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在市民政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银河革命公墓出现墓地资源枯竭现象，广州将建第二“银河公墓”——福山革命公墓，此消息一出，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死不起”，“死人占活人地”，更多的是如何“死得公平”。据因为墓地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墓地还没有建设，所以价格还没有确定，但前提条件是“死者一定要是党员干部。”（《小康杂志》5月9日）
每年4月的清明节前后，“死人抢地”的话题总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与墓地资源紧张的客观现实相比，公众更为不满的，恐怕还在于原本稀缺的墓地资源，在人为因素的主导下还面临着分配不公的现象。生前的身份如何，决定了死后的福利如何，这也许是你能想到的对“特权”两个字最极致的发挥。
广州市现有银河革命公墓，而福山革命公墓与银河革命公墓的管理模式一样，墓穴购买者或骨灰存放者的身份必须是革命烈士、国家干部、军人等七种人。不难看出，福山革命公墓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国家干部这一群体。在这里，“革命”一词实际上已经超级其历史范畴，异化成为身份、特权和权力阶层的代名词。不知道，这让那些为了革命事业献身的前辈的在天之灵做何感想？
在政府规划中，投资6。2亿元、规划用地1300亩的福山革命公墓是2013年的重点民生项目。那么不妨看看这个项目究竟有怎样的“民生含量”。墓地所在地原为山林，村民依靠种植果树，家家户户盖起了二到四层的小洋楼，福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福”山村。不出意外，两年后，现在的这片山林将成为山坟。而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目前除银河革命公墓之外，一共有10个经营性墓园，总面积大约有4000亩，按此推算，墓地资源并不是完全饱和，有些资源因为无人问津而造成了人为的浪费。
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一部分多占有，便意味着另一部分的利益相应地被剥夺了。殡葬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政府部门真正的职能，一是提供基本的服务，二是规范市场，整顿“天价墓地”等市场乱象，而不是利用决策优势，打着“民生工程”的借口与民争地。倘如此，则不仅有违基本的社会公平，事实上也会进一步导致殡葬市场的混乱和无序，从而伤害民生。政府动辄圈地为官员群体建造墓地，既可能引导一种攀比心理，助推墓地价格的水涨船高，也可能诱发倒卖墓地的现象，滋生腐败。
更需警惕的是，墓地度身定做背后的权力自利现象。没有生的特权，哪来死的福利？事实上，该项目一直饱受民意质疑，也充满了程序上的瑕疵。譬如广东社会学学会会长范英教授就曾多次提出应将此事交由广州广大市民公开论证，但却并没得到民政部门的任何回复。政府之所以逆民意而行，很显然不是哪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整个权力阶层的特权意识在作怪。他们既是公共资源的垄断者，也是公共决策的制订者，公众有理由推断，对死后福利尚且如何不遗余力，那么对生前的现实利益又是何其的贪婪无度？显然，可怕的不是“国家干部”们享有专属墓地，而是特权的无处不在和无远弗届。从这个意义上说，遏制权力的滥用和消除特权，才是问题的关键，不如此则不仅伤害民生，更是政府公信力的自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