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10日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大陆媒体和外界对中共接替胡温的习李班子在政治改革上给予了很大期望，认为新王储习近平定会在政治体制方面打动干戈，把中共逐渐引向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去。可是事与愿违，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却陆续抛出一系列保守甚至倒退的思想和政纲，如‘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中共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不能否定毛泽东）、‘七个不要讲’和‘十六条’（尽管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等。另外，习近平还对毛泽东和苏联解体做出了‘左’的表述，并欲大搞毛泽东式的整风和群众教育运动。北京这一‘向左转’的趋势，令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和外界大所失望，中国政坛出现一片肃杀之气。不仅如此，前不久，中国思想界保守派还对‘宪政’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围剿，在媒体和网路中引发了一场所谓的‘宪政之争’。在北京掀起的这次‘倒宪’和‘文革’思潮（如杨晓青斥宪政属资、刘亚洲将党性神化、解放军报发明‘宇宙真理’和刘小枫称毛泽东为国父等），绝非偶然现象或个别学者文人的一时冲动所为，亦非中共内部某一势力擅自妄为之举（如外界所传只是刘云山等左营人物之举），而是中共（由太子党领衔的）整个权力层（包括习在内）在思想上深思熟虑的一场‘清道’运动。‘倒宪’是中共继讨伐茅于轼之后所发起的又一次意识形态攻势，是北京为坚持其一党独大的‘中国道路’而打造相应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何‘向左转’（把新君习近平一厢情愿地臆想为宪政改革推手的看法是幼稚可笑的，正如当年对胡温体制的幻想一样）？中国思想界为什么会出现倒宪思潮？‘宪政之争’反映了什么和对中国政治发展有何影响？笔者将试着从政治社会学的某些视角即借助对中国当下社会结构与政治（政治的社会根源）、中共权力层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族群（权力精英阶层）、中共主流和非主流思想（意识形态铸造）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社会的不公与‘左倾’
目前在中国大陆学界和媒体中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推行其‘左’的路线的一大原因即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对中共的现行体制和治国现状不满，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凌驾于百姓之上和由社会不公所导致的阶层等级日益固化的不满。这一不满严重影响了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北京逻辑地往左的方向倾斜。
在现今中国大陆，政府官员的心思和作为不是为了给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尽量多的捞钱和凌驾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官员贪腐和欺压百姓成了家常便饭，社会对此则毫无反制之力。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成了让百姓畏惧和厌恨的太上皇。尽管中国每年发生上万起的群体抗议或暴力事件，但政府官员职能的低下和社会不公现象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由此，民众中很大一部分人则自然而然地怀念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光景（尽管这只是一种模糊而象征性的记忆），希望‘回到’像以前那种没有太大等级差异的体制中去。这就让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上的‘毛左’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并在北京高层的决策制定中不断赢得份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张明澍在其〝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的一个研究专案中发现，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占51.5%，右的占8%；而且，‘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等等。从张明澍的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中赞同左倾思想的人比例不小，而支持自由知识份子要求变革现存制度的人却占很少的分量。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左倾’现状，亦为北京现行的所谓‘新毛主义’路线提供了社会和民意的基础。据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的估计，在对目前中共高层决策影响最大的‘红二代’太子党中，保守和反对变革的人占绝大多数，而支持宪政改革的所为‘普世派’却顶多占10%左右。可见，中国朝野在意识形态上向左倾斜的程度有多大。
习近平近来搞的一连串的反腐、整党治军（如提‘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党群关系）等运动，亦即是北京为进一步笼络民心和换回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尽管这种类似毛时代的作法在中共历史上从未收到过什么实际的效果）。在不选择走宪政改革道路的前提下，中共目前在意识形态上寻找政权合法性的路径则只有‘共产主义’（平等乌托邦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条，亦即宣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梦’和‘强军梦’等。这是在中共政治权力有效性（即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财政和政策能力）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北京唯一能挪用的合法性资源。通过在党内和军内的反腐和整风运动，中共可以淡化和减低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和官民之间的对立。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等主权争端中持较之以前更为强硬的态度，亦可让北京有机会把民众对中共的不满转移到国际冲突中去，从而增强社会与政府的凝聚力和激起民众对国家的‘忠诚’。而中共要继续打‘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的初级形式）这面旗帜，就得祭出毛泽东及其路线来，就得大批和特批一切西方的舶来品如‘宪政’等（这是中共的一个意识形态逻辑），以证明中共的政治经济制度至今仍没有因为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即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践）而变色变质，中国仍然是一个讲求‘经济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并‘没有也不想’成为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权贵阶级，等等。
