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5日讯】在我的一篇关于文革的文章中，我提到一件事——文革中有些女知青在招生、招工回城时，遭到一些有权决定她们命运者的玷污。这激怒了一些人，她们跟帖时骂了我好一通，然后反驳说，玷污女知青当时要受到重罚，谁敢做这种事？
我这里要指出一下网友的逻辑瑕疵：一种行为，因为会受到处罚，就没有人去做吗？杀人放火之类，自古就不被允许，轻者坐大牢，重者杀头，难道这些犯罪绝迹过吗？说一种行为不被允许，会遭到处罚，就无人去做，不存在这种现象，逻辑上说不过去。
重要的是，这几位网友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文革中玷污女知青为何要重罚，有关政策是何时出台的？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出台，已经是很晚的事了，那时有些早早（文革前）下放农村的知青，已经在乡下呆了五六年、六七年，在此之前，官方并没有这方面的严格规定。而这一政策之所以会出台，恰恰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玷污女知青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引起了知青家长和亲属的极大不满，并惊动了高层。用如今的话说，当时某些基层权力者对女知青的玷污，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维稳”的政治问题，高层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打击了。
这从文革中到处张贴的判刑布告中，亦可看出一斑。现在有些人，把文革吹得天花乱坠，胡诌什么文革的中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革中那些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刑事布告，恐怕就能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些公开张贴的刑事布告清楚表明，文革中的刑事犯罪现象同样非常严重，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各级专政机关，才会每判决一批刑事罪犯后，就把判决印成一张张白底黑字的大布告，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以震慑其他潜在的犯罪分子。这种布告隔三岔五的就会张贴出来，有时一两张，有时三四张，有时一长溜的有七八张。每张布告上约印有三四位罪犯的姓名、犯罪事实简述，判决结果，相当于压缩版的判决书。这些布告都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上往下排列，排在上面的经常有死刑犯。有时判死刑的人很多，整张布告上全是死刑犯，姓名上面都打着红叉叉，远远望去一片红彤彤的，令人触目惊心。那时刑事犯罪的主要种类也跟现在差不多，无非是杀人、强奸、团伙抢劫、偷盗等等。有意思的是，那时的布告上也出现过组织卖淫罪，虽然只是极为罕见的个案，并且，主谋“妈咪”和几位主要的卖淫者，无一例外的都叛了死刑。湖南益阳一家旅店的女负责人，就因为组织服务员卖淫，吃了枪子。
文革期间的刑事布告中，有一种与性相关的犯罪，经常会出现，也因为在那个禁欲的年代中，这种犯罪粘上了“性”字，布告围观者众。这即是破坏军婚罪，指男人诱奸和通奸了军人家属。在文革的中前期，涉及男女关系之事的犯罪行为，除暴力型的强奸（包括性侵犯未成年人）罪之外，主要就是破坏军婚罪了。至于诱奸或通奸女知青，文革中早期的刑事布告上，几乎找不到这类判决案例。
但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除破坏军婚罪外，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刑案判决布告里，开始出现以“破坏知青上山下乡”为主要罪名的“流氓犯罪”案例，而且犯罪事实也与破坏军婚罪相似，指男人诱奸和通奸、而不是强奸了女知青。尤其是到了文革晚期，在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之后，将诱奸和通奸女知青与破坏军婚罪等同视之，加重处罚这类犯罪的案例便越来越多，在当时的刑事布告中，有关判决也越来越显眼。为何到了文革晚期的时候，因玷污女知青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越来越多？就因为知青问题之严重，在李庆霖事件之后，已彻底浮出了水面。
李庆霖是福建莆田人，年轻时曾当过中学校长，1957年划为右派后，被贬至一家乡村小学任教。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在农村口粮不够、无钱购物看病等，心力交瘁，琢破釜沉舟，冒着胆子冒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知青生活之悲苦。他的信不算长，现全录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很快，也就是李庆霖的这封信发出四个月，毛泽东给他回信了，如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4月26日自由、幸福
