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元瀛《地震记》内页（记述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山西平陆大地震。）
北京史上最大地震、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地震波及地区示意图。
山西洪洞义旺中镇庙碑刻“地震”题记拓片。
四川雅安发生7.0级大地震，使地震二字成为近来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古人早期称地震为“地动”，认为是一种“地不宁”即大地不安定的现象。遭遇“地不宁”后，古人是如何抗震救灾，以减轻地震带来的社会伤痛的？
皇帝颁“罪己诏”——汉宣帝刘询“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
相对于现代，由于物资的匮乏和技术力量薄弱，古代抗震救灾的难度很大。在封建时代，不少朝代的“皇帝”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反应，竟认为是自己得罪了上天，要检讨自己的施政得失，急于下“罪己诏”。
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人三才为一体，地宜宁不宜动，地若“不宁”有动，说明阴阳失调，或与人君失政有关，是上天给予的惩罚和告诫。所以，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要赶紧承认错误，把罪过揽下来，以获得上天的宽恕，避免上天再给人间降灾，减轻灾民的不幸。
西汉刘询（宣帝）当皇帝时的本始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元前70年6月1日），河南以东49个郡国皆发生地震，不少地方是山崩水出，“杀六千余人”。刘询便为此下了道“罪己诏”。
《汉书·宣帝纪》记载，刘询是这样说的，“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刘询想表达的意思是，地震是天地神灵发出的警告，是我刘询没有安定民生，我现在很恐惧。
显然，下“罪己诏”的做法，对抗震救灾而言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一直到清朝灭亡，封建皇帝们都愿意这么做。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上午，北京发生了建城史上最大的一场8级大地震。这场地震所及，东至辽宁沈阳，西至河南安阳，范围之广、破坏之严重都是罕见的。震中在三河、平谷一带。从《中国地震目录》所辑史料来看，这场地震中共有45500人遇难。
据《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看到如此灾情，当政皇帝玄烨（圣祖）第二天即下了“罪己诏”：
“朕薄德寡识，愆尤实多。遘此地震大变，中夜抚膺自思，如临冰渊，兢惕悚惶，益加修省。朕意中素有数事，使尔诸大臣、总督、巡抚、司道、有司各官，咸共闻知，务期洗心涤虑，实意为国为民……”
清圣祖的“罪己诏”看似“心里话”，实是忽悠所谓上天和欺骗百姓的把戏。但“天下第一人”能向天下检讨施政得失，提醒各级官员好好为百姓办事，主观上也是一种进步，对安抚灾民情绪还是相当有用的。
灾区“免租赋”——西夏时期夏州地震遭“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税三年”
如果说“罪己诏”玩虚的，那么大打“恩情牌”，给灾民以物质、经济的具体帮助，便很实在了，也最受灾民欢迎和肯定。最常见的手段之一，是给灾民“免租赋”，即现代所说的免税。
汉宣帝刘询在下“罪己诏”之后，采取了两种措施，一要求，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的朝中大臣“走基层”，寻访民间有学问的人，找到应对地震的办法；二指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意思是，法律条例中有可免除而能安定百姓的，逐条上报；对遭受地震重灾的民众，免收粮租钱税。
刘询驾崩后，29岁的刘奭（汉元帝）以太子身份继位，继位当年又发生地震。刘奭心系灾民，下诏称，关东一带没有收成，不少老百姓活不下去，各地官府（郡国）要善待灾民，不要收租收税。不只如此，还把由少府看管的皇家水面、林地等白白租给灾民，以生产自救，谋条活路。
东汉刘保（顺帝）当皇帝时的永建三年正月初六（公元128年2月22日），汉阳郡（治所在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发生强烈地震，京师洛阳亦有震感。《后汉书·顺帝纪》记载，当时还是小皇帝的刘保，“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口赋”。
北魏在免收灾民租赋方面，做得也不错。元恪（宣武帝）主政年间，北魏国境内地震频发，据《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上的统计，元恪连头连尾当了17年皇帝，而地震发生了25次，平均二年近3次。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朝廷多次给灾民“免租赋”。
延昌元年四月二十日（公元512年5月23日）发生的大地震，遍及京师洛阳、并州、朔州、相州、冀州、定州、瀛州及肆州、恒州等十几个州地。地震发生当年的十月份，朝廷便免除了肆州、恒州等重灾区一年的租税；十二月份又免了洛阳、河阴两县的租税。
