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0日讯】
写作缘由
情景回放：高中一年级教室，学生自读课。
老师：“本节自习课，请同学们自读课文《人口》，有疑难问题就提出来，我好给大家解答。”
学生甲：“老师，葛剑雄在《人口》这篇课文中（课本第221页第一段）写道：‘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了1800万人’，这包括我们四川省，特别是包括号称天府之国的‘上五县’温江县、郫县、崇庆县、新津县、灌县吗？”
老师：“包括，当然包括这‘上五县’”。
学生乙：“老师，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饥荒呢？”
老师：“是自然灾害，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学生甲：“是哪种自然灾害呢？是水灾还是旱灾？是虫灾还是病害？是瘟疫还是地震？这损失的1800万人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战死的1000万士兵还多800万，他们是淹死的还是病死的？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老师，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那个年代过来，您应该知道真相，告诉我们吧！”
老师：“都有吧，都有吧。总之是自然灾害，水灾也有，旱灾也有，虫灾也有。”
学生丙：“可是我们这里是成都平原，都江堰的自流灌区，千百年来都是旱涝保收，怎么会出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呢？我查了若干资料，这三年四川气候都为正常呀！老师，这饥荒或许有人为的因素吧？课文中的‘损失’一词，可不可以理解为‘饿死人’？”
老师：“……这……有人为因素，浮夸风、共产风，人灾！这样吧，以后我再抽时间给你们解答。今天答疑到此结束，下课！”
众学生：“唉，老师今天咋了，解答疑难吞吞吐吐……”
这是我几年前上课中的一幕，文中的老师自然是我，学生自然是我的学生。
本人教书30余年，向来视传道授业解惑为神圣，对学生的疑难问题，总要给予完备准确的回答，并以此赢得不错口碑。惟有在这一堂课上，在这个问题前，自觉言不由衷，深感被动窝囊，在学生有所准备的步步紧逼之下，只能节节败退，可悲地、不甘地挂起了免战牌！
其实，我可以主动答疑因为我“从那个年代过来”，我“知道真相”，但我自有我的苦衷！
在葛文“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的1800万人中，也包括我的50岁的父亲，我们村的第一任生产队长，我们县的支前模范、我们县的第一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县长曾亲自给他挂过奖章），还包括占我们村四分之一人数的30多名乡亲。对葛文中的“饥荒”一词，很久以来的用语是“三年自然灾害”，对“饿死人”的说法，过去一直视同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言论，讳莫如深，是最大的禁区。就是在今天，葛文也只能用中性词“损失”一词模糊过去。而像“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这些我们这辈人亲历亲见的事实，也只准人相信那是文言词汇，是远古蛮荒之时才能发生的事情。
鉴于此，我怎能不经一番思考就随便告诉学生真相呢？这“惑”难解啊！
而这一思考，就是两年。两年后，我感到我应该，也能够给学生解“惑”了。
故，在那尴尬的解惑过去两年之后，写出我经历的三年大饥荒，作为给我的学生以及后来人的解答。
另，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作者就事论事，绝无贬损之意，还望我的父老乡亲有所谅解。
（一）