李庆霖是个右派，教小学的小人物，他给毛泽东写信，不使用“最敬爱的”或“敬爱的”尊称，而是“尊敬的”这种不带情感色彩的称呼，现在看起来无所谓，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大逆不道了。他在信中说自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还用给毛上课的口吻，多处告诫毛应该怎么样，这些加起来，足以叫他掉脑袋。我知道的那时许多以“恶毒攻击”为罪名的反革命，大部分人的“恶攻”用语都没有李庆霖这么严重，但其中的不少人都判了死刑。李庆霖被划过右派，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但他还是发出了这封信，这表明当时的他已经绝望悲愤到了何等地步，他无疑是豁出去了。
奇怪的是，收到信的毛没有不悦，还很快给他回了信，给了他3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更奇怪的是，这封信竟然到了毛的手上。文革中，给毛写信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这些信能到毛手上的凤毛麟角，绝大部分都在中间被过滤或挡住了，李庆霖的信可以说是个奇迹。
这其中的原委，就在毛回信中“全国此类事甚多”的话语里。这段话表明，在李庆霖写信之前，毛已经非常清楚知青的状况，知道知青生活的种种不堪，已经是全国范围的事。所以他才会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行事向来善于抓典型，现在李庆霖的信来了，毛立马抓住了这个典型，也接受了李庆霖的满腹牢骚。李也因此躲过一劫。
毛已经知道的基层社会之事，他周围那些高层大员自然也早已了然于心，清楚知青问题已经有多严重。因此，他们没有拦下这封信，而是把它交给了毛，也就合情合理。
后来披露的资料表明，李庆霖的信是四人帮呈报给毛的。这也好理解，以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当时守在毛身边，能够把李庆霖的信直接送到毛那里的人，也主要是四人帮那几个了。而四人帮愿意这样做，有一个政治上的算计，那就是他们想借日益严重的知青问题，打击刚重新上台的邓小平，以及周与邓重新扶持起来的一批“正在走的走资派”。说实话，文革中的知青问题是长年累月累形成的，邓小平当时刚上台，把知青问题与他含沙射影地扯在一块，借李庆霖打邓，确实不怎么地道。但宫廷政治就是这么肮脏，不肮脏就不是宫廷政治了。
在这场宫廷政治的大戏中，最可怜的还是小人物李庆霖、李给毛写信，虽然躲过了第一劫，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可后来他被四人帮利用，到处作报告“反潮流”，反击走资派的“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一倒台，他终究还是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被判了无期徒刑。
李庆霖写给毛的信，语言完全与当时的风格相反，充满悲情和绝望，还不乏冷漠、讽刺、挖苦和自嘲，对毛也缺乏任何感情表白。他的信中披露的知青生活状况，完全可以用一贫如洗、走投无路来形容。读完这封信，人们很难回避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当年知青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当时的中国农民，日子过得是多么的困苦。此外，他的信还披露了一个情况：文革中的中国官场，也已经很腐败了。这些腐败表现为“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表现在“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也表现在底层民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如今的中国，腐败已完成“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贪腐的钱财越来越多。但就腐败形成的权力结构，腐败的世袭与小圈子特点，甚至腐败者所用的借口、托词、高调语言等等而言，现在中国官场的腐败，在政治上可以说与四十年前一脉相传。
李庆霖的信，用今天的眼光看，就叫做“文革原始资料”。这种原始资料还包括上面所说的大街小巷张贴的布告、当时的大字报，知青所创作的小说。诗歌、段子等等。它们与高层集团文革中的文献一起，构成了关于中国文革的最真实的历史画卷。现在的中国人，为文革争破了头皮，可它们争来争去的东西，大都是一些基于意识形态的隔空喊话，远不如这些原始资料来得生动而又靠谱。依我看来，大家伙还是做点实事，多收集和整理一些这类原始资料为好。有了大量的这些原始资料，大家伙再来认真读一遍，心里就会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知青又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