‘太子党’的情怀与利益
中共现领导班子推行‘左倾’政治路线（至少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表述上）的另外一个原由，应该与其成员的出生、成长、信仰、地位和所代表的利益族群有关联（即人的社会化决定其观念的形成和行为的趋向等）。
中共政治局现任七常委中大多数人都属于中共的‘太子党’或‘红二代’，例如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张德江和刘云山。这些‘太子党’们从小就生活在中共高层权力圈里，接受其父辈的政治薰陶，且受益于其享有的丰厚特权地位。他们的父辈虽然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尽迫害和批斗之苦，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但是他们却从未失去过对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的认同和信仰。
‘红二代中的更多人把自己视作党产。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
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打下的江山直接关系着这些红色后代们的命运和福祉。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夺取政权的成功，就没有他们这些后生们掌握国家大权的今天。用姚监复的话来说：中共‘太子党’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因为这是能保证他们接班的‘命根子’；‘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们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的老子跟了毛泽东打了天下，所以他们才能坐天下。’不管是从出身和成长道路还是从利益和感情方面来讲，‘太子党’都对毛泽东及其政治道路有着深层的牵连或眷恋，都对之有种类似宗教式的‘忠诚’。正如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活动中所讲的那样：‘我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而中共高层提‘两个互不能否定’论和搞毛式整风与群众运动，则表达了中共‘红二代’实权人物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和路线的别样情怀。
‘太子党’和官后代们不仅在感情与思想上与毛泽东及其路线难以割舍，而且在利益上也无法与毛泽东所缔造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分割。正是这个一党独大和专权的制度，才让中共太子党和官后代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在权力、机会与财富等方面最具优势和实力的阶层，即成为瓜分和垄断社会资源和独占中国大众劳动成果的特殊权贵利益集团。他们是1949年后毛泽东等中共建党元老们所建立的专制政权的最大受益者。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后代们利用国家的信任和最丰富的政治资源从中国的发展中牟取暴利和攫取巨额财富。据美国彭博社的有关报导称，‘红二代’掌控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包括房地产、煤炭、钢铁、金融等行业，‘仅仅其中3个人负责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就达1.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而中共权贵家族的后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的敛财，则因为这江山是他们的父辈们打下来的，他们即是这江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和拥有者。这可以从夏业良向记者透露的一则消息中得到说明：‘陈云曾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而且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有权力的人，家里的其他人就可以大量的敛财。’
中共‘红二代’及各级官僚权贵崇毛和反宪政是由他们的出生、经历、政治信仰和利益取向等决定的。他们生性崇拜实权，难以抗拒极权为他们提供的特权诱惑，比如他们一边将自己的家属和财产送到西方法治国家，一边在国内宣扬西方宪政的邪恶。中共权力贵族的后代们代表的是中共党和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信仰的是毛泽东和他们的前辈，这样的族群是很难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的。对于他们来说，放弃中共的一党独大体制就意味着动摇其赖以生存的权利和制度基础，就意味着他们现有的大好江山将被他人所夺走，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因此，‘红二代’们在政治上的基本态度和准则（或底线）只能是：绝不轻易地改变中共现行的政治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尽量不改。习近平等‘红二代’掌权者是中共打江山元老们的后代，他们出身的局限性和利益的特殊取向性，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政治制度上主动走‘改旗易帜’的道路。
主流和非主流思想
再则，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目前在政治上‘向左’倾斜还与其体制内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积淀和发育有着紧密的关联。随着社会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中的日益多元化，人们对现行政治制度也越来越挑剔和不满，执政党也益发感到社会和民意要求变革的压力在不断加大。为宣示其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中共势必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力图建立一套相应的理论和话语系统，以抢夺在思想和舆论上的话语权和‘理论制高点’。这里，涉及的不是其理论和话语是否合符逻辑或与现实发展相吻合，而是对话语权、思想和舆论的掌控与导向。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们是否掌握了真理，而在于他们是否成功地制造了‘真理’，即所谓‘谎言重覆一千遍即成为真理’。所以，在近来出现的‘宪政之争’中，由官方媒体主导的‘反宪派’言论的荒唐与乱伦则并不妨碍中共主流思想对其‘不改’路线理直气壮的捍卫了。反宪派要传达的一个基本观念和话语即是：西方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的一党专制是最世界上最民主和最先进的制度。这话虽然毫无道理和逻辑可言，但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共官方媒体的主旋律。
