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27日讯】当人们步入中国古代诗苑会惊奇地发现：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远起魏晋，近至晚清，历代士人皆有咏寺院、佛理、禅机之诗，而历代诗僧也多有写社会、生活、自然之作；上达帝王，下至庶民，工诗者多涉佛教经义，佛门中亦不乏传世之作。仅新近编纂的《中国历代僧诗集》就收录数千名诗僧的两万多首僧诗。而历代诗人所写的语涉佛理之作、以佛典入诗之作和以禅喻诗、借诗明禅之作，其总数则大大超过诗僧们的诗。
僧人与诗歌
佛教在宣传教义中常使用一种与中国古体诗相近的形式，称为偈(jì) ，它由固定字数的4句组成，种类较多。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七言一句组成的“别偈”为主要的两种偈之一，它与汉以前的四言诗和汉以后的五言、六言、七言诗极相近。其创作出自“灵感”，与诗人的创作冲动极为相似。有的偈还成为传世之作。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支遁、慧远、鸠摩罗什所作示法偈、喻道偈就属此类。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禅宗六祖慧能的示法偈。慧能本不识字，在听完神秀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后，他口述一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比喻贴切、新颖、生动、耐人寻味，且诗体与五言绝句已相去无几。正因为偈与诗极相近，故会说偈的僧人，作诗也就不难。
偈与诗的结合又促进了诗的通俗化。它自成一体，作诗者蔚然成风，这在我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时期——唐代及稍后一段时间里表现尤为明显。唐至五代，有据可查的僧人诗集就达40余部，出现了以王梵志、皎然、齐己、贯休、寒山、拾得为代表的一批诗僧，诗作丰富，成就斐然。例如皎然曾作“真我性无主，谁为尘识昏”(《禅思》)，“夜闲禅用精，空界亦清迥”(《答俞校书冬夜》)，说理深刻，对仗精当。齐己曾写“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早梅》)，“月华澄有像，诗思在无形”(《夜坐》)，细腻生动，寓意深刻。贯休书“闲担茶器缘青障，静衲禅袍坐绿崖”(《山居涛》)，动静相应，情理交融。
到了宋代，诗僧承前启后，成就卓著。智圆作《赠林逋处士》诗“风摇野水青蒲短，雨过闲园紫蕨肥”；契嵩作《寄月禅师》诗“闻道安禅处，深萝任隔溪。清猿定中发，幽鸟座边栖”；摹写自如，清丽真切，以动喻静，动静相应，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是写不出来的。此后，元明清三代的诗僧也有不少佛理诗、禅趣诗、山水诗以及抒怀、酬唱之作，其中有不少诗作，诗思高妙，诗境幽远，诗调清新，颇为可诵。
诗人与佛教
有不少诗人对佛教有所研究，能较好地以佛教语言、典故、禅理入诗。佛语有特定的含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巧妙运用，不仅给诗注入了新的语言，还扩展了诗的意境。佛典产生于特定环境，一个佛教典故就是一个深藏哲理的故事或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佛典入诗，一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文学和佛学造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诗的高雅格调和深湛意象。而禅理的论说方式，如说理直接了当、明晰透彻、问答迅捷，不落迹象，往往一语道破真谛，言尽意无穷，这种思维方式进入诗歌创作，必然使作品在抒情、说理、寓意的结合上更趋完美，达到新的境界。
唐代王维作《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白居易作《感悟妄缘题如上人壁》：“弄沙成佛塔，锵玉谒王宫。彼此皆儿戏，须臾即色空。”此外，贾岛的“禅庭高鸟道，迥望极川原”，王勃的“萝幌栖禅囊，松门听梵音”，苏轼的“五蕴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岳尽圆融”，黄庭坚的“禅心默默三渊静，幽谷清风淡相应”，明代唐顺之的“慧月秋逾彻，泥珠夕便鲜”等，灵活运用了佛语、佛典，增添了诗歌的意趣，摹写鲜明生动、别开生面。语汇的增加，也为诗人更准确、更深入地表情达意创造了前提。
魏晋以后，许多文人学士都研习佛教，有的甚至皈依佛门或曾出家为僧。当然，他们接触、学习、崇奉佛教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因病缠身，无望时自寻希望；有的想修身养性，居世俗求超凡；有的为摆脱困境，踏新途觅解脱，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最终都有了新的收获。这在历代诗人的诗中均有体现。不少文人学士同僧人是好朋友，在长期接触交游中，多有唱和之作，这不仅促进了儒释的融合，也拓宽了古典诗歌的题材，增添了不少意趣。特别是唐宋时期，文士同僧人的交往既广且深。诗人在诗中多有赞颂之词。如李白《赠僧崖公》：“江渍遇同声，道崖乃僧英。说法动海岳，游方化公卿。”白居易《赠草堂宗密上人》诗云：“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宋苏轼《次韵参寥寄少游》诗云：“素与昼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圆。”
佛教在丰富我国古典文学内容、扩展其领域及为其发展增加活力和养分这一点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