网络诽谤”的解释之后，一些敢言的大陆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质疑和反击。
《经济观察报》在解释出台的当日刊发资深媒体人陈杰人的长文评论，称匆匆出台的司法解释，是一种“应景之作”，有严重的政治化色彩，是对现行刑法的“亵渎”，也是对广大使用信息网络的民众的“威胁”。评论认为，这个解释所规定的“点击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的犯罪标准过于草率。其次，“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七个标准也“语焉不详，无法操作”。评论还称，这次解释硬伤重重皆因其背景有严重的政治化色彩。在这次公安部主导的“净网行动”中，警察违法类推，有扩大化抓人之势，而两高作为法定的制衡机关，不仅不坚守法律底线，反而为公安机关“背书”，这种政治化的司法行为，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也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准则。
《南方都市报》则在微博发表看法：“一个国家如何对待言论，尤其是不那么正确的言论，是为国家宪政法治成色的风向标。‘两高’司法解释效用如何或有待后续观察，然不能因此而堵塞言路却是必须。子产不毁乡校，包括转发量超500的乡校。”《南方都市报》的此评论也被《青年时报》等媒体转发。
北京《新京报》官方微博发表评论称：“两高司法解释称，诽谤信息经点击5,000次或转发500次可构成诽谤罪。熟知互联网的人知道，所谓“点击”“转发”是可操纵可注水的。按此标准，水军乃至普通网民都有能力轻易陷人于罪。犯罪认定不可儿戏，公众有理由忧虑。”
海外媒体也纷纷报导两高这一司法解释。
法广报导称，最新的司法解释，将最近的网络谣言治理运动的大抓捕合法化，并以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了空前严厉的入刑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是真相还是诽谤，是恶意还是无意，全由官方说了算，这为当局任意抓人和打压言论大开方便之门。”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联合发布的新的司法解释，给北京长期控制网络舆论的努力提供了另一种法律基础。《彭博社》认为，北京把法律当作“惩罚人民的工具但这不能持续长久”。
《美联社》报导，中共“把刑事起诉门槛降到历史最低”。实际上，“北京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幌子收紧了对于网络言论的控制”。《美国之音》的评论称，此举“敲响了中共法治的丧钟”。
法律界人士：司法解释是越权立法
两高解释也解释遭到中国司法界人士的质疑和反弹。众多律师认为，两高实际上是将法律沦为暴力，为公安背书。无疑将成为本世纪立法和法治的笑柄。
大陆著名律师童之伟公开表示，将刑法293条寻衅滋事罪条款中的“公共场合”扩大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实际上是立新法，依宪法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立法或立法解释来进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无权这样做。南京律师耿仁文也支持童之伟律师的观点：“网络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应由全国人大界定。”北京的杨学林律师则公开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开会，予以制止。
上海的孔涛律师认为，越权立法，说轻是篡权，说重是造反。大陆大律师陈有西也认同说：“如果将司法解释权降低到发个行政文件一样容易，是国家司法权矮化，不能守护社会基本底线的表现。根源还是司法不独立，不能守护民权，强势政府，弱势法院。公安的权力高过法院。如有宪法法院，对越权解释可直接审查判决无效。”
《财经网》博客10日刊登著名法律学者徐昕的评论文章认为，“两项扩大解释明显超越了立法，属于越权解释”。他说，“该‘解释’将网络空间推定为公共场所，突破了立法的明文规定，扩张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以寻衅滋事罪惩治网络谣言，是公权的肆意滥用，危害远甚于谣言。”
浙江温州的朱祖飞律师认为寻衅滋事网络化，再次见证了两高司法解释违背了正义之法，将法律沦为暴力。律师梁翔鹭道：“法律不是真正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反而它总是一群恶棍挥舞的棒子。”
法学博士“龚克的功课”认为，所谓“诽谤信息点击浏览超过五千次、转发达到五百次以上可判刑”，完全不考虑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规模，完全漠视当事人主观预见能力，“社会危害性”从此不是行为本身能决定的。这才是最危险的方面。
广东有律师事务所仗义执言公开质问：“现在出解释，之前凭的什么抓人？”还有人分析提出质疑道：“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范畴。按照两高的介绍，微博谣言属于诽谤言论，公安机关无权自行逮捕相关个人，除非有人起诉。可是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发生公安机关滥用职权呢？”
网民愤怒
两高司法解释一出笼，冷清了数日的网络即刻沸腾起来，被激怒的网民纷纷叫板两高“解释”，要以身试法，争做抗法第一人。知名女主持人胡紫微也留言称：蒙网友不弃，也偶有微博转发过500。以往微博一条不删，大刑请便。
著名评论人五岳散人也认为，“这东西解释了跟没解释其实真没太多差别，就像想跨省抓你，跟你是否实名没啥关系一样。这个解释的执行不取决于官方的雅量，取决于看守所的容量。”
由于转发超500可能就犯罪了，因此网络上开始出现了各种免责声明，网络大V们也纷纷发表各自的免责声明，并借此嘲讽“两高”的有关司法解释。例如新浪拥有39万粉丝的“摆古论今”当晚写下这个免责声明：本人写的任何一条微博转播量不得超过499，次，任何人均无权将本人所写的微博转发超过500次，凡超过500次的均不是本人意图的真实体现，凡由本人微博引发的一切刑事责任及法律纠纷都将由转发第501次及以后的全体网友负责，另外阅读不得超过5000次，请广大网友们理解！海涵！宽容！求你们了！
官谣算不算谣言？该当何罪？
两高司法解释公布后，网民也纷纷指出，依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其实两高解释更适用于中共自己，一贯传播官谣的政府和媒体更该治罪。于是，官方发起这场打击传谣运动后，民间开始向“官谣”挑战。网民呼吁要转死官谣，互相提醒呼吁对新华社等发的官谣大家要多多转发，送他们去治罪。
《法制日报》9日发表题为“不能任由‘官谣’消耗法治公平”发表评论，称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一度称污蔑；视频揭穿治超办用拳“文明执法”；公务员现不雅照，官方否认其身份……官员公然撒谎则是为了维护虚假形象。官谣产生的危害性比“民谣”更大，打击网络谣言更应从治理“官谣”做起。
《经济观察报》则在微博上推出，人大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新京报》专访，《谈官谣危害远大于以讹传讹的“民谣”》。文章说“官谣”这种由政府发布的误导性信息，实际上就是某些部门负责人有意误导公众，危害远大于以讹传讹的“民谣”，发布“官谣”的责任人应受到与恶意散布民谣的老百姓一样的惩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中央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王占阳教授也表示：“新华社错报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赢家，说是东京被淘汰出局，实际是东京是赢家，这算不算造谣？要不要警察抓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网友出错就算造谣？就要抓人？这是什么道理，能讲通吗？”
网民也就官媒错报奥运会主办权赢家一事质问“两高”：按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官媒行为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七种情形之一：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这一不折不扣的官谣，传谣的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怎么算？500和5000的上限都突破了，它们该当何罪？
《财经网》就如何看待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在网上搞了一次读者调查。尽管该调查刚刚展开，但调查结果却会让“两高”感到尴尬。在问及哪些网络平台上见到的谣言最多时，选择“中央及地方新闻网站”的读者占72%；而在选择社交网络平台上经常传播谣言的是哪些账号时，有64%的读者选择“机构认证账号（政府、媒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