在中共体制内思想界，反宪政或反政改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已由来已久，并不是最近通过对宪政的讨伐才凸现出来的。早在2004年，就有大陆学者撰文主张在改革上反对使用‘宪政’这一概念，例如王一程、陈红太在大陆学术刊物《理论研究动态》上发表的《关于不可采用〝宪政〞提法的意见和理由》和谢毅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等文。这些文章的主旨是，防止宪政等普世价值融入中共的执政理念，坚守和维护中共传统的政治立场即坚持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道路’。这种把包涵民主与权力制衡等价值的现代宪政斥为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现实、次于人民民主专政和妨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早已成为中共体制内的主流思想和观点，且对北京高层的决策起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
就拿大陆学者、‘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阳根据中国传统公羊学而引申出来的所谓新《通三统》（见其《三十年与六十年》或《新改革共识的形成》一文）论式来说，中共高层曾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互相不能否定’的说法，即可以看作是甘阳新时代‘通三统’论的一种翻版或照搬，两个提法如出一辙。在甘阳看来，‘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他认为，中共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有很大的连续性，毛泽东路线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奠定了基础。甘阳称，中国社会现在有三种并存的传统，亦即：一、改革以来形成的传统（市场的传统），二、‘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强调平等的传统），三、‘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传统）。
这三种传统‘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他说，‘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注：鉴于论题的限定，本文在此不对甘阳的上述论说作具体的置评）甘阳在解释其‘当代中国通三统’时将所谓的‘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视为‘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即是把中共执政的整个历程与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连接在了一起，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寻找永恒的‘中国道’式的法统、道统甚或学统的依据。这就为北京决策层在政治制度上‘不改’、‘不变法’和不搞宪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另外，凡属中共高层的政治和理论智囊（如王沪宁、衣俊卿、俞可平、李慎明、朱佳木等），其政治理念和思想都建立在以维护中共统治权和改善其治理能力以保其政权得以长治久安的预设或前提之上，他们都是所谓的为‘帝王师’的文人与学究。中共前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三个自信’理论得到习近平的大加赞赏（尽管因桃色丑闻而遭贬），并被北京大力地推广和运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中共左派智囊李慎明的‘挺毛’言论，也在习近平那里找到了共鸣，李似乎在习那里找到了新的‘政治后台’。据传，习近平的‘两个30年互不能否定’的理论是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那儿得来的。朱佳木曾是原中宣部长、中共‘左王’邓力群的得意门生。
现任中共编译局副局长、被称为胡锦涛的智囊和‘文胆’的俞可平虽然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未来发展的趋势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但却认定，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而被外界誉为‘中南海第一智囊’和‘*中国新保守主义教父’*的王沪宁则为中共三朝皇帝充当最高‘军师’，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始作俑者。这些对中共高层决策起着决定性影响的高级智囊们所代表的思想主宰着中共体制内政治理论和决策的走向，左右着中共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为稳固中共政权把关掌舵。他们在政治改革上的一个基本共识即是：不能从西方移花接木，不能超过所谓‘中国现阶段的条件’，不能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见王沪宁等人的诸多话语）。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受到中共决策层的重用和青睐，就因为这些智囊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共极权主义制度一边，毫不动摇地在理论和政策上捍卫中共现政权的法统和道统（即从马列毛邓和江胡到现在的习近平）。不管习近平今后用谁做他的智囊（如外界所传的学者型智囊何毅亭、栗战书、丁薛祥、朱国锋、钟绍军、李书磊和刘鹤等），然而他们的思想和理念都不可能超越中共高层至今所遵循和推行的理论体系，在思想上都只能继续在马列毛和邓小平理论上打圈子和咬文嚼字，都不会越中共主流思想框架的雷池一步。
而中共体制内较为自由开放、对现行制度持批评态度的思想和学术流派如所谓的‘泛宪派’（其代表人物有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赵楚、方绍伟等）和‘社宪派’（以童之伟、秦前红、郭道晖、李步云、华炳啸等为代表）等（其分类在学界各说不一），则在中共决策层很难找到共鸣和受到青睐，因为其理念或观点于维护中共现行体制不是很有利（但也无大害）。这些偏向和主张政治改革的思想和流派，即所谓的非主流思想的代表，大多只能在学术界和民间自由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中得到认同和传播（在一定范围内也赢得中共内部较低层级人物的呼应），对中共政治的决策和发展一般起着次要和边缘性的作用。它们在政治上的弱化或边缘化，也由于其在表述和观点上的暧昧、不明朗甚至自相矛盾所致。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自由派’虽然主张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大多不明确表示要否定中共党在政治权力上的领导地位，多提倡在不动摇现行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在体制上做一些改良式的修补，即让中共的执政更合理合法化和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接受，或一厢情愿地期望中共高层在宪政改革上发慈悲和给予施舍（即呼吁在朝野间建立‘改革共识’等）。