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4日讯】张爱玲在其《如果〈传奇〉再版的话》中曾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若说出名要趁早，我看道歉也一样。
不能说早，但也不能言晚，一位当年的红卫兵、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的61岁老人刘伯勤选择了道歉。他在媒体上刊登道歉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刘伯勤道歉广告受到舆论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这已是一场时隔40余年的道歉。40年未久，刘伯勤依然可以回想起从前的一切；40年也太久，久到足以麻木许多人的良知，比如对因为道歉，刘伯勤不得不承受一些来自亲朋的压力。由此而言，刘伯勤何幸，依然可以在有生之年说出他的抱歉；而刘伯勤又何辜，因为他所列举的那些应当接受他道歉的对象，许多人早已不在人世。那么这样一个历史性个体的道歉，到底是趁早还是赶晚？若说是早，毕竟弹指已40余年，若说是晚，毕竟他的道歉在今天仍作为“稀有证据”而存在。早也好晚也罢，但那一则短短的道歉信，无疑已是一次来自时光或者历史深处的不胜唏嘘了。
固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道歉足以弥补一切罪恶与疯狂。正像刘伯勤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时光的流逝可以改变人们对于历史的评价，却永远没有办法改变历史作为真实而疼痛的存在。然而道歉之所以仍有必要，正是因其所意喻的忏悔姿态，是在时光仍旧暧昧不明的情形下，一种道德的反思、自觉与澄清，因此它既是一种人性的抵达，同样是一种时代的先声。这无疑是刘伯勤道歉广告受到舆论广泛赞誉和肯定的真正原因，也表明了这个时代的人心所向，人心之明。
我不确定在刘伯勤诸人道歉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种时代或现实所释放的宽容与善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为数依然不多，但已经有人不断地加入到道歉者的行列中来。刘伯勤不算早，在他之前，2010年，北京就有数位老人以道歉信的方式寻求和解。该年《南方周末》报道写道，“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媒体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道歉如盐，在点滴催化之中，必将溶解那些尘封的坚硬与麻木。刘伯勤只是以一种更质朴的方式，来表明道歉的理由：“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如果说是石头，何止是压在他一人之心上？如果说是道歉，又如何仅限于某一个体？那所有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何在，那使所有人成为被迫害者与做恶者的原因又是什么？
——道歉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忏悔也不那么真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