我的家庭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一生养育了6男2女，我排行第7，上有5哥1姐，下有1妹。母亲虽目不识丁，却深知读书识字明理的重要，所以在当年农家子弟盛行学门手艺挣碗饭吃的时候，她断然谢绝了若干个木匠、泥水匠收我们为徒的美意，把我们通通送进学校，说读书才是正路，才能派上大用场。结果，靠她的汗水、艰辛和助学金的供养，我们家6兄弟就出了3个大学生，1个中专生。
至于父亲，虽然他短短的50岁的人生没给我们留下一张照片，在他离去时我也才12岁，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我脑海里闪现：魁梧高大的身躯，强健无比的体格，络腮胡黑黑，胸毛森森，父亲他简直就是个标本式的中国农民。
父亲虽然出身贫苦，一字不识，但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真是无所不能：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在他手里摆弄一会，便被制成一架精巧的“水窝弓”，放到庄稼地里，不一会儿就为我们捉来一只两只的喜鹊、乌鸦；一节竹管，不到半天，就被他制成竹箫，吹出如《王大娘补缸》、《昭君出塞》之类的悠扬乐曲；一个不起眼的鸡笼，经他改装，安上叫“消息子”的机关（一种安装在鸡笼鸭舍捕捉山猫、黄鼠狼等小兽的装置），常常就能在半夜里关住来偷鸡的黄鼠狼、野猫。父亲还是舞狮的高手，放猎鹰的能手，三江、怀远、崇庆、大邑的平原高山，都留下他的足迹，与他同时代的老人们现今说起他，仍然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传奇。当然，父亲更是种田的好手，一口气不息能插8分田的秧，担180斤的谷挑子二里路不换肩。父亲疾恶如仇，豪气凛凛，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听母亲说，1948年，正是栽秧赶水关头，恶霸堰头（旧时管理水务的地方小吏，又称“水管事”）却守住水口独霸不放。眼见全村十几户人家秧枯难栽，父亲怒火中烧，停住犁耙，赤条条提着牛鞭赶去，劈头盖脸抽得堰头抱头鼠窜，而后来他只得被迫远走雅安，靠给人挑水为生达一年之久；在刘公堰，为开河引水，当地恶霸带人强行阻拦，双方箭拔弩张僵持不下，父亲挺身而出，一个箭步飞过丈二宽河坎，一锄头打烂对方报警锣，吓得百人连连后退！如果上述这幕只是据母亲所说，那下面这一幕便是我亲眼所见：1957年春耕，生产队租来一头未经教过的大牯牛。春耕大忙在即，只得自己教牛。可在教牛犁田时，那牛猛一角将在前牵绳引导的何纪云撬出老远，腿上起了个碗大的洞，鲜血直冒。可这牛还不罢休，挣脱犁头还要做第二次进攻。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在后掌犁的父亲，飞身上前，粗大的双手紧握如刀尖般的牛角，“嗨”一声暴喊，双手一掰，那疯牛头就猛地一扭，四脚朝天，山摇地动般地摔了下去。围观的人在惊愕中醒过来，欢呼雀跃，被救者更是感恩不尽，长跪不起。那时，父亲确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大大的英雄！
养育8个儿女的父母亲，吃的苦，受的罪可想而知。所以，正如中国千百万农民一样，受苦受难之际，他们巴望着有新的生活。在父亲40岁正当壮年的时候，他迎来了共和国。父亲他是怀着多大的喜悦，多大的热情来投入这新的生活的呀！我隐约记得，父亲和大哥从地主家抬回了分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一个大衣柜和一个大澡盆。父亲喜滋滋味说，衣柜给大哥娶媳妇，澡盆给全家洗澡正合适。
的确，在我幼年时的记忆中，我们的日子是好过的。父亲和母亲买了耕牛，置办齐了犁耙、拌桶、晒垫、风谷机等农具，辛勤愉快地耕种着政府分给的十多亩水田，秋收后交了两鸡公车公粮后，剩下的谷子装了几拌桶，新粮盖旧粮，年年吃不完。过年了，家中还杀年猪，全家都缝新衣、做新鞋。农闲了，父亲还到成都大哥工作的厂里，二哥当兵的部队里玩，回来给我们讲汽车、电灯，讲他在武侯祠大树下石板上睡到天黑关门，讲二哥部队的服务员每天早饭都要给他送上一大杯“米汤”，他一直没喝，直到二哥告诉他是牛奶才喝的趣事，惹得母亲哈哈大笑，惹得我们几兄弟心中痒痒，巴望着有天也到成都开开眼界。父亲还丢下抽了许多年的水烟袋，改抽纸烟。他买来了个银灰色的铝烟盒，一包纸烟买来后，都要将烟一根根抽出，整整齐齐地放在铝制烟盒里夹成两排，然后才一根根抽出悠闲满意地吸着。那时，我常跟着父亲下酒馆。父亲喝的是西江牌的崇阳大曲，我却只能吃血旺子和猪耳朵，不敢吮吸父亲蘸在筷头上的酒滴，常引得醉醺醺的父亲开怀大笑。
