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发明“营养性死亡”，为 “大饥荒”洗地
【看中国2013年09月07日讯】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文，称中国“三年大饥荒”时代饿死数千万人不是事实，只有250万人死于“营养性死亡”。孙经先此番言论遭网友炮轰。
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92期上刊登了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称中国的大饥荒年代，只有250万人是“营养性死亡”，他认为很多研究者所称的饿死数千万人不是事实： “3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是‘营养性死亡’现象，‘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饿死的只是一小部分”；文章发出后“营养性死亡”迅即成为网络热语，再引网友“拍砖”。
律师吴革表示既然官方学者称数字不实，因此呼吁官方公布数字：“3600万人，如果官方说是谣言，请公布具体数字以澄清民众疑惑！” “灵敏7001”表示：“饿死就是饿死，不要搞文字游戏，要彻底否定大跃进，我们才能真正反思，不再做愚蠢事情”；旅美知名作家李江琳愤怒表示：“发明这个词的人早晚遭报应，哪天轮到他们‘营养（过剩）性死亡’时，别忘了那些被他们一笔勾销的冤魂。”
德国之声查阅相关资料，早在2011年孙经先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主办的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文章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至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其后他还曾撰文《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数篇相似主题的文章；与孙经先相似的学者并不鲜见，今年5月，中国官媒人民网转载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早前发表在《红旗文稿》杂志上的文章，文章称颂毛泽东功绩外，也指“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中共建政者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爆发了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由于中国当局封锁这段历史，近年有为数并不多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最为著名的为中国学者杨继绳的作品《墓碑》。书中记录有3600万人死于大饥荒时代，这本书在中国内地为禁书；2011年9月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冯客在这本书指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另早在20多年前，因受“六四事件”影响流亡美国的民主人士、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当年根据赵紫阳指示，曾对“大跃进死亡”做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4500万。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
杨继绳回击：“如果不是饥饿，缘何人吃人？”
就孙经先指“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杨继绳于2012年9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予以回击；孙经先最新的《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文章发表后，杨继绳在其个人博客上重新上传早前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再次表明态度。
杨继绳表示他的作品中的饿死3600万人的数字有着坚实的调查基础，并通过列表给出数字来源等，其中很多是来自中国官方数据，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他亦曾走访当年四处仍健在的两个人张庆五和王维志，张庆五表示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个人估计是两千多万；王维志计算的结果则为3500万人。
本文章翔实数据之外，杨继绳在文章中还披露史实：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他们三人将这个报告送周恩来，周看了后没有否定，但指示销毁这些数据。刘少奇亦曾直言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杨继绳还表示查阅中国当时各地资料，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杨继绳怒问孙经先“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政体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藐视生命”
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首先批评孙经先及类似的御用学者罔顾事实，其发明的“营养性死亡”等，成为一个时代中“学者媚权”的荒谬记录：“我想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基本属于挑战常识一类的。”
章立凡认为需要警示的是这么多学者不断出来为毛泽东的独裁及错误洗地的深层原因，官媒人民论坛不久前还曾推出“需要有权威的领导人”论调，而这些文章即是御用学者揣度圣意后发出的声音：“他们还希望再出一个毛泽东，才能挽救红色江山，可能有一部分人重新鼓吹新权威主义。”
章立凡也认为御用学者不断在玩弄数字，与独裁统治者如出一辙，斯大林曾言“死一万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是数字”，而毛泽东与斯大林等有本质的相同之处，就是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独裁政权、集权主义就是把人看成数字，毛泽东一向玩数字，整人也要有个百分比，动不动就讲中国人口多，好象来原子弹都不怕，死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建立共产义家园，他就是这种思想，其实这种政体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藐视生命、藐视人的价值。”
章立凡也呼吁官方开放“大饥荒”档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公开所有大饥荒档案让大家去查，没有这个作为前提，弄一些数字游戏没有什么意义”；他也呼吁“大饥荒时代”的幸存者及家人，能通过讲述个人史来还原历史脉络，这些都将成为对御用学者违背常识说法的最有力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