“免租赋”手段，历朝不绝。西夏李仁孝（仁宗）当皇帝时的大庆四年四月（公元1143年5月），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发生地震，清吴广成《西夏书事》记载，当时李仁孝下诣，“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税三年，一人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
唐朝李隆基（玄宗）当皇帝的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初十（公元734年3月23日），秦州发生大地震，死了4000多人。地震发生后，李隆基及时派出朝廷官员，前去震区慰问：有遇难者的人家免除一年徭役；一家死三人以上的，免除徭役二年。
朝廷“赐钱”——汉顺帝刘保下诏7岁以上伤者“赐钱”每人“二千”
“免税”是不要灾民上缴法定的钱物，这对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确是相当有利的，但并不能解灾民的燃眉之急，于是朝廷想到了给灾民“赐钱”。在唐宋以后，尤其到明清时期，朝廷赐钱，直接补助灾民银两、钱粮，成为一种惯例。
东汉永建三年汉阳郡大地震发生后，小皇帝刘保派光禄大夫赶赴金城、陇西等地灾区核查灾情，赏赐地震中遇难者家属。遇难者年纪在7岁以上，每人给2000钱，即《后汉书·顺帝纪》中所谓，“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
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四月地震发生后，朝廷“出太仓粟五十万石，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第二年冬十月，朝廷除再次免除肆州、恒州等地一年税负外，又从国家粮库拿出粮食救济。纳税丁口全部死亡、孤立无所依靠、家里未接受免除赋役的灾民，由朝廷供粮，直到来年新粮收获时。
北宋赵祯（仁宗）当皇帝时的景祐四年十二月（公元1038年1月），京师开封和忻州、代州、并州等三州，先后发生地震。《宋史·五行志五》等史书记载，这一年的地震共死亡32306人，其中忻州19742人、代州759人、并州1890人。包括州一把手在内，忻州不少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了，赵祯便给遇难官员的家属发放了5万至10万钱不等的抚恤金，“军民死伤者，皆赐有差”。
到了清代，发放金钱的做法更普遍，还形成了相应的较为成熟的“蠲赈办法”。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后，康熙要求户部和工部，迅速拨款赈灾。户部主事沙世到震中三河县后，“散赈乡村穷民九百四十一户，户各白金一两。”
在古代，除了发钱粮给幸存者生活外，官府还会给遇难者准备安葬费。如西汉刘骜（成帝）当皇帝时的绥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公元前7年11月11日），京师长安发生大地震，刘骜第一时间派中央官员下去调查、慰问，“赐死者棺钱，人三千”。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凡地震中遇难者不能棺殓的，均由官府负责出资安葬。乾隆《三河县志》记载，时工部主事常德奉命等到达三河后，除发放救济金外，还负责料理遇难者后事，对1168名死者，每人头给棺殓银二两五钱。而在其他地区，遇难者每人抚恤银二两。
各界“捐银”——康熙年间临汾“阖省大小各官捐银与在城贫民盖房”
古代抗震救灾款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二是地方政府出资。此外，民间和个人“捐银”，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所谓“捐银”，是明清时期较流行的说法，即现代慈善行为所说的捐款。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公元1695年5月18日），山西临汾地区发生地震。在灾后重建中，山西官方发动全省的公职人员捐款赈灾，救助灾民生活。康熙《临汾县志·祥异志》上记载了此事，“阖省大小各官，捐银与在城贫民盖房。”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发生后，不少缙绅富户都能慷慨解囊，为灾区出钱出力。据张仪《张学士文集》，当时有位在天津经商的张孺人，“倾箧付典质，钱积门中，雇人掘被压者，所活数十百人。”
古代朝廷也会积极引导民间抗震救灾力量。康熙十八年七月的特大地震，导致京城房屋严重倒塌，康熙皇帝除要求户部、工部等政府机构积极组织施救外，特地下诏，动员有钱的官绅富户捐银，给灾民修建房屋，对积极捐款的“大款”，朝廷会提出表扬和奖励。
在灾难面前，邻里抱团，共渡难关，这种“众志成城”也是古代所提倡的。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地震后，康熙皇帝便号召和要求灾区老百姓互相帮助，“两邻十家户，有互相存恤之义，可协助修理”，以尽快恢复家园。
当然，古代地震救灾的措施和手段很多，并不局限于上述几种。此外，在古代，军人也是抗震救灾的主力。如宋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公元1068年8月），河北路（治所在大名府）发生地震，“城壁皆压，发卒数十万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