父亲坚决支持母亲把我们统统送进学校，说不是伪政府时候了，娃娃要读书奔大好前程，还先后把大哥送进工厂，把二哥送去参军，送去平息西昌的土匪叛乱。二哥平叛负伤，母亲哭了，父亲心中不安，但仍平静安慰母亲，说当兵就要打仗，受伤死人难免，那么多人都过得，自家咋就过不得。大约是1952年吧，父亲第一个报名支前，担着一百多斤军粮，和县上几百民工随军西进，经灌县、汶川，到杂谷脑（即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编者注），翻直贡山一直深入到马唐草地（即今川西马尔康一带）藏区。许多人病倒、累倒，有人还当了逃兵，父亲却坚持到完成任务才返回，还救了一个民工的命。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典型的农民的形象，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张开双臂拥抱着崭新的生活，投身于新生活的建设。建社了，乡亲们选他当第一任生产队长，他愉快地接受了。从此事事更走在前头，要修学校了，他把自家祖上留下的十几棵柏树和备下的房料全献了出去；要打老墙土造肥了，他带头把自家几十丈院墙推倒代之以篱笆；要平坟造田了，他又带头挖了自家祖坟，默默地把祖先白骨深埋；要入社了，他带头把土地交了出去，把刚买两年的耕牛农具，积下的陈谷新麦、葫豆豌豆统统交了出去；再后来要大炼钢铁、献铜献铁了，他又把家中的大锅揭下，把厨柜中的锡壶、母亲的水烟袋砸碎甚至把衣柜上的铜铁饰件撬下，统统交了出去。他说，上级讲了，公社化了，大跃进了，总路线了，三面红旗好得很，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当时的事实也告诉他，干活是“大兵团作战”，几十上百人的队伍上午战西边三里的陈村，下午战东边五里的王庄，吃饭是公共食堂，要“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干饭”，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就在眼前，“理发不要钱，吃饭不烧锅”即是铁证，“奋战六十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迈口号，激得人们热血沸腾。“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也并非幻想，社上的粮车十辆八辆夜停打场无人看管，从来都不见差一粒，倒是有如王子清这样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实农民，鸡叫就起来推到王场的国家粮站上交公粮，比雷锋的优秀还早几年。
由于父亲出色的工作，由于他的忠诚和热忱，他被选为劳模，出席了崇庆县第一届劳模大会，县长亲自为他戴上一枚金光闪闪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勋章，让全村人自豪了好久（从母亲的一张旧照片上，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这枚勋章）。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两年后的1960年3月12日，我这50岁的父亲，竟同全村1/4的农民一起，活活饿死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之上，成为今天我的学生们常询问的“1800万”中的一员。
我常听现在6070岁的人们痛惜地说道，就照1952年1953年那样，各家各户单干把每人的1亩2分田种到今天，不去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中国农民不知要富到何种地步，其实当年已初现了小康。结果折腾20年，又回过头重来，多冤啊！而我还要说，这折腾的结果，不只是物质的极大匮乏，不只是“至少损失1800万人口”，更重要的是人思想精神层面的损失，是人性，信仰的伤害，是对中国几亿农民纯朴、忠厚本性的伤害。不是吗？当初那种一呼百应、公而无私、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何时才能重现呢？