中共高层长期以来（或至今为止）之所以能容忍这些‘自由派’思想在学界和网路上流传和‘泛滥’（包括在这次宪政之争中‘宪政派’的重新展露头角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自由思想’自身在政治上所具备的保守性、天真度和对中共政权的‘无害性’。连时下被外界推崇的‘宪政派’支持者邓聿文（曾为中共中央党校下属《学习时报》的副编审）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那一套搬过来，西方的宪政‘一旦和本国的具体制度相结合，则有中西之别’，‘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探索自由民主的道路’，‘不一定要鼓吹照搬西方的模式’，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次‘宪政之争’实际上对中国当下的‘政治改革’没有多大的推动作用或实质意义，尽管它让‘自由派’对什么是宪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整个争论主要围绕在中国要不要宪政和要什么样的宪政等问题上，而不是将争论集中到怎样在中国实行宪政的问题上。外界普遍认为在这场争论中‘挺宪派’占了上风，甚至大获全胜，而事实上他们却上了‘反宪派’或北京的当，被诱拐到‘宪政姓社姓资’和中共体制是否就是或有过宪政等无稽之谈上去，结果为中共高层坚持其‘中国道路’的理论变相地提供了新的养料。在思想论争中，中共保守派惯用的武器就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们以尊重中国现阶段国情、反对西方颠覆和防止社会崩溃为由，将所有危及中共一党专制的东西都斥为西方的舶来品和洪水猛兽。而这一招在中国思想界和民间一直很管用，因为民族主义仍然在中国朝野上下有很大的市场和深厚的根基（由于长期的教化与训导），仍然是中共维持其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宪政就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实行三权分立、普选和多党制等。要搞宪政就是搞西方的那一套。而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才是真正的宪政。这没有什么可含糊的。正因为如此，‘反宪派’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公开反对宪政，因为宪政是西方舶来的东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场所谓的‘宪政之争’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之争，而是北京的‘中国道路’和西方的‘华盛顿模式’之争。在中国，谁最终能在这场争论中获胜，是不言而喻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是胜者。北京显然在此次‘宪政之争’中掌握了思想和舆论上的主导权，为打造和强化其新的统治话语系统打响了第一炮。所以，中共不会像外界所分析的那样，会因为这场争论而改变其走‘中国道路’的本意，恰恰相反，北京会因此而更加坚定地走其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一党专制老路。
结语
综观中国政坛的现实状况，可以断言，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在政治上确实在向左转。这里所谓的‘向左转’意指：一、北京对中共历史和业绩的整体性肯定，即两个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对整个九十三年的肯定等；二、反对推行西方宪政体制，坚持中共一党专制制度；三、重走毛式治国道路如搞整党整风和群众运动，和走民族主义道路如提‘中国梦’（与美国梦相对）、‘鞋合脚论’、‘强国梦’及‘强军梦’等。
今后，习李体制的中心任务或基本目标只能是：捍卫中共提出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坚持和维护现行一党执政制度和马列毛邓意识形态，推行安抚民心的民粹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思想和言论引导和控制（即掌控话语权和建立社会共同体意识），等等。
中共新领导层向左转的社会与思想根源，正如上述所言，可以简单的归纳如下：
一、与中国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即：社会不同阶层的形成及其固化、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官民对立的恶化等因素，导致民众乃至中共内部某些力量对现实发展的不满和对过去毛时代的‘怀念’，从而出现学界所称的社会‘左倾’现象；
二、与领导人的社会化、政治信仰和利益代表有关，即：习近平等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出生、经历、社会政治背景和所代表的利益等，促使他们不可能在政治上主动走大胆改革的道路甚或改变现存政治体制，相反，他们会力图保卫其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三、中共体制内一些甘为帝王师的学者和文人们（如‘新左派’、‘国家主义’思潮等）在理论上的长期酝酿与准备，为中共政治上不改和少改甚至倒退（如反对在中国实行宪政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北京‘倒宪’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共权力层长期积蓄和酝酿的结果，是中共为其‘向左转’而发起的一次思想和舆论攻势。
如上所述，习近平目前的施政方针和北京出现的反宪政或文革式的思潮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应是属于中共‘两个一百年计画’中的一步。事实上，由于共同利益的维系，中共决策层在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上不会也很难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或歧见（即使有，他们也会尽力将其化解），只是在权力分赃和治理方式或路径上可能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执（但不会超越其所你容许的边界或底线，如薄熙来现象）。在中共权力高层内部，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反对派’，更没有所谓的‘普世派’与保守派之分。胡德华对习的批评，以及太子党孔丹和秦晓之间的争执，并不代表中共权力高层中的思想状况，只体现了个别权力边缘人物的意见及其分歧而已。所以，把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臆想为宪政改革推手，和断言中共高层治国思想混乱和政治方向不明，是对外界和舆论的一种误导，是想让人们对中共存有一丝幻想，亦可将其视为中共的一种文宣战术或策略，其用意是蛊惑和扰乱人心，减少民意对统治者的反感。在捍卫中共现存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下，习近平能做、想做和正在做的就只能是搞些所谓的‘左右平衡’，打左右灯而行左事，亦即‘不改’但却给人一种似乎‘要改’的印象。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