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0日早上，未经预告的芦山地震发生，作家李承鹏立即中断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一书签售，紧急奔赴灾难现场。
我隐约意识到一场爱心比赛又要开始了。
救灾的情况与五年前无多大差别，志愿者人车塞于途，有几个大学生仅仅是为了发放几瓶矿泉水，体会救灾的感觉。各种消息次第传来，在念叨死伤人数之外，大家都在等待主角出现。一号首长照例只作批示，二号人物出场亲民。在这个过程中，很难看见地方政府的身影，唯一看见的是该县书记范继跃左手腕上那块新月般的白，那是被一块名表遮蔽所形成的禁区。有一种说法，表就藏在书记的裤兜里。
最高指令之后，调动，奉献，讴歌，表彰，轻车熟路。
随行记者拍摄的李克强总理早餐照，刚露头便招致猛烈讥讽。
握手，说几句实在的话，总理轻盈回京。
按照指令行事的媒体，是不会满足于一出没有高潮的戏，他们要书写人性的华美篇章，于灾难里发现中国梦的蛛丝马迹。
于是，便有了磨刀老人之类的系列故事。
八十四岁的吴锦泉提着装满硬币的钱袋，笑嘻嘻走进江苏南通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他花费三月挣来的钱，在该会人员手里翻滚，并化为一串坚硬的数字：一元钱1714枚，五角硬币503枚，一角硬币7枚，共计1966.2元。清点过程是喜悦的，授受双方在合作完成一个新闻。这些仅够官员们小酌一餐的人民币，已经挣脱了货币属性，成为善的结晶。
这是老人两年来每天骑自行车走街串巷磨刀积攒的血汗钱。磨一把刀一块钱，这是老人磨了近两千把刀的收入。他与老伴住在“三间破旧”的瓦房里。除了磨刀，吴锦泉夫妻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老伴出来捐钱时穿的黑裤子已经有三十九年了”。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老两口累计捐款23392.2元。报道称，在汶川地震捐款现场，当有人问：“捐了这么多钱您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呢？”老人说：“我才八十，我还能挣！”
看到这里，你应该会感动了吧？见贤思齐，你也该掏出点什么来吧。吴锦泉老人是一个大善人，但我想问的是，他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体面、尊严与他无缘，他只是一个勤勤恳恳、一心想帮助他人的符号。当八十高龄的老人为灾区捐款的时候，这不正是一个国家形象轰然倒塌的负面新闻吗？他辛苦了一生，政府回报他的是什么呢？
当然有。政府以自己一贯的方式，赋予这位1928年出生，1959年加入中共的好人下列荣誉：“红十字博爱特别奉献奖”，南通市“道德模范百场宣讲和网上宣讲”先进典型，“磨刀老人”成为该市首个注册公益商标，还成立了“磨刀老人微公益基金”。
政府最看重的或许是，老人是南通市年龄最长的红十字志愿者。
政府及其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借助他达到了自己教化人民的目的。老人被做成了标本，他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强化这个道德标签的意义，鼓动更多的普通人把血汗钱投向红十字会的募捐箱，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他当然不会知道郭美美们的事迹，即使有所听闻，他也不会中止自己的行善义举。攒钱，在关键时刻——政府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一块硬币一块硬币地展示出来，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传之四海，成为感动中国的元素。一切都安排好了，闪光灯调好了焦距，文字记者举起了录音笔，一举一动都将载入史册，做这样的善人是愉快的。
福建媒体则端出了另一种菜品。“我们每人要捐一百元，捐给灾区人民。”惠安县螺阳镇四位年过七旬、靠捡破烂谋生的阿婆拿出了自己的辛苦钱。这次摆在桌上的是一元、五元、十元、百元的票子。她们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到村里的工厂捡碎布条去卖，经常忙到晚上八九点，每个月最多只有二百多元收入。她们自己种菜，偶尔才会吃顿肉。