（二）
饥饿童年的记忆是不易抹去的。像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飘飘的情景，我至今仍有清晰的记忆。
正当父母亲满心欢喜地耕种着那10多亩水田，享受着太平丰收的时候，从1953年起，相继出现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互助组，顾名思义，那还是农户间的生产互助形式，土地、收成仍归各家所有，农民当然欢迎。我至今还记得，轮到我家割麦插秧的大忙时节，村里各家或带上农具，或牵上耕牛前来帮忙，十多个人一两天就互助我家收割栽插完毕。母亲则在家备上好饭好菜好酒款待这些乡亲们。田间地头，酒足饭饱，乡邻间笑语欢歌，其乐融融。完了，父亲母亲则又到另一家互助，可惜，这种互助组没搞到两年，1953年，便过渡到合作社。合作社从本质上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是完全的走集体化道路。土地、农具、耕牛等一切都入社充公，收获归集体所有。由于事前有很好的宣传动员，更由于人们对翻身的感激，对“新中国”的信任，入社是空前的踊跃。第一批被吸收的必须是先进分子，党、团员优先，无上光荣。第二批、三批的视为落后，单干户视为落后典型，很觉脸上无光。像我们村何跃章一家，1949年前开皮革作坊，置下田产30多亩，土改时划为富裕中农，最后入社，多收了两季庄稼，灾荒来时，全家二十几口以此保全，未“损失”一人，竟因祸得福。
我清楚记得，入社那天，是个冬天的早晨，村里何学明等好多人来到我家，从拌桶里，坛子里挑走了所有的陈谷新麦，胡豆豌豆，而父亲母亲却一脸的坦然放心，乡亲们也嘻嘻哈哈，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还记得我们的课文就这样写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多过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既然是通向天堂的金桥，人们等不得了，合作社没两年，人民公社在一片欢呼声中诞生了。人民公社的最大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是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它的“大”表现在规模大：在县区以下，按35万人组成一个公社，当时崇庆县30多个公社，再由45个自然村上千人1000多亩田的规模组成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叫管理区，后来又叫大队。劳动者按军队的营、连、排、班组建，由连、排、班长带着生产，或耕地，或插秧，或喂猪或种菜，或炼钢或熏土，全看情况而定。为体现“组织起来力量大”，常组织“大兵团会战”。“夜战”几百上千人黑压压一片，红旗飘飘，喇叭声声，长途奔袭，就近挑战，号令一出，万人奔腾，好不热闹，好不壮烈！它的“公”表现在共产主义的精髓——消灭私有财产。土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公有了，剩下的就是饭碗了。消灭饭碗私有的有效手段就是挖灶、揭锅、灭个体烟火办公共食堂。从根本上解决灭私为公，从“灵魂深处闹革命”。
我清楚记得，每天天刚亮，各家大小就各带着碗筷到二里外的王村王琛如的大院里“吃公共食堂”。那饭堂好大哟，分排分行安着上百张从各家各户抬来的方桌、圆桌甚至八仙桌。开饭了，炊事员抬着好几个两人才能合抱的大饭甑挨排放下，竹编的甑盖一揭开，雪白的大米饭上腾地冒起一团白雾。人们一拥而上，用大碗小盆盛上，端到自选的饭桌前狼吞虎咽起来。吃不了的，随意倒掉，家中有猫有狗的，还要给猫狗们盛回一碗。我至今还记得，父亲为干涉那打猫饭的王洪顺打一盆显然太多，把“猫”念成“毛”引来哄堂大笑，令我在同学面前丢脸的情景。至于菜，开初一段时间是有的，那是从食堂的菜蔬地里割来的青菜、白菜、萝卜之类，水煮盐烹，每桌能舀上几勺。吃肉的事，记忆中有两回，一回是上级检查团来检查伙食团，杀了两头猪，一回是国庆节，也杀了猪，除此之外，就没有过了。因为上千人的食堂，吃一次肉确非易事，公社养猪场那80头猪，除了要为一千多亩田地积粪，更主要的是要迎接各式各样的参观团，检查团，那是人民公社的门面，怎好轻易损毁呢？
