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最新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而中国收入差距有将近一半来自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笔者不认同这样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个的贫富差距更来自于企业内部，强调地区差异无法掩盖这一基本事实。
关于调节贫富差距，从人大代表到舆论媒体，都在炒作“提高个税起征点”，但是从来没人提“提高最低工资”，但对于贫富分化来说，提高最低工资却是比任何手段都好的方法，大家现在感觉不到，是因为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形同虚设，对企业没用，在企业随便一个工作，都能达到月工资3000元的深圳，政府却将最低工资定位1500，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将最低工资定为3500或是4000，就意义不同了。陈双专
上届政府在任期之末草草出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意见，但毫无影响，关键就是缺乏核心措施。
城市赤贫阶层
新城市赤贫阶层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结婚无望，买房无望，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很难。城市赤贫阶层以刚毕业的学生为主，但不局限于刚毕业，有的已经毕业数年，但也无法摆脱赤贫的命运。这些人以前被称为蚁族，现在被称为屌丝。
工作体面 收入极低：中国的赤贫阶层跟拉美和印度不同，拉面和印度的赤贫阶层大多缺乏正当的职业，而中国的赤贫阶层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比如他们在公司从事着诸如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市场策划、财务会计、平面设计、质量管理，计算机，文秘文员，甚至新闻记者，出版编辑等职业，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工资极低，不仅比技工更低，而且比农民工还低，低到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他们仅能拿到3000多元，而在其他城市或许工资只有2000多元，他们维持这种最低的生活还是在公司提供宿舍的前提下，如果公司不提供住宿，他们几乎生活不下去。
中国的赤贫阶层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第二个区别，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温带，有着长达三四个月的寒冷冬天，因此印度、拉美等热带国家常见的简陋到的只有一张塑料布的房屋在中国几乎难以见到，但中国赤贫阶层的居住条件则主要表现为拥挤，公司集体宿舍，多人合租的小区房等，这与那种露天房相比，看起来不那么像贫民窟，这也是很多人不承认中国存在贫民窟的原因。
工作体面与赤贫好像很难联系起来，但在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前两年中国有媒体搞了个“八零后大典”，选取了一些典型的八零后进行报道，其中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新京报的一个调查记者，工作两年都攒不下两万块钱。而新京报一直被看做是市场化报纸成功的样板，而调查记者也因其高危险性，工资还高于其他记者，知名媒体的调查记者尚且如此，而其他人可想而知。
中国年轻人刚步入工作岗位时，70%需要家庭接济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这些人2年内，大部分人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再需要家庭的接济，但很难攒下钱，绝大部分人在30岁之前没有进入更高级的职位，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生活中看不到希望。
新赤贫阶层的出现，白领阶层的赤贫化，多人以为是高房价的原因，这是主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很多人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买房是他们从没想过的事情，很多人也从不去售楼处问询。
中国企业基层白领的赤贫化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大企业的工资差距高达1000倍，很多名企高管的年薪可以达到数千万，而普通大中型企业高管的年薪也有几百万，而基层职员的年薪只有几万，相差百倍，而这种差距在10倍，最多不超过50倍的差距还是可接受的，而目前几百倍，几千倍的差距则是离谱之极。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其他最低工资则是首选之策。
提高最低工资才能减少赤贫阶层
提高最低工资，可以提高基层人员的工资，拉小基层人员和高管的工资差距，中国应该建立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联动机制，不再人为的调动，而是自动的调，笔者认为最低工资应为平均工资的60%才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因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由其平均工资决定的，而不是最低工资，提高最低工资也不会导致企业裁员，企业需要多少人，主要是由岗位决定，而非由工资，其实中国的工资增长很快，差不多五六年就会翻一番，比如改革初是几十元，现在是几千元，增加上百倍，企业照样会招人，不会受太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