新疆的媒体甚至拉出了一个乞丐。在磨刀老人捐款的次日，乌鲁木齐慈善总会设立的捐款点迎来一位特殊捐款者，一名男乞丐捐出了乞讨两月所得，总共1003元。报道称“他的举动感动了现场所有人”，随即被网友封为“最美乞丐”。
毫无疑问，这都是些值得尊重的善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边缘人，靠一己之力顽强地活着，本应是慈善机构的扶助对象，竟然担当起救助灾难的重任。在他们的善举面前，政府应感到羞愧才是。
现代社会的常识是，国民通过选举和交税（包括购物）与政府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税收支撑政府机构运行，政府必须满足国民的生存需求；政府是纳税人雇佣的仆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主人服务——主人有监督、解雇政府的权利。因而，政府以公正的司法体系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使其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尊严；天灾人祸，便是政府尽力伺候主人的时候。
芦山地震本应是政府回报国民的大戏，却蜕变成全社会爱心展示的闹剧。“捐款似乎成了每次灾难的主题曲”（迩东晨语），而且那些逼人捐款的，自以为占据道德高地，高举爱国主义大棒，气势汹汹挥向道德纠结的人群。政府所属各色机构，把分解了的善举义务，通过行政指令简化为摊派，实为借助公权力打劫国民。“被捐”之后的郁闷和愤慨，让施善者对灾民难有情感认同。
逼捐，诱捐，限制他人募捐行善，为的是将所有善款纳入囊中——由政府一手操办的国内红十字会肆意支配。在可以想象得到的行政逼迫下，快递公司才会实行赤裸裸的差别对待：送给灾区红十字会的才享受免费待遇，李承鹏等民间救援者们只能徒叹奈何！
政府垄断了救灾，除了彰显其自夸的全能力量外，意在阻止社会组织的发育。在这之前，已经将因汶川地震而兴起的志愿者团体纳入共青团麾下，成为一支官办力量。驾驭、控制，消除一切自发性组织，中共自毛泽东执政以来的功绩，就是消灭了一切自发的社会组织，让所有人匍匐于权力麾下，任其驱使。只有权力可以畅通无阻，所有的事情必须依赖神圣而专横的“组织”。被强行纳入权力系统的爱心，自然变质，本能的行善成为拙劣的表演，比如陈光标式的炫耀救灾。
在权力轨道外行善的李承鹏们步履维艰。他们雪中送炭，为那些政府来不及或想不到的角落里的民众解除了饥渴，却屡遭作秀质疑。有好事者还试图撮合红十字会掌门赵白鸽与李承鹏和解，在未采访李承鹏的情况下，南方都市报记者绘出了一幅极富喜感的图景：在红会救援队的帮助下，李承鹏团队载满救援物资的卡车得以进入灾区。后来两车再次相遇，“双方都将车窗摇了下来，赵白鸽向白色SUV内的乘客问好。李承鹏也拉下口罩，向赵白鸽问好并表示感谢。他说：‘谢谢赵会长，如果不是你，今天就没法进到芦山县城了’。赵白鸽当即回应称愿意与李承鹏到前面找处地方停下，相互沟通，了解对方对救援的看法。李承鹏称自己尚有十几吨物资无法到达芦山县城，希望予以帮助。赵白鸽当即表示帮忙。”
“赵白鸽称，某些微博‘意见领袖’对红会有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偏见，源于沟通太少，她十分愿意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这才是新闻眼。看到报道的李承鹏，当然不能接受记者的“好意”，他批评记者是用“春秋笔法巧妙为红十洗地”。
在政府的不解之外，李承鹏们还面临着民众的深刻误解。在许多人心里，做好人好事，政府认可的才是正能量。“那些含沙射影的公知群魔太多了，他们是分裂国民的价值观，哪怕有一点公知都要打压！”有人还发明了“公知体”：“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国家怎么了？这里的人民怎么了？政府怎么可以这样？政府怎么可以那样？政府为什么不能这样和那样？体制！还是体制！体制不变，我拉不出屎吃不下饭！”
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政体不会如天真的知识分子们所冀望的那样改变。在此情形下，李承鹏们若不与体制达成和解，到底还能走多远？
全世界人民都想知道。