早饭吃完，营长或连长就吹几声哨子，等大家安静下来后，就安排大人们当天的农活，或到二里外的何家堰打土巴（一种农活，即把大块田土打碎以便于耕种），或到三里外的王墩子点麦，或到八里外的张河坝扯油菜秧，或就近熏土积肥，按连、排、班各自带上工具由连、排、班长带走具体实施，如果是会战，则由营长亲自带队。农活的安排往往是一天或一天一夜，所以营长特意告诉大家，为了不耽误农时又不影响大家身体，午饭、晚饭由炊事班送饭到地头，所以不要忘了带碗筷下地。除非有医院证明，不得请假。而我们学生，则高高兴兴背上书包上学。
可喜的是，我们小学生也有公共食堂，地点就在学校隔壁的“红兵连”（即今白头镇卫生院斜对门，我至今不知为啥叫“红兵连”）更可喜的是，学校离家虽只两三里远，但我们却可以在这条放学路上吃上两三顿饭：第一顿，在学校“红兵连”吃，八人一桌，白米干饭随便舀，有菜有汤。放下饭碗，一出校门便到父亲的使牛班集中的大柏树下吃第二顿饭，随手抓个馒头，啃两口丢了继续往前赶，来到二队母亲插秧的妇女连，抓个饭碗到田坎上的饭甑里按上碗白米饭刨上两口又完事。最后回到二队公共食堂里，老年人的晚饭刚开甑，又可吃耍一顿。
那时的我们，简直无忧无虑，只是听大人们说，这叫“共产主义供给制，公共食堂最安逸”。为此，有人还专门写了一篇名叫《笑声满食堂》的文章，被选作我们小学生的课文，以歌颂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有心读者可以从档案资料中查到这篇小学五、六年级的课文）。
私有制消灭了，共产主义成了人们认为马上就可以实现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了的理想。资本主义的英、美算得了什么，必须超过它，甚至取代它，我的老师何玉书就顺应全体人民的呼声，将自己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取名为“周超英、周超美”，赢得上下喝彩。要超英赶美，要“奋战60天提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必须跃进，大跃进！
大跃进，就需要大生产，高产量。于是“组织起来力量大”的半军事化的公社组织之下的各种增收措施和“科学方法”也随之出现。首先是从改良土壤，增加肥效着手，具体办法就是熏土。即将田土进行一番烟熏火烤。庄稼收割后，人们便马不停蹄地将田土犁转，在田中将大块的田土垒成半人高的土墙，再架上树枝、稻草、麦草或者木柴猛烧猛熏几天几夜，直到田土被熏黑烤干烤酥，再推倒打碎播种栽插。播种栽插需讲科学，玉米、大豆须一粒粒按序摆放，叫“蚂蚁出洞”，秧得“东西成行，南北开厢”或要“双龙出海”，还得破千年老规矩，改一季稻为双季稻，按测算肯定是双倍的丰收。尽管后来有人说“与其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指一年稻麦两熟，每季500斤共1000斤胜过两季稻加一季麦每季300斤共计900斤）人们认为这分明是攻击大跃进的右倾言论。人们也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猪多肥多粮才多”，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一亩一猪，一人一猪”，然而消灭了私有制，私人养猪早已被禁止，上千人的一个伙食团，一个集体，一千多亩田，只能办起一个养猪场，喂上百头猪，已属不易，更何况这些庄稼赖以生长的主要肥源，还要靠人一担担挑到三里外的王村，五里外的李村，汤汤水水，荡来荡去，摇晃三五里后所剩无几，每亩摊下来也难得有三五担，从1959年1962年伙食团“下放”的3年中，毛猪更是绝迹，庄稼全都种在“卫生田”（指未下粪的清水田）里了。大减产甚至绝收在所难免。实在不行了，人们就靠洒石灰、积草皮渣肥来养庄稼（那时还没出现化肥）。洒石灰倒能在当季起一些作用，但这四川盆地是典型的水稻土，使用石灰后，第二季就板结了，无疑于挖肉补疮。至于土肥，人们铲草皮扫地灰打扬尘，推倒各家院墙打老墙土，挑至地里当肥用。但人力毕竟有限，肥力毕竟有限，对上千亩庄稼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庄稼不吃瞒心食”、“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结果是地里草比禾苗高，“一趟都跑得过”，割谷时，有人一手就捏完48窝（现在最多10窝），有的地头甚至长不出庄稼，完全荒芜了。这，大概就是后来人们归之为“自然灾害”的理由了。这种减产甚至绝收在之后的三年中恶性循环，所以就叫“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那里的农民都认为，这是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哪有什么自然灾害！
面对庄稼歉收减产，有人另想出增产办法：平坟造田，一是增大种植面积，二是坟地肥沃，用不着施肥。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跟随父亲带人平祖坟的情景——
我家是“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大家族，祖籍据传是湖广北省麻城县孝感乡。1949年初未入社那几年的清明节，父亲都要带着全家老小去“上坟”。那是好大一片坟地哟，古柏森森，鸟语阵阵，坟茔座座，一片庄严肃穆。父亲带着我们在一座座坟前烧香化帛，除草垒土，并告诉我们那是一世祖、二世祖，这是爷爷、奶奶、二伯完了，一家人就在古树下的草坪上吃着供品，喝着美酒。在我的感觉中，那简直就是一年一次的难得的踏青春游。而现在，父亲却正领着全村人在早已砍光树的坟地里平坟造田。我亲眼看见，一座座的新坟古墓被铁锹钢钎撬开，有的棺木白骨已朽至酥脆发黄，人们几锄敲碎，几脚踏平，填上土即成平地。有的棺木还很结实，红漆黑漆还闪闪发亮，人们就将长板拖来搭桥，短的劈开送去公共食堂煮饭，白骨就地埋掉。挖到爷爷坟时，父亲显然没有了往年上坟时的安详坦然，他满脸忧伤，把爷爷骨骸深深埋下，并又在上面盖上推倒的墓碑，然后才在上面填上一层厚土，并做了记号。难挖的是一座用红沙石条砌成的大墓，人们用钢钎撬，用十字锹挖，好半天才撬开一个大洞，有人好奇，大着胆子进去，捡出几柄生着绿锈的铜剑，觉着无用，几锄头打弯，丢了。最后全撬开，棺木骨头都烂完了，一地都是亮晶晶的液体，父亲说那是水银。还有许多怪模怪样的陶罐、陶人、陶兽之类，也都打碎埋了。只是有两对玉圈，有人不怕不吉利，拿去给娃娃耍了。
印象深的是挖本家何益林大老爷的坟。1949年前何益林是村里首富，白头场(即今白头镇)的袍哥舵把子，有田100多亩。他孙子何尽义毕业于四川大学，1949年前一年接任其叔伯兄长何学涵出任成都兵工厂副厂长职务，时年30岁。何益林死于1950年9月，何尽义为祖父大办丧事广散家财，让全村人熄火3个月，天天在他家吃丧饭，猫狗都全包，活活吃完了两仓米。就在1950年腊月三十那天，在“解放军”攻取崇庆县城的炮火声中，他匆忙将祖父抬到祖坟下葬。不几天，他便在成都向政府投降了。据说他可以飞台湾的，一因祖父死而未葬；二因形势吃紧，他想飞时已不准带家属了，想到自己是学生出身，刚接手别人丢下的乱摊子兵工厂，无多大罪过，留下陪着老婆孩子或许无妨。但是，何尽义还是在成都被当时的人民政府“镇压”了。而他的川大同学，他的前任何学涵却比他聪明，一看形势吃紧，马上从重庆赶回老家，在劝说父母兄弟一起飞台湾无效后，就带上老婆孩子飞去台湾了。20世纪90年代初，何学涵回大陆探亲，虽说已退休，但鉴于他在台湾空军中的官位太高，影响不一般，崇州市政府按有关政策给白头镇政府的请示复函仍是：不公开宣传，不官方接待，按一般台胞探亲低调处理。尽管如此，何学涵回家仍很风光，办了十几桌酒席请乡亲父老，并一一送了礼物，在听说何尽义情况后，唏嘘不已。
再说何益林的坟被挖开后，只见棺木衣衫如新，尸身完好。有人把他从棺木中扶起，还能端坐如生。村民龚裁缝见了，一锄头打去，头即飞走。尸身上穿的9层寿衣，结实光鲜，村人何祝安见了，甚觉可惜，一一脱了下来，带回家中洗后，父子四人便一人两件三件分而穿之。说来也怪，这绫罗绸缎制成的衣服裤子，穿不上几天后，就化丝破碎，穿不上身了。第二年下半年，何祝安父子四人连同何祝安老伴，全都死于饥荒，成为村里第一家死绝户，惹得人们议论纷纷。
大跃进使得“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组织起来力量大”“一大二公”，地也扩了，土也熏了，双季稻也种了，就连偷吃庄稼的麻雀也被划为“四害”发动全国上下的人摇旗呐喊万炮齐轰给消灭了，农业当然该空前大丰收了。苏联人卫星上天，咱中国农民也应该放“卫星”，遵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原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后浪推前浪地创造着胜利，放射着“卫星”。今天，王村才报亩产千斤的喜讯，明天李村又报产双千斤，后天陈村更传出亩产万斤……到处的墙壁上，黑板报上，报纸上，广播里，都画着、写着、登着、喊着亩产千斤万斤放卫星的喜讯号召和决心，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气魄啊！我学的一篇课文《我来了》就这样宣告：“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便可看作是当时人们的真实写照。
光是报喜还不行，因为千斤、万斤还只是嘴上纸上的数字，于是就有了半成熟的稻田密不透风，稻穗紧密得上面放上个鸡蛋掉不下，坐个小孩压不弯。可有人说，这奇迹是人们在事前便将十多亩快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连夜移栽在一块田里创造出来的。尽管如此，照片也登出来了，新闻也广播了，紧跟着，各种各样的参观团，检查组来到村上，要实地看丰收的成果。于是，人们打开粮仓，一看果真是满仓满囤的黄谷大米，玉麦小麦，可知情人知道，只有上面薄薄一层，下面全是稻草麦草，检查组也心知肚明，拍拍仓，吃完招待的酒菜，满意地走了。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浮夸风”。
大跃进光有农业的丰收还不行，要使国家富强，还得靠工业，而工业，必须以钢铁生产为基础。于是，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同时在全国上下推广开了。一时间，公社的院坝里，学校的操场上，一座座“土法上马”的小高炉建成点火了。炉火熊熊，人们日夜奋战，从百多里外的山里肩担背驮背来矿石、煤炭投入炉中，一天两天后，终于流出了铁水，尽管只有那么可怜的二三十斤，但毕竟出铁了，于是一张张喜报飞向公社，飞向县府。在得到肯定和表扬后，人们干劲更大了，信心更足了，热情更高了，决心干出更多的成绩放大卫星。但靠人力从百里外背来挑来的矿石煤炭毕竟有限，难以维持。于是人们就地取材，没有矿石，便把家里的饭锅，废弃的犁耙，铁钉铁丝甚至家具上的铜铁饰件献出，无偿支援这伟大的事业。煤炭不够，就砍树代替，不管是柏树榆树，见树就砍。不久，树没了，但钢还得炼，于是人们便又拆起房子来。
拆下房料送公共食堂煮饭或送高炉炼钢并非难事，一点也没有阻力，因为已经“公共食堂”了，“公社化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私有财产早已姓“公”，“家”的概念也大为淡薄。吃在食堂，干在连队，“家”只是个晚上归来睡觉的冷冰冰的空房子。所以有好些人，为图吃饭近方便或睡得舒服些，干脆卷上被盖收拾起碗筷迁到食堂附近的公房住下，把自己住了几代人的老屋丢下不闻不管。比如我家隔壁的何纪云家，祖上行医，置下了一座面积达一亩多的农家小院，小青瓦房的大院坝里是个果园，院门一关，小院里鸟语花香，幽静清爽，果子成熟时，我们常去摘桃子李子吃。公共食堂了，何纪云到公社皮革厂做工，吃住都在那里，他媳妇王淑君就带上孩子回到紧挨食堂的娘家去住，空下这么好的农家小院没人住，果树砍了，家具烧了，自然成了第一批拆来送食堂、炼钢炉的柴火了，毫不在意，毫不可惜，十分自然。同样的还有何学川家，何学贞家，原都是独门独户的农家院，到公共食堂了，不分彼此了，结果何学贞一家搬到富农何德兴家，何学川家搬到何益林家的老房子。而他们两家的20多间草房瓦房，最终当然也进了公共食堂的灶膛，而住何益林老房子的还有从三队双庙子搬来的李治安一家。总之，那时真是吃有定点，居无定所。人们随遇而安，头脑也相当单纯，任由别人支配。仅凭队长一句话，人们就可以腾出自己住了几代的老屋而去和另一家挤在一起，或凭自己几句话就可以进入别人家的大瓦房而丢弃自己的茅草房。所以说要拆张家李家几间房来送食堂煮饭或送炼钢炉炼钢，并非难事，并无阻力，这话的确不是天方夜谭。
我家老宅是一世祖何痴入川择业时置的，黑漆雕花大龙门楼，进门后有前后两进正房。我们住的前面大院里，有4棵上百年树龄的大油板栗树，将整个大院盖得严严实实。春天，每当栗花开放时，花粉如雪飘飘而下，满院飘香，树上浓叶密枝里，红嘴八哥、灰色斑鸠甚至猫头鹰都在上面垒巢栖身，生儿育女。每当黎明时分，鸟儿们便呼朋引伴，嬉戏打闹，使得整个院子热闹非凡，生机勃勃。不几天，栗花谢了，掉下无数二三寸长的毛茸茸的条状花穗，我们便把它收集起来，编成酒杯粗的长绳，晚上点燃当蚊香用，既清香满屋，又能驱蚊避臭，一直要用到整个夏天结束。10月，板栗熟了，“娘开胯，儿落下”，这是母亲给我们猜的一个谜语。谜底是说板栗熟时，栗苞裂开，落下红油油的大板栗来。多年来，这几棵板栗树都当成全家的摇钱树，年份好的时候，卖的钱可抵得上两头肥猪的价。记忆中，我们没少吃母亲做的干炒板栗，鸡烧板栗。最好吃的还是母亲把板栗埋在沙中一直放到过年挖出时吃，仍新鲜如旧，或是放到厨房中的炕笆上，过年时取下，板栗肉已干缩金黄，吃起来香甜得腻人。至于落下的栗苞，虽满身是刺，却是上好的燃料，整个冬天，我们都烧它——或用它烧火煮饭，或用它烧火取暖，而用它燃后剩下的火炭装烘笼子，烤上一夜都不灭。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在闻着栗花香、吃着板栗果、烤着板栗火中度过的。可是现在，这祖上留给我们的板栗树保不住了，不属于我们了。先是板栗熟了，谁都可以来打，来拾。有一天，我对来打栗子的何学松说：“这是我们的！”而他却恶狠狠地说：“现在连命都是共产党的了，树还是你们的？”我只得悄声走开了。有天下午，母亲见没人，就悄悄拿竹杆打了些下来，正在往一书包里装时，一个驻社工作组的人来了（不知为啥是位军人）硬是把母亲手中的栗子连书包一起提走了。这又是我亲眼所见，母亲那悲愤的表情，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中。不久，这几棵上百年的板栗树也没逃过被砍掉的命运。这就是人们后来说的“共产风”，或叫“一平二调”。再后来，1963年吧，国家对这样的事有过“赔退”，即将两年前无偿征用毁掉的房屋树木等私有财产给予一定数目的经济赔偿，还在的给予退还。我们家4棵大板栗树、5棵百年的青冈树(又名青冈栎)和几十棵大柏树等，统共退赔了24元钱，买了几斤米吃，那几家房子没了的，各领了百多元，相继在原宅上建起了草房、瓦房居住至今。
农业、工业都大跃进，放卫星了，教育当然也要大跃进。四哥进了县城里中学，我和五哥进本地完小，父母们则进夜校，一些年轻人则进“红专大学”。中学毕业的三哥和几个高小生晚上就当夜校老师。那几个高小学生当老师的班，大都是青年妇女，姑娘小伙，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唱歌跳舞，那“南风赤溜溜地吹，吹到南山去，锄头犁耙下粪水，今年收成一定好”的歌儿，至今我还能哼唱。而三哥教的班，大都是如父亲一样的四五十岁的男人，虽然冷清，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认真真学了几个字，如“萝卜、茄子、挑篼、扁担”之类。至于“红专大学”，校址在今何家坝群众桥头的一座小院里，从外观看，院墙粉刷雪白，大红的标语口号格外醒目，里面不时传出歌声，里面的大学生是些经过挑选的男女青年，比如村里的何俊瑶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既有歌声笑语，又免去熏土炼钢，能进去确也让人羡慕。至于里面什么人在当大学老师，上什么课，结果如何，因人小，不敢进去，就不得而知了。只是那地方，至今上了岁数的人，仍管它叫“红专大学”。
上述一切，大都发生在大跃进的1958年，可以说，这一切，恰是三年大饥荒的前奏前因。
（